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 年 10 月 28 日，重庆大坪刑场。

十个人并排站在那里，等待行刑。其中八位是大义凛然的革命烈士，另外两人是叛变革命的涂孝文与蒲华辅。枪声响起之前，十个人一同唱起《国际歌》，一起高喊 "共产党万岁"。

叛徒涂孝文，喊得格外用力。

档案记下了这一幕，但这声口号，并不能抵消他此前出卖战友、摧毁地下党组织的深重罪责。

从延安派回的干部，一夜之间全盘崩塌

要说清楚涂孝文这个人，得先说清楚他是谁。

涂孝文，又名涂万鹏，四川富顺县人。1937 年入党，并非普通党员，曾在延安学习，是中共七大代表。他先后担任过江安县委书记、泸州中心县委书记，1945 年作为大后方代表团成员出席党的七大，这份资历在当时分量很重。

解放战争打响之后，组织把他从延安派回四川。1947 年 11 月，他被任命为中共川东特别区临时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兼下川东工委书记。下川东一带的游击武装、地方党组织，很大程度上是他参与建立起来的。

这样一位受过重点培养的干部，为何走向背叛？ 这要从 1948 年初说起。

那一年，重庆地下党做出大胆尝试，把《挺进报》寄给国民党各级官员开展政策攻心。此举震动国民党当局，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大为震怒，命令行辕二处处长徐远举限期破案。

特务以《挺进报》为突破口大肆搜捕，前后一共抓捕 135 人，其中县级以上干部 40 人，重庆地下党系统遭受毁灭性打击。

造成这场灾难最关键的原因，是两名高层干部的变节。

1948 年 4 月，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被捕，随即叛变。刘国定是川东临委第三号人物、重庆市委最高领导，他一投降，重庆地下党的大量秘密随之泄露。市委副书记冉益智紧随其后，4 月 16 日被捕，当天就叛变，速度连特务都感到意外。

刘国定、冉益智争先恐后供出自己掌握的党员名单，被捕人员数量像滚雪球一样不断扩大。徐远举拿着口供，按名单四处抓人。

冉益智供出了一个关键名字：涂孝文。彼时涂孝文身在万县，距离重庆数百里，领导下川东地下斗争，化名 “杜谦益”。他自认为地处偏远，相对安全。

特务赶到万县抓捕他，一开始涂孝文还拒不承认身份。 直到冉益智被带到他面前，昔日同僚当面指认：这个人就是涂孝文。 涂孝文的心理防线开始动摇。

当天夜里，特务对他动用酷刑，用棉被蒙住他的头殴打，又拿手枪对他进行死亡威胁。肉体的恐吓之下，涂孝文彻底崩溃，选择了叛变。

他陆续供出下川东党组织二十多名同志的信息，联络员、地工委委员、县委书记，但凡他知晓的，大多交代出去。下川东地下党组织，因他的口供遭到毁灭性破坏。

一名经过延安历练、亲手开辟下川东工作的地工委副书记，在敌人的威逼之下，背叛了信仰与战友。

被押往重庆之后，涂孝文先关押在军统杨家山集中营的 “优待室”，后转至白公馆。他写下《自白书》，登载在重庆多家报纸，特务把这份自白当作瓦解地下党的宣传材料四处散发。

这个阶段，涂孝文对敌人尚有利用价值。而被他出卖的同志，正接连落入特务魔爪。

被出卖的人，用骨气写下了另一种答案

涂孝文叛变之后，特务拿着口供四处搜捕，张开一张血腥的大网。

第一个遭到抓捕的，是雷震。 雷震，四川泸县人，1943 年担任中共万县县委书记。他有着双重公开身份：万县上海法学院国民党组织分部书记、万县地方法院统计室主任，掩护工作十分隐蔽。

涂孝文叛变的第二天，就带领特务，在雷震上班的途中将其逮捕。 特务把叛变后的涂孝文带到雷震牢房，命令他劝降。 雷震看着昔日的上级，只冷冷说出五个字：“我不认识你。”

没有怒骂，没有激烈斥责，可这五个字分量千钧。代表着革命者已经从精神上将叛徒彻底隔绝。 1949 年 10 月 28 日凌晨，雷震与其他九名革命者一道，高唱《国际歌》，高呼革命口号，在重庆大坪刑场英勇就义。

第二个被出卖的，是李青林。李青林，四川泸州人，1947 年赴万县担任万县县委副书记。涂孝文供出她之后，特务很快将其逮捕。

审讯中特务对她使用老虎凳酷刑，不断垫砖，生生折断了她的右腿。剧痛浸透全身，李青林始终咬紧牙关，没有吐露组织的任何秘密。特务事后记录，用尽手段，就算撬断腿，她依旧一言不发。

无计可施的特务，调来涂孝文到场对质。档案留存了对质这件史实，但没有留下详细现场对话。面对被自己出卖、身受重刑的下级同志，涂孝文无言以对。1949 年 11 月 14 日，李青林在重庆电台岚垭英勇牺牲，年仅 37 岁。

第三个被出卖的，便是江竹筠，也就是大家熟知的“江姐”。 涂孝文的口供暴露了她的联络员身份，江竹筠在万县被捕，关押进渣滓洞集中营。特务对她用尽酷刑，竹签钉进手指，却始终不能让她屈服。

转移押解途中，只要路过渡口、人群聚集处，江竹筠与李青林就会高声向群众揭露：冉益智是叛徒！涂孝文是叛徒！ 她们抓住一切可以发声的机会，警示外界认清叛徒真面目。

1949 年 11 月 14 日，江竹筠于电台岚垭被害，年仅 29 岁。

除了雷震、李青林、江竹筠之外，根据涂孝文、冉益智的口供，唐虚谷、杨虞裳等地工委委员，以及二三十名下川东地下党员相继被捕。下川东地工委委员几乎全部未能脱险。

一个人的叛变，织就一张严密的抓捕罗网，涂孝文用自己掌握的情报，把下川东地下组织拖入黑暗。

价值被榨干之后，敌人不再需要他

叛徒被利用的周期，往往十分短暂。

随着大批地下党员被捕，涂孝文能够提供的情报被基本榨干。重要人物抓捕完毕，特务对他的兴趣快速冷却。

从优待室迁入白公馆，涂孝文处境急转直下，特务不再找他问话，不再向他打探情报。他从可供利用的工具，变成监狱里多余的人。

他试图找狱中昔日战友搭话，换来的只有难友发自内心的鄙夷与唾弃。

狱中革命者对涂孝文进行过规劝，希望他认清前路。

之后涂孝文不再主动供出新的同志，也拒绝跟随特务外出抓捕，但是史料记录，他并没有坚决正式拒绝加入特务组织，内心仍存投机观望，没有彻底同反动势力划清界限，没有真正悔过归向革命。

特务再来提审，他选择闭口，不再提供新线索。但这份停止作恶，不等于洗刷他出卖同志的滔天罪责。

大特务徐远举对涂孝文越来越反感：情报已经榨干，又不再配合特务工作，留着没有用处。于是徐远举在上报处决名单时，随手圈进了涂孝文的名字。

就这样，曾经被特务当作工具的叛徒，价值耗尽之后，被敌人送上刑场。 敌人对他没有感激，也没有仇恨，只有冷酷的利用与抛弃。

1949 年 10 月 28 日，处决名单敲定，一共十人。名单之中，有陈然、王朴、雷震这些受尽酷刑绝不屈服的革命烈士。也有涂孝文、蒲华辅，这两个曾经叛变、出卖同志的人。

蒲华辅是原川康特委书记。甫志高是《红岩》当中的文学合成人物，糅合了蒲华辅、刘国定等多名叛徒的真实经历，不等同于现实里某一个具体真人。

十个人，两种人生抉择，迎来同一个刑场，同一个时刻。历史把他们放进同一张处决名单，却永远不会混淆烈士与叛徒的界限。

解放之后，另外两名主要叛徒也迎来结局。 冉益智解放后伪装成渣滓洞幸存革命者，到处作报告吹嘘自己坚贞不屈，谎言最终被戳穿。1951 年，重庆人民法院判处他死刑。

刘国定解放后到军管会登记自首，被押回重庆审判，1951 年同样被判处死刑。

背叛革命的人，最终无一善终。历史对于背叛，记得清清楚楚，不会因为时间流逝抹去罪责。

大坪刑场上的最后一幕

1949 年 10 月 28 日，重庆大坪刑场。距离重庆解放，仅仅剩下三十天。只要再坚持三十天，山城就将迎来解放。可这十个人，没有等到曙光降临。

十名囚犯被押赴刑场，排成一排。秋日重庆空气潮湿，刑场周边，有行刑军警，有被强迫前来围观的民众，还有路过的普通百姓。

行刑之前，有人唱起《国际歌》。一人起头，歌声蔓延开来，十个人一同放声歌唱。唱罢，人群中响起呼喊：共产党万岁！所有人跟着呐喊，涂孝文也在其中，他呼喊得格外用力。

这是档案留下的客观记录。

但需要讲清楚：临刑随同众人高喊口号，是他最后的行为，却不能抵消此前叛变出卖给革命造成的巨大伤害，也没有史料证明他实现了思想上的悔过重生。他出卖数十名战友的事实，铁证如山，无法被最后一声口号抹平。

历史尊重档案记录下的现场行为，但绝不把临刑随众呼喊口号，等同于叛徒的悔过与平反。出卖战友、破坏地下党组织的罪责，不会因为最后一刻的举动一笔勾销。

枪响之后，涂孝文倒下了。

涂孝文的悲剧，早在他受刑叛变的那个夜晚就已经注定。他前半生是受过组织重点培养的革命干部，后半生沦为出卖战友的叛徒，两段经历共同构成完整的他，哪一段都不能被抹去。

红岩烈士留下的《狱中八条》中，对涂孝文这类干部叛徒有着深刻剖析：部分干部平时工作踏实，可一旦遭遇生死考验，就无法守住信仰底线，酿成无法挽回的灾难。

狱中革命者的风骨，的确对身边囚徒形成强大精神震撼，但涂孝文始终没有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回归。停止继续作恶，和赎罪悔过，二者不能等同。

那一声混杂在烈士呐喊之中的口号，就这样留在 1949 年 10 月 28 日的大坪刑场。时刻提醒后人：信仰的考验，往往就在生死一瞬间；背叛的代价，终会被历史永久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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