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毛泽东：思想引介、共事合作到革命认知分化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连续担任中共一至五届中央总书记；毛泽东于中共三大进入中央局，跻身党的早期中央领导中枢。二人的关系历经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思想仰慕、建党初期工作共事，到大革命时期因对农民运动、土地革命、国共统一战线策略产生重大认知差异，之后走上不同政治轨道。

本文依据当事人自述、党内档案、回忆录等原始史料，梳理二人数十年复杂的历史关系，区分思想启蒙、共事合作、路线分歧、后世评价几个阶段，厘清这并非世俗私人恩怨，而是中国早期革命实践中产生的政治认知分野。

很长一段时间，受时代条件制约，国内对陈独秀的历史评价存在简单化标签化的倾向，多强调其后期错误，对其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建党阶段的历史贡献发掘不足。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之后，党史学界重新整理档案文献，对陈独秀一生功过开展系统考辨。党史研究者陈铁健撰文《中共建党第一人陈独秀》，对他在建党过程中的核心地位予以论证。

党内领导序列上，陈独秀自建党之初主持中央全局工作。1923年中共三大选举产生中央局，毛泽东当选中央局秘书，正式进入当时党的中央领导中枢。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首次设立中央书记处，此届会议毛泽东仅为政治局委员，并未进入书记处班子。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毛泽东成为中共中央实际负责人；1945年中共七大正式当选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一直任职至 1976 年逝世。陈独秀主持一至五届中央，毛泽东主持七大至十届中央，两人都是中共党史无法绕开的关键人物，二者交往的起落，也折射出幼年中国共产党探索革命道路的曲折历程。

早在建党之前的新文化运动浪潮，青年毛泽东就深受陈独秀思想熏陶。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旗帜，猛烈批判封建礼教旧文化，为各类新思潮传播扫清社会土壤，唤醒一代进步青年。就读湖南第一师范的毛泽东是该刊忠实读者。

据《毛泽东自述》记录，当时国内诸多进步青年团体，很大程度上都是受《新青年》感召而组建；青年毛泽东一度推崇康有为、梁启超，读了陈独秀、胡适的文章之后，二人成为他新的思想榜样。

1917 年，毛泽东结合体育实践写成《体育之研究》，因“毛泽东” 繁体笔画合计二十八画，遂以“二十八画生”为笔名投给《新青年》。陈独秀审阅文稿，认可文章的立论，将全文公开发表。这篇文章的刊发，使远在湖南的青年毛泽东进入陈独秀的视野。同年9月，毛泽东与张昆弟、蔡和森交谈时评价：“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 张昆弟还谈及，过去毛泽东言必称康梁，受《新青年》影响之后，言谈常常论及陈独秀与胡适。

1918年8月，毛泽东为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来到北京，经李大钊介绍，在北大图书馆担任助理员，在此第一次见到仰慕已久的陈独秀。这次会面交谈时间不长，主要交流新民学会在新思潮影响之下的发展情况，但给毛泽东留下极深的精神触动。他曾向杨开慧谈及，在北京接触众多学人，陈独秀给自己的影响最大。十几年后接受斯诺采访，他依旧明确表述，这一时期陈独秀对自己的影响超过其他人。

1919年，巴黎和会外交失败，五四运动爆发。陈独秀不只是舆论旗手，更是运动的直接参与者，被称作“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他起草《北京市民宣言》，提出废除对日密约、罢免卖国官吏、保障民众集会言论自由等诉求，呼吁改造北京政局。6月11日，陈独秀亲自到北京游艺园向群众散发传单，被北洋当局密探逮捕，《新青年》编辑部也遭到查抄。

陈独秀被捕消息传遍全国，孙中山、章士钊等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呼吁当局释放。身在长沙的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刊发《陈独秀之被捕与营救》，称陈独秀是“学界重镇”“思想界的明星”，写下“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公开声援营救。同年 9 月，陈独秀才获释出狱。

1920年，驱张运动取得胜利，毛泽东取道上海返回长沙，再度拜访陈独秀。此时陈独秀已经完成思想转变，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全力推进建党筹备。二人交流阅读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同时探讨湖南自治运动现实路径。这次晤谈处于毛泽东思想转向的关键节点，陈独秀坚定的信仰态度，对他产生重大影响。后来毛泽东多次回忆，正是此次交谈推动自己转向马克思主义；中共七大的讲话当中，他还提及，自己最早就是从陈独秀那里了解到马克思主义。

晤谈之后，陈独秀委托毛泽东回到湖南，筹建当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并给予方向指导。张国焘《我的回忆》提及，毛泽东成为湖南党组织主要发起人，离不开陈独秀书信层面的鼓励与推动。回到长沙，毛泽东联络新民学会进步分子，开展思想宣传，搭建湖南党的早期组织。

以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为起点，全国建党工作逐步铺开。1920年8月，上海发起组成立，推举陈独秀担任书记，函约全国各地进步分子建立支部。北京、武汉、济南、广州，香港、日本、旅欧的党组织，大多在陈独秀直接指导或者推动之下建立，为中共一大召开做好思想、组织储备。

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致蔡和森书信中写明：“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宣言即仲甫所为）”，印证陈独秀在建党进程当中的核心地位。

中共正式成立之后，毛泽东主持下的湖南党组织，工农群众运动开展成效突出。1921年底，发动上万群众开展反对太平洋会议的示威游行，社会反响强烈。1923年中共三大，陈独秀作大会报告，在批评上海、北京、湖北等地工作不足的同时，专门表扬湖南：“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

中共三大选举五人中央局，陈独秀任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当选中央局秘书，进入党的中央领导中枢。依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秘书承担文书通信、会议记录、保管党内全部文件职责，党内一切函件，必须委员长、秘书共同签字方可生效。1923年4月毛泽东抵达上海，三大闭幕后，直接作为陈独秀的助手处理党中央日常党务，这是二人革命生涯共事的顶峰，陈独秀赏识毛泽东的组织才干，予以充分信任。

第一次国共合作局面形成之后，面对农民运动、土地革命策略，两人认知开始出现分歧。毛泽东完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主张在共产党领导下推行激进土地政策，积极发动组织农民。陈独秀并不认同这套判断，拒绝以党中央名义公开发表该文，文章只能在广州地方刊物刊载；另一篇《赵恒惕的阶级基础和我们当前的任务》，只能以小册子形式在湖南刊印。自此，毛泽东对陈独秀的右倾政策开始产生不满。

大革命持续推进，分歧进一步放大。1927年中共五大，毛泽东提出迅速强化土地斗争的意见，没有被大会纳入正式讨论。会议将地主划定为占有五百亩以上土地者，毛泽东认为该标准脱离中国农村实际，很难动员底层农民。恰逢湖南地方接连发生冲突事件，陈独秀要求毛泽东对此承担责任，双方革命策略层面矛盾持续激化。

1927年大革命遭遇惨重失败，八七中央紧急会议召开，总结大革命失败教训，批判此前中央的右倾错误，陈独秀不再担任总书记职务。自此，二人处在完全不同的革命境遇：毛泽东投身武装斗争，探索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党内责任不断加重；陈独秀离开中央领导岗位，思想持续演化，之后卷入托派相关活动。二者不再存在工作层面的协作，这是革命形势、路线认知带来的政治分野，并非普通私人之间绝交。

此后数十年，毛泽东站在党史角度，对陈独秀作出多维度评价，不同时期各有侧重。1936年陕北接受斯诺采访，他依旧承认青年时期陈独秀给自己带来巨大思想启蒙，同时指出大革命失败，陈独秀动摇的机会主义路线负有主要责任。

1945年4月21日中共七大预备会议，毛泽东专门论述陈独秀功过：肯定其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主编《新青年》，启蒙一代青年，五四运动为党储备大批干部；正是陈独秀与周围进步力量集合，促成中国共产党诞生。他将陈独秀类比俄国普列汉诺夫，肯定启蒙、建党功绩，同时指出其思想局限、后期严重错误，以及后来走上托派道路，提出将来修党史，应当客观记述陈独秀的相关史实。

1937年8月，陈独秀走出国民党南京监狱。国民党多方拉拢，许诺劳动部长职位、十万经费劝其另组政党；美国机构邀请他出国撰写自传；胡适等人劝其参加国民参政会，全部被他回绝。托派希望他回上海重整组织，同样遭到拒绝。陈独秀表达愿意参与抗日救亡运动，中共驻南京办事处叶剑英等人与之接触。

中间人罗汉受委托赴西安，向延安请示处置方案。林伯渠把情况电告延安，张闻天、毛泽东联名发出《关于对付托陈派分子的原则的指示》，提出联合抗日三项前提：第一，公开放弃、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公开声明脱离托派组织，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第二，公开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第三，以实际行动证明拥护诚意；全部落实之后，再商议其他关系。

陈独秀多次对外申明自己不再隶属任何党派，只代表个人，但拒绝公开检讨认错，说出 “我不知过从何来，奚有悔”，无法接受电报设定的前提，合作抗日设想就此搁浅。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回顾这段往事，坦言当时革命根据地力量尚不稳固，顾虑陈独秀思想传播带来的影响，所以提出那几项条件，最终没能促成合作。

之后陈独秀辗转漂泊，落脚四川江津鹤山坪，生活清贫窘迫，1942年5月27日贫病离世，终年63岁。其丧事有国民党官员送来帛金，地方乡绅出资协助料理；此时双方处在不同政治阵营，不存在个人吊唁往来。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在多次党内讲话当中，多把陈独秀作为党史路线错误的典型案例加以剖析。但并未牵连没有参与错误活动的家属。1953年2月，毛泽东乘坐军舰沿长江巡视，途经安庆，向当地地委书记傅大章询问陈独秀家乡与家属情况。得知其子陈松年在窑厂做工，生活困苦，甚至变卖财物度日，毛泽东作出指示：“陈独秀后人生活有困难，可以照顾”。遵照指示，当地确认陈延年、陈乔年烈士身份，颁发烈士证书，安庆地委统战部按月给陈松年发放30元生活补助，补助一直发放至1990年陈松年去世。

综合梳理全部史实，新文化运动与建党阶段，陈独秀是毛泽东重要的思想引路人，赏识其才干，给予重要工作岗位，中共三大之后二人有正式共事经历。大革命后期，面对农民运动、土地革命、统一战线这些关乎革命成败的重大命题，二人形成截然不同的政治判断。八七会议之后，伴随党内领导格局变化、各自思想演化，分属不同政治轨道，不再有工作协作。毛泽东看待陈独秀坚持两分视角：既承认其在五四、建党阶段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同时严肃批判大革命时期路线错误与后期思想走向；政治立场的分野不等于私人恩怨，对其无辜后代，在政策允许范围内给予生活层面体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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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M]. 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

[12] 唐宝林。陈独秀全传 [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年版。

【作者】

谷新光：红色文化学者、作家、诗人、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