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馆、红楼、骡车与书信

“南陈北李”四个字，今天读起来像一句现成的并称。其实这四个字是后来才凑到一起的：先是“北李南陈”，1933年一副挽联把“南陈”放到了前头，1943年才有人在文章里直接写成“南陈北李”；至于“相约建党”连用，要到1978年以后才流行起来。

这两个人最早的交集在1914年东京的一本杂志上。至于“南”和“北”，确实对得上籍贯——陈独秀是安徽安庆人，李大钊是直隶乐亭人；但更要紧的是建党那几年两人分头活动的地方：一个在上海、广东，一个在北京。

安庆陈家与乐亭李家

1879年10月9日，安庆城北门内“后营”的陈家添了一个男孩。孩子谱名庆同，官名乾生，字仲甫，后来以“独秀”为笔名——名字取自怀宁境内的独秀山。

陈家是安庆的读书人家。祖父陈章旭有盐提举衔候选知县的功名，生父陈衍中是秀才。1881年，陈衍中死在苏州的怀宁会馆，那年陈独秀才两岁。叔父陈衍庶膝下无子，把侄儿过继过来，陈独秀于是有了第二个父亲。陈衍庶字昔凡，号石门湖叟，1875年中举，此后一直在官场，做过知州、知府，官至道员，加四品衔；公余画画，宗法王翚，与姜筠齐名。黄宾虹《近数十年画者评》说“皖江南北，素多画工”，接下来点的两个名字就是陈昔凡和姜颖生。

陈独秀十七岁参加院试，取第一名，中了秀才；第二年赴南京乡试，不中。此后从1901年起，他五次东渡日本。

乐亭那边，1889年10月29日，大黑坨村的李家也添了一个男孩。李家堂号“怀德堂”，孩子字守常，就是后来的李大钊。

李家的情形与陈家相反。李大钊还没出生，父亲李任荣就病死了，年仅二十三岁；出生第二年，母亲周氏也去世。他是祖父李如珍一手带大的。1907年祖父去世，家里只剩薄田数十亩。李大钊在《狱中自述》里写：“我家贫，只有薄田数十亩，学费所需，皆赖内人辛苦经营，典当挪借，始得勉强卒业。”“内人”是妻子赵纫兰，同村人，1884年生，1899年过门。

1907年，李大钊考进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3年冬东渡日本，1914年9月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陈独秀那时候已经在东京住过好几趟了。

陈独秀有四个儿子：延年、乔年、松年、鹤年；延年1927年7月在上海龙华被杀，乔年1928年6月也在龙华被杀，都没有活过三十岁。李大钊有八个子女，长大成人的五个，长子李葆华、长女李星华后来都入了党。

先有北李南陈，后有南陈北李

现存文献里，最早把这两个人并提的说法是“北李南陈”，不是“南陈北李”。

1920年8月，赵世炎在法国勤工俭学，在一张李大钊与陈独秀合影照片背面的硬板上写了一篇杂感，提到勤工俭学学生中流传着一首诗：“北李南陈，两大星辰；茫茫黑夜，吾辈仰辰。”五四运动和建党前后，还有一首嵌名诗在社会上流传：“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悬照古今。”“孤松”是李大钊的笔名，“独秀”是陈独秀。两首诗的作者都查不到，从语气看，大约出自北大校内那批学生之手。

顺序颠倒过来，要等到1933年。4月23日，北大同人和家属为李大钊举行公葬，灵柩从宣武门外的浙寺起灵，送往香山万安公墓。送葬队伍里有一副挽联：“南陈已囚，空教前贤笑后死；北李如在，哪用我辈哭先生。”上联说的是关在南京老虎桥监狱里的陈独秀，下联说的是死了六年的李大钊。这副挽联的作者，有说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会长兼总干事杨杏佛，也有党史读物记为中共北京地下组织所送，两说并存。

把“南陈北李”四个字直接连起来用，目前查到的最早文献在1943年。这年3月，周佛海在《古今》半月刊上发表《扶桑笈影溯当年》，回忆1920年在上海商议组党的事，说“南方由仲甫负责，北方由李守常负责，当时所谓南陈北李”。1947年4月26日和5月3日，蔡尚思在《文汇报》连载《李大钊的思想评介》，说李大钊“与陈独秀齐名，被世人称为南陈北李”。1987年12月，梁漱溟在书里回忆李大钊，也说“一时有‘南陈北李’之称”。

“相约建党”连用，时间更晚。北京大学萧超然2001年在《百年潮》上发表《关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我见》，他的说法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里，无论自编的教材、教科书，还是各类党史专著，都没有出现过这个提法，它是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逐步传开的。1983年出版的《伟大的开端》采用了高一涵的回忆，写两人“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进行活动，筹建共产党”，后来的概括大约是从这里来的。

另有一路考证，结论与此不同。张宝明在《“南陈北李”：时代激流与家国情怀》一文中说，1913年7月9日的《新纪元报》第7版上已经出现过“南陈北李”，但那时是文化上的泛指；指向建党者的用法，见于1931年3月8日《申报》的“途说”栏：“共产党在创始时，有所谓南陈北李，即南方以陈独秀为领袖，北方以李大钊为代表。”1933年，署名“园”的作者在《社会新闻》第10期发表《南陈北李》，说“谈共产党者，必以南陈北李并称”。

两种说法对不上。1931年《申报》那条材料如果成立，“南陈北李”作为建党者并称的时间就要提前十二年；1913年《新纪元报》的用法，目前没见到旁证，查核不易。能确定的是：这不是两个人自己起的名字，也不是建党当时就有的叫法。

◆ 书房案头、杂志与窗外街景

东京，《甲寅》杂志上的往来

1914年，陈独秀到东京，给章士钊的《甲寅》杂志帮忙。《甲寅》这年5月在东京创刊，写稿的多是“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的读书人。李大钊1913年冬到东京，1914年9月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也给《甲寅》投过稿。

两人的交往从一篇文章起。1914年11月10日，陈独秀在《甲寅》第1卷第4号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开篇说“范围天下人心者，情与智二者而已”，通篇论中国人有爱国心而没有自觉心，末段情绪很低。文章登出来，招来不少非议。

李大钊读了，写了一篇《厌世心与自觉心》，1915年8月发表在《甲寅》第1卷第8号。文章先替陈独秀解释，说他那些激烈的话是为了唤醒国人，用意在言外；接着提出自己的看法：国家不可爱，正该去把它改造成可爱的，不能因为不可爱就不爱。用他的原话，是“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

两人第一次见面是在东京还是在北大红楼，现有材料说不死。可以确定的是，此后三年他们没有共事，直到1917年先后进了北京大学。

北大红楼，轮流编刊的两年

1917年1月13日，陈独秀受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教授兼文科学长，《新青年》随之搬到北京，改成同人刊物。李大钊1916年从日本回国，先办《晨钟报》，后编《甲寅》日刊，1917年底经章士钊介绍受聘北大，1918年1月接替章士钊出任图书馆主任。

1918年1月初，陈独秀召集《新青年》编辑部开会，从第4卷第1号起改为轮流编辑，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六人轮流负责，陈独秀负总责。

这一年李大钊写得多了。1918年7月1日，他在《言治》季刊第3册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说俄国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11月，北大在天安门前搭台开庆祝协约国胜利的讲演会，他上台讲《庶民的胜利》，讲稿和随后写成的《Bolshevism的胜利》一起登在《新青年》第5卷第5号上。三篇文章不在同一本刊物上，意思却是一路：法国革命、俄国革命、布尔什维主义，被他依次搬到中国读者面前。

五四之后，两个人一起出面的事情多了。6月上旬，陈独秀起草《北京市民宣言》，提出取消对日签约、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五条要求，李大钊参与其事，胡适把它译成英文，印成中英文对照的传单。6月11日晚，陈独秀到前门外香厂新世界游艺场的屋顶花园散发传单，被便衣侦探盯上，当场逮捕。

他在狱中关了九十八天，患了胃病。京师警察厅9月16日裁定准予保释，次日出狱。按《豫戒法》，他的行踪仍由中一区警察署按月填报，离京要报告。李大钊、刘半农、胡适、沈尹默几个人写了白话诗欢迎他，登在1919年11月出版的《新青年》第6卷第6号上。李大钊那首题为《欢迎独秀出狱》：

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他们的强权和威力，终竟战不胜真理。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因为你拥护真理，所以真理拥护你。

同期刊物的白话诗不止这一首，刘半农、胡适、沈尹默都写了。四个人的写法各不相同，共同的口气是松了一口气。

◆ 冬日城门外的骡车与行人

一辆骡车，两种回忆

1920年1月底，陈独秀离京去上海，为西南军政府筹办西南大学。事情没谈成，他转往武汉讲学。2月上旬，他在武昌文华大学讲《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湖北当局很不高兴，要他尽快离开。2月8日傍晚他回到北京，警察已经在他住处门口等着。

出京的办法是李大钊想的。1920年2月中旬，阴历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生意人外出收账的时候。李大钊雇了一辆骡车，自己扮作收账先生，跨在车把上，带几本账簿；陈独秀头戴毡帽，穿一件油迹满衣的背心，坐在车篷里。两人从朝阳门出城，往天津去。路上住店、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不让陈独秀开口，怕他南方口音露馅。

这些细节出自高一涵。1927年5月22日，武昌中山大学开追悼南北死难烈士大会，高一涵在会上讲《李大钊同志事略》，说他俩“返京后则化装同行避入先生本籍家中，在途中则计划组织共产党事”。1963年10月，他又回忆了一次，毡帽、背心、账簿这些，是这一次补出来的。

两次回忆有一处对不上。1927年那次说两人“避入先生本籍家中”，也就是李大钊的老家乐亭大黑坨；1963年那次只说一路顺利到了天津，随即买船票送陈独秀上船去上海。1983年出版的《伟大的开端》采了前一说，写成两人先到乐亭大黑坨村住了几天，再起身去天津。也有研究者提出，从北京绕道乐亭再去天津不合常理，何况陈独秀正被监视，进李大钊老家反而更招眼。201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处理得谨慎，只写“在护送陈独秀离京途中，李大钊和他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不写路线。

骡车上谈了什么，没有第三个人听见。此后半年，两人在南北各自动手。

1920年3月31日，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5月，陈独秀在上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6月，陈独秀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人开会，决定成立党组织，初步定名“社会共产党”，起草了十条党纲。接着，围绕叫“社会党”还是“共产党”，陈独秀写信给李大钊和张申府征求意见，李大钊主张叫“共产党”，陈独秀同意。8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取名“中国共产党”，陈独秀任书记。10月，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北大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成立，最初只有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个人，当时叫“共产党小组”。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开幕。陈独秀当时在广州，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李大钊在北京主持北方工作，两个人都没有到会。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警进入东交民巷苏联使馆区，逮捕李大钊等八十余人。4月28日，李大钊等二十人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被处以绞刑，年三十八岁。陈独秀那时在武汉，中共五大正在那里举行。他对人说起李大钊，留下一句评语：“守常是一个难得的好人。他的生平言行，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光明磊落，肝胆照人。”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死在四川江津鹤山坪的石墙院。最后几年他一直在写《小学识字教本》。5月13日上午，他写到“抛”字，包惠僧从重庆来看他，他放下笔招呼客人，此后再没有回到书桌前。替他整理遗稿的何之瑜在“抛”字后面的空白处记了一行：“仲甫先生于三十一年五月十三日上午著稿至此‘抛’字时，适人过访，旋即卧病，至五月二十七日逝世，乃成绝笔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