在一家知青网站上看到董加耕于2026年11月7日去世的消息，不相信这是真的。

最初，我是在这家网站的报道里，看到在董加耕的名字后，除了标明出生年份之外，还加了一个2026年的下限，我看了几遍，怀疑是不是加错了，但事实上，这个2026，是董加耕生命终止的年限。

我想到2022年五一期间，曾经随从南京专门到盐城的老领导拜访过董加耕，当时年已八旬的董加耕身体很健康，走路可以用健步如飞来形容，谈起过去的往事，每一个时间点与人物都没有一点错讹。

我当时对董加耕有几个印象：

一是他很乐观。

一般人碰到像董加耕的几起几落，会产生一种抱怨、吐槽的心态，但董加耕谈起往事，既有当年现场参与者的动情回忆，又有事过境迁者的泰然评点，他尊重昨天那一个自己，又用跟上时代的与时俱进的自己，来回看昨天的董加耕。在这个过程中，他表现出无所不谈，毫无避讳，这种通透感，折射出的是内在的精神力量和思索能量。

二是他健谈。

在他的家里，他讲起往事，注重细节，像讲故事，更像讲一段秘闻，可惜，他所知道的历史细节，没有更多的文字予以记录。当时我们可以感到，董加耕及他的妻子非常想把他知道的事情记录下来，他的妻子明确地表达了：我们有很多材料，愿意提供给你们。但董加耕很低调，笔者回来整理了一份偏通稿式的采访录，董加耕那一方传来的回音，是不想发布出来。于是这一篇材料就压在电脑里，直到今天。

而自己当时也不想发布的原因，就是因为稿件写得太正，离我真正感知的受访者本人差距较大，但笔者也知道，我也没有能力，去写出真实的董加耕的思绪点滴。

但是，有，聊胜于无吧。借董老去世之际，我今天趁此机会发布在这里。

三是他爱妻。

我们来到董加耕居住的地方，是一个老小区，虽然外面是老城区的繁华地段，但进入小区，仿佛走近了一个遥远的年代。没有电梯，上楼完全靠脚步攀爬，对于八十岁的老人来说，未免有一点不够友好。当时他的妻子刚刚做过手术，身体很是虚弱，直到今天，我依然留下一个难忘的印象，那就是我们聚会结束之后，老领导让我陪董加耕夫妇回家，在上车的时候，董老在我的前面，十分自然地伸出手来，搀住他的妻子的手，托了她一把。这完全是一种自然的下意识的动作，不是一种公众面前的表演。而回到家门口，他一直搀扶着他的妻子，走上楼梯。让我看到了一个比名家笔下更为感动我与触动的“背影“。我感到董老是一个爱妻之男。这一点让我对他多了几分立足于平凡人角度重视人伦亲情的敬重。

四是他怜子。

董加耕有一个幸福的家族，在他的家里挂着满墙的与几代中央领导人的照片中间，还间杂着他与孩子们的合影，而他也乐于向我们介绍他的儿孙满堂的那种天伦幸福。

五是……

这个内容，应该就是笔者当年写的那篇文章的主题所在吧，那就是他与时俱进，听从时代的召唤，这才使他成为一个时代主题的象征与代表人物吧。

乡村振兴的号角声里，拜访董加耕重温永恒的时代旋律

乡村，不应该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

党的十九大，乡村振兴列入国家重要战略，首次进入公众的视线。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正式发布，成为新世纪以来指导“三农”工作的第19个中央一号文件。

可见乡村振兴的力度之大，步履之快，措施之实。

在乡村振兴的号角声里，一位当年放弃北大上学的机会、回到乡村、立志务农的青知识青年董加耕，再次进入我们的视野。

这个年青人当年放弃升学的机会，而去当一个农民的原初动机是什么？

他曾经受到毛泽东的宴请，在他的心里留下了什么样深情的纹路？

走到今天，他已经八十三岁，回首昨天，他又该如何定位他当年选择的回故乡之路？

而我们更为关切的是，在他当年回乡的选择中，又与今天的乡村振兴，能否找到时代脉搏的共振点？

抱着这样急切的心情，我们试图走进当年那个在21岁的年龄上选择回乡的青年的内心世界。5月1日，我们一行来到了盐城市老城区的一座宁静的小巷里，走进一个看起来有着悠久年代的小区，来到了董加耕的家。

董加耕开了门，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开始时，我们担心会遭遇到名人的那种漠然态度，会让我们的期待降温与失望。

但是，屋子的主人，却让我们拥有了宾至如归、温暖如春的感受。他让我们坐到了堂屋里的沙发上，然后便如数家珍地介绍起了他的往事与感受。

他知道我们的时间很紧，没有客套，没有虚言，而是希望能在最短的时间里，满足我们的所有的疑问与询问。

他的温暖的人格魅力，瞬间融化了我们一行。

后来，我们发现，他的温暖感，甚至已经漫溢到他所在的整个小区。

当我们结束室内的采访，一起走出小区的大门，几个陌生的年轻人，也对着董加耕举起了手机摄像头。

他们显然知道这个小区里住着一位重量级的知名人物。在忙里偷闲之间，这些青年人，提出了与董加耕合影的愿望。

董加耕颔首同意，没有一点架子，听任这些年轻人站到他的身边，留下与他合影的镜头。

一位年轻人握着董加耕的手，说：您的手，握过毛主席、周总理，握住您的手，就像握住毛主席、周总理的手一样。

这就是红色的传承，这就是历史的传递。

更多的传递，是在永不变色的精神辐射上，是在一脉相承的初心坚守中。

在之后的拜访过程中，董加耕回答了我们最为急迫想知道答案的三个问题：

一、舍弃学业、回乡务农的背后有着鲜为人知的原因：

1961年，董加耕迎来了即将中学毕业、人生面临着重大选择的紧要时刻，当时他在龙冈中学里成绩名列前茅，已经被学校保送到北京大学哲学系，那么，为什么在即将毕业的前一刻，他打报告要求回乡呢？

正是他的这一与众不同的选择，今天，一提到董加耕，就会想到当年流传的一个口号：学习董加耕，不考大学下农村。

那么，这背后究竟有着什么样的隐情？

董加耕回答了我们的这个问题。

他说，他中学毕业的1961年，正是国家刚刚走出三年困难时期的特殊时刻。

他特别提到，那一年公共食堂还没有解散。他毫不避讳，公共食堂先天的缺陷，造成了多吃多沾现象，更加重了农民们的饥饿现状。

那时候，农村生产力不高，完全靠望天收。他的家乡，地势低洼，粮食收成低，农民生活也是饥一顿、饱一顿，作为一个种田的农民后代，董加耕深深地疑惑着，农民们为什么连自己都养不活？

哪一点上出了毛病？

他感到，当前的乡村更需要他，他希望在他的家乡的三百二十亩土地上，寻找到一条提高农作物产量的可行之策。

到北京上大学，固然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将来会成为一个坐在书斋里的学者、研究者，但是，乡亲的命运改变不了，家乡的命运改变不了，看着乡亲们徘徊在艰难的生活边缘，董加耕内心里的直感是：，再也不能有片刻的耽搁，乡亲们等不及了，农村更需要他。

迫切改变家乡面貌的内心冲动，催促着他果断地作出了回乡务农、改变家乡面貌的决定。

村民们后来对董加耕的看法是，他不仅是父母的大孝子，还是农民的大孝子。

了解董加耕的心路历程，我们还要站在那个时代的制高点，把握董加耕选择的社会大背景。

五、六十年代，国家非常重视农业，在董加耕上学的时候，国家提出了“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而农村也史无前例地被时代推到了中心舞台上。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期反映时代的文学作品，都是农村题材，从《创业史》、《山乡巨变》到《艳阳天》，书中的农民们站在了中国最密集的聚焦视线中，甚至那些小山村里的青年男女走在月夜下的温馨场面，都恍若成了世界中心的关注焦点。

正是农村在那个年代被赋予了一种时代的中心地位，激励着那个年代的最优秀的青年，投身到农村的广阔天地中去，就像今天的国家乡村振兴策略，再次把乡村建设推举到中华复兴的战略高度，向有志青年发出了“加入我们”的热切呼唤。

现在看来，董加耕当年的选择，有着逻辑上的自洽性与时代的共情性，与时代的走向，并不突兀。而董加耕向我们敞开他的心扉，谈及“乡亲们等不及了”这么一个简单的理由，更把他心底的那个时代青年的最具可贵的责任感给表述无遗了。

而这份责任感，即使在我们今天，依然是驱动我们勇敢地担负起时代使命的一种原初动力。

从董加耕当年回乡务农到今天的乡村振兴的号角劲吹，我们看到始终不变的时代节奏，就是让优秀青年到农村去，在这里完成时代赋予的中华复兴的伟大征程。

董加耕在1961年听命于时代的呼唤，顺应了那个时代赋予他的选择，而今天，那一份同样激越的时代召唤依然飘扬在乡村振兴的伟大事业中。

二、扎根故土、兑现承诺的背后有着惊天动地的改变：

董加耕直到今天，依然记得周总理说的一句话：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要把知识用起来。

知识青年下乡，是带着知识下乡，而不仅仅是带着一个劳力。

董加耕也用自己的语言，表达了他下乡的真正内涵与意义：如果董加耕回家当一个农民，不抵一头老牛呢。

正是这样，如果他仅仅给农村提供的是牛一样的力气，他真的不如一头牛干活力量大，改变家乡面貌，需要的是知识，需要的是智慧，需要的是头脑。董加耕在他的晚年经常挂在嘴边的养生之策“脑子要用、肚子要空、脚步要动”，我们可以看到起源在哪里。

从下乡的那一天起，董加耕就带着迫切的心情，希望用自己的知识，改变家乡的面貌。

董加耕所在的董伙村，当地人称为“西乡”。

我们当时还去了今天的董伙村

地名中的“西”，是相对于盐城的“东进”的地理特点而得以凸显的。

盐城以范公堤为界限，堤内称为“西乡”，堤外是大片的滩涂，从“西”的角度来看，堤外过去是一片汪洋东海，所以，那里被称为“东海”。

“西乡”地带，离海渐远，过去这里属于芦荡水乡，地势低洼，涝涝的要死，旱旱的要死，董加耕回到家乡，看到的就是这种“人靠天收”的生产现状。

没有水利，要想多产粮食，几乎是不可能完全的任务。

董加耕生于斯，长于斯，对多少年来，主要作物是种水稻的特点，他有深刻的体验。

回乡之后，从修整水利上动起了脑筋。盐城西乡低洼地带，积水极易漫溢，他和大家一起，打圩子，疏沟渠，生产队三百二十五亩地，留下了他的辛劳与汗水，靠天吃饭的现状有所改变，旱涝保收总算实现了。

董加耕得到了村民的肯定，他先后担任保管员、会计、生产队长，对他来说，他觉得他回乡的路走对了。

西乡的水乡特点，只能种水稻，除此之外，别无选择，这成了农民们的一种习惯定势。水稻分成早中晚三季，完全靠人工插秧。插秧时节，从五月份开始栽秧，一直插到七月份，雨季来临，水位上涨，前面的早稻田，没人去管理，后面的晚稻插不下去，整个村庄，就被水稻绑架了，越忙还越乱，产量非常低。

能不能改变这种单一的种植现状？回乡三年，董加耕已经荣誉加身，报上发了他的报道，他也作为先进个人到省里作报告，但他心里始终压着秤砣，苦苦思索从根本上解决村里的种植老大难。

又到了插秧季节，整个村里连轴转，围着水田转。牛不够，用人工拉犁，董加耕和村民们，在水地里泡着，拉犁耕地，累一点、苦一点没有什么，但是太耗费人力。村里一合计，决定到方强农村去买牛。

董加耕带着两位老农，越过范公堤，到了“东海”方位的方强农场。农场负责人听说他是董加耕，问他“是不是报纸上广播里天天宣传的那个董加耕啊？”，待确认后，场长特别热情，一路绿灯，赊欠了十二头耕牛的欠款，但要董加耕为农场作报告。这也应该属于那个时代的名人效应吧。

周围的农场闻听董加耕大名，纷纷邀请他去作报告，这么一讲就是一个星期，董加耕趁这个机会，暗中观察，这些称为“东海”地域的种植状况是怎样的。

他看到，这里是棉区，长棉花是主流。他暗想，我们西区为什么不能长棉花呢？人家种棉花，鞋子一穿就下地干活，劳动强度低，收入却高得多，其实，董加耕从这次偶然的买牛经历中，萌生了“沤改旱”的种植业改革。他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一历朝皇帝都没有能做到的事情，可以称之为“农业内部的第一次产业变革”。

回到村里，董加耕提出长棉花，村民们纷纷反对：“我们西乡的水田哪里能长棉花啊？人家东海的地势高，靠海，水能排得了。”但董加耕有一股执着的牛脾气，认定的事情 ，一定要干成功。

说干就干，他用小围子围了一百亩地，作为试点，从东到西，挖了一条排水沟，把水田里的水一放，水田改旱地初功告成。

水干以后，又有新问题，西乡的地，酸性大，董加耕马不停蹄，亲自带人，到海边去收草木灰。回来后，他又发动村里的学生，一起来“点棉花”，点下棉籽，草木灰抓一点，中和了酸性，除掉了障碍，终于在水田上种上了棉花。

那一年，风调雨顺，一亩收皮棉71斤，“沤改旱”改成功了。结果是棉花增加了，水稻虽少了一百亩，由于加强管理，水稻增长三万多斤。

附近的乡镇，也闻风而动，把小围子圈起来，排掉积水，整个里下河就推广起来了。

董加耕用亲身实践，证明着知识青年下乡的真正要义。1964年，他受邀到南京的一所中学作报告，介绍自己的回乡经历，感染了现场的一千多名中学生，纷纷打报告要求到农村去，董加耕说：你们学习我，并不是到农村去，农村需要的是知识，你们多学知识，才是真正对农村有用的人。

董加耕虽然未能进高校学习哲学，但他在种田的过程中，始终用思辨性的眼光解析着自我，修炼着自我，完善着自我。

三、身居茅屋，眼观全球的背后有着与时俱进的情怀：

六十年代，随着董加耕的事迹传遍全国，他写于日记之中的警句，也广为人知：“身居茅屋，眼观全球，脚踏污泥，心忧天下。”

这次董加耕与我们促膝交谈时，对当年所说的四句话依然能够脱口而出，并且凭着记忆，在他的传记书中一字不漏地默写出来。

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他依照四句话的格式，新拟了四句话，表达他在新时代的情怀和志向：“深居小楼，眼看宇宙，脚跨大洋，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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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句话顺应时代的改变，在表达上有了调整，但从本质上，仍一脉相承着他没有变更的初心。

在他的这份表达中，也可以看出，他视野更广，胸襟更大，面向更远，这份新思考，在他对下一代人的培养中更有着鲜明的体现。

他当初选择做了农民，但是，有一个根本没有变，那就是做一个有知识的农民。在孩子的培养上，他始终要求他们，必须不断地充实自己，用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

董加耕有一儿两女，他一直未放松对他们的教育培养。他的孙子一辈，一个博士两个硕士。这也是他最为骄傲的家庭喜事。

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或许能够更容易理解他在新形势下所说的“脚跨大洋、走向世界”所蕴含的内涵。

回顾他的人生，他用五个七年作出简短的概括，回乡七年（1961——1968？），北京七年（1968——1977？），乡政府七年（1977——1984），乡镇局七年（1984——1994），地方政协七年（1994年——2000年）。

三十五年中，率先在省级报刊上报道他回乡务农的事迹，是在1962年8月8日的《新华日报》，文章标题是“目标始终如一”。

那么，他是如何走进这个重要的媒体报道的节点的？

这一点，董加耕向我们披露了背后的隐秘，他说，那时候，青年团的活动比较多，他下乡务农之后，经常参加青年团活动，介绍自己回村劳动的感受与经历。当时第一个报道他放弃上大学机会回乡务农事迹的，是当时盐城教育局的三位同志，他们用《嘉庚改加耕》为题，第一次以文字的形式报道了他的事迹。

董加耕原来名叫“嘉庚”，也是这篇报道，首次将他的名字改成了“加耕”，意为“加强农业，立志耕耘”，自此，董加耕这个名字，便有了特定的内涵，而传遍全国。

地方报纸的报道，让董加耕的事迹插上了翅膀，之后董加耕的事迹越传越广，成为那个时代的特定代名词。1964年3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董加耕所走的路，就是毛泽东时代知识青年应该走的路。”

1964年8月16日，毛主席接见出席第九届团代会代表，董加耕列席。

1964年12月26日，毛泽东主席邀请董加耕和邢燕子、陈永贵、王进喜四人，参加他的生日宴会。毛主席让董加耕坐在自己的左边，从宴请礼仪上，这是餐桌上的主席位。服务员上菜，都是从董加耕的席位开始，这样，也就有了董加耕三让菜盘给毛主席的故事。当董加耕第三次把放在自己面前的菜盘，移到毛主席面前的时候，主席示意让他不要谦让。与领袖的亲密接触，使董加耕看到了中央领导人对自己的殷切希望，他明白，毛主席亲自圈定他与邢燕子坐在身边，看重的是青年人朝气蓬勃，希望是寄托在他们身上。

这份希望一直是日后董加耕淡然面对命运沉浮的精神支柱。文革结束后，他离开北京，因为他抱定着一个信念：“北京不少一个董加耕，家里少不了一个董加耕”，无论是在之后的乡政府还是在乡镇局工作岗位上，他始终围绕着“农村第二次产业结构改革”的主题，出谋划策，付诸实施。在他四处奔走忙碌的身影中，遥相呼应着他回乡务农时力促“沤改旱”这一“农业内部的第一次产业变革”创举。不管起落与沉浮，他都始终未曾忘记当年回乡务农时的那一份立志服务家乡的初心。

把准时代的脉搏，跟上主流的节奏，站着潮流的前头，这就是董加耕用他的亲身践行作出的回答。

回顾自己的坎坷而传奇的经历，他笑称：“福气不小，运气不好。”

但是，他在历史每一个节点上对自己的准确把握，使他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而他获得的荣誉，也反映了时代给予他的应有的肯定：

1996年11月董加耕他入选“共和国英模”50人之一，应团中央邀请参加共和国新老英模座谈会。

2005年，当时的中央领导审看了他的履历，作出了重要指示，特批他享受全国劳动模范待遇，参加团中央举办的群英会。

他以幽默的口吻，说及他24岁受到毛主席接见的六十年的并不平静的岁月，说“红旗不倒，举得不高。”

回顾他的过往岁月，他深情地说：“我是党培养起来的，盐阜人民培养我们，我们有为党争光的义务，没有为党抹黑的权利。

话语中含着他对自己的严格自律。

董加耕是毛泽东时代的一个模范代表，但是，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他依旧体现出他的模范性与先锋性，可以称着跨世纪、跨时代的楷模。

在他的狭小的居室里，他与中央领导合影的照片，悬挂在醒目的位置，董加耕的夫人，特地让我们站到凳子上，告诉我们董加耕在照片中的位置。从毛泽东时代，走进新时代，他能够与五代领导人站在一起、拥有同框荣耀，正印证了他的身上所体现出他当年的回乡选择、造福乡里的选择，永远得到我们时代的尊重与倡扬。

站在新时代，他必然要将他在24岁成为共和国一个象征的年代，与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进行对比，他说：毛邓毛邓，先有毛，后有邓，表面矛盾，实质没有矛盾。毛爹爹开河治水，解决温饱，邓爹爹架桥筑路，五谷丰登。”

这也是他之前他曾经说过一段接受记者访谈的更为形象的新的演绎。当时他在接受记者时说道：“领袖是一个整体，离开了谁都不行，毛与邓各有千秋，我最敬佩毛主席的雄才大略、高瞻远瞩，周总理的鞠躬尽瘁、顾全大局，邓小平的举重若轻、机智灵活。”

作为受到第一代领导人重视的一位代表人物，董加耕对今天新时代的有着更为骄傲的评价。对此，他用“四感”表达他的感触：一是自豪感。我们这个五千年的文明古国，在党的领导下，蒸蒸日上，欣欣向荣，今天的中国强大，富强，这是了不起的事情啊。二是成就感。国家有大成就，各地区都有成就。我们个人也有成就，家庭和睦，生儿育女，抚育成人也是成就嘛。三是幸福感。医保保障，特困扶贫，绝对贫困被消除，这是不得了的事，历朝历代皇帝都做不到。四是责任感。我们是堂堂的中国人，过去我们被看不起，现在看到中国人，人家羡慕啊。幸福的时代，伟大的国家，我们都是有责任的。那就是把家庭搞好，把单位搞好，把自己搞好。

这是我们记录下的董加耕的朴质的话语。

当我们问讯哪一个中央领导人对他最为关心的时候，董加耕不加思索地说道，是周总理。

1964年，在三届人大上，董加耕当选为大会代表、主席团成员，受到了周总理的接见，当时周总理亲热地称他为“小同乡”。

1974年，四届人大筹备期间，董加耕当时正因为莫须有的罪名受到审查，周总理了解他的情况后，要求为董加耕平反，并提议将他增补进入四届全国人大。当总理在北京再次见到董加耕的时候，看到董加耕的鼻梁上多了一副眼镜，关心地问：小董，怎么戴上眼镜了？

董加耕告诉总理，自己的因为看书、做账，用眼太多，眼睛近视。

董加耕至今对总理仍佩服不已的是，总理惊人的记忆力，而这后边，折射的是总理对人的尊重。

这次，董加耕在与我们的交流过程中，我们曾经让他在他的传记书上签名留念，在分手的时候，董加耕竟然依次说出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一个八十三岁的老人，还能记住一面之缘的访问者，我们可以感受到的是，他传承了老一辈国家领导人待人接物的风格。

永远不曾远去的背影

董加耕当年回乡投身新农村建设，今天国家再次发起乡村振兴的伟大战略，这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而董加耕当年用他的实际行动，致力于新农村建设，他所走过的道路，依然对我们今天的乡村振兴有着现实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