堤畔植柳，以固千秋：古人如何以草木筑起防洪长城

北京自古水患频仍。永定河因善淤、善决、善徙，历史上被称为“无定河”，自金代建都以来，其洪水始终是威胁京城安全的重大隐患。为抵御水患，古人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防汛方法——植柳固堤、设官分职、凿渠设关，至今仍令人叹服。

以柳护堤：

草木皆兵的防洪智慧

古代堵口护岸普遍使用“埽”——用杨树枝、柳树条、秫秸、芦苇、土、石块等捆扎成圆柱形，配合竹木框架。洪水来临时需要大量就地取材，这便要求河岸两侧广种杨柳。南宋水利志《四明它山水利备览》记载：“植榉、柳之属，令其根盘错据。岁久沙积，林木茂盛，其堤愈固，必成高岸，可以永久。”杨树、柳树根系发达，错综复杂的根系能将河岸土壤牢牢固定，使堤防更加牢固。

最迟在北宋，法律制度已规定河道两岸堤防必须种植柳树或杨树。清代更将植柳固堤推向极致。《永定河志》载：乾隆时期规定，河兵每人每年植柳百株，树苗规格为“长八尺，径三寸”，栽种标准是“惊蛰后地气通，于附堤内外十丈柳隙，刨坑三尺栽种”。乾隆三十八年春，他阅视永定河时作《题金门闸堤柳》诗：“堤柳以护堤，宜内不宜外；内侧盘根结，御浪堤弗败”。

植柳固堤这一措施，还衍生出新的社会功能——百姓休憩的场所。清代《鸿雪因缘图记》记载“二闸修禊”景象描绘的正是京城通惠河庆丰闸一带植柳成荫、百姓游乐的场景。

康熙七年（1668年），浑河（今永定河）水决，“直入正阳、崇文、宣武、齐化诸门，午门浸崩一角”。正是植柳固堤的推行，使永定河堤防日渐牢固。

二闸修禊

（图片来源：《鸿雪因缘图记》）

设官分职：

历代水务的督察制度

据《北京志·水利志》记载，金设都巡河官，“掌巡视河道、修筑堤堰、栽植榆柳、凡河汛之事”。金泰和四年（1204年）出台考科法，要求水务官员确保“堤防坚固，备御无虞，为河防之最”。元代水务由督水监负责，元世祖忽必烈曾亲自任命，并提出“守城大业，利国之事，唯己任者，方可担当”。

明初，锦衣卫官校、五城兵马司巡视京师沟渠；成化十五年增设员外郎专责巡视。清顺治元年“定令街道厅，管理京师内外沟渠”；乾隆十七年置值年河道沟渠大臣，统管京城各水系。对水务官员渎职者，历代均有严惩。《明英宗实录》载正统四年京师大雨，五城兵马司多位主管官员因失职受罚。崇祯三年，朝阳门监督主事因怠工被“褫其职，廷杖六十，发原籍为民，永不叙用”。

金中都水关遗址

（图片来源：丰台文旅）

凿渠设关：

城市排水的系统工程

辽代兴建南京城时，便挖掘排洪沟渠、修建水关涵洞，将城内雨水排入城外大河。金海陵王迁都燕京后，参照北宋汴京规划，“驰道甚阔，两旁有沟，沟上植柳”“汛时水畅，无以积堵”。修建城垣时在城墙下预留水关涵洞——进水关在北、西城墙，排水关在南、东城墙。1990年，考古工作者在右安门外发现金中都城墙下水道遗址。

元代修建大都城时，刘秉忠与郭守敬依地势“先凿泄水渠七所”。城内南北主干大街两旁辟石砌排水明渠，宽约1米，深1.65米，城墙下预修水关涵洞，中部装置铁栅栏。为防止护城河水量过多，在南城外修挖文明河（今前门外三里河）泄洪。由于排水系统布局合理，元朝统治近百年间，京城未出现严重水患。

明清时期，北京内城共有七座水关，外城七门中除广安门至西便门间外，其余各门均有水关。每到汛期，各水关由兵马司派专人看守。《大明会典》载：“设立通水器具，于该衙门拨军二名看守，遇雨过，即令打捞疏通”。

元大都北城垣水关遗址

（图片来源：海淀宣传）

治河安澜：

从“无定”到“永定”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直隶巡抚于成龙受命治理“无定河”，疏浚河道百余里，修筑南北两岸大堤近二百里。对直接屏障京师的石景山—卢沟桥段东岸堤防，标准明显高于其他河段。工程完成后，康熙帝赐名“永定河”此后百余年，永定河洪水不再直接冲击北京城。

永定河古河道示意图

（图片来源：《中轴线与北京古河道》岳升阳/著）

千年治水智慧一脉相承。从金代水关涵洞到现代水库调度，从堤岸植柳固土到卫星遥感监测——变的是手段，不变的是对江河安澜的执着守护。

内容来源： 北京时间、北京晚报、北京日报、水利部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