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军委决定公开邓稼先的身份，许多亲友问许鹿希：他还在世吗？

1986年6月，邓稼先的事迹开始公开，许鹿希接到了亲友打来的电话。有人问，过去什么都不能说，怎么忽然公开了？还有人直接问：他还活着吗？这句话听着让人难受。

那些关心他的人，已经很久不知道他究竟在做什么了。

那时邓稼先还在病中。6月24日，《解放军报》刊登介绍他的报道，此后多家报刊跟进，人们才逐渐把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同这个长期不在公众面前出现的名字联系起来。公开身份，对社会是一则迟来的介绍，对家里人却牵出了二十八年的生活。

1950年，邓稼先在美国普渡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只有二十六岁。同学称他为娃娃博士，老师也希望他继续研究，可拿到学位不久，他便乘船回国。

北京有尚待开展的研究工作，他很快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开始新的学术生活。1953年，邓稼先同许鹿希结婚，后来有了一双儿女。那几年，下班回家逗孩子，是他的日常。

许鹿希回忆这一段，记住的是一家人相处的快乐。后来再回头看，这种平常而稳定的生活，恰恰是丈夫接受秘密任务以后很难保有的东西。

1958年，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谈起国家准备开展的核武器工作。专业能力、留学经历和年轻，都使他成为合适的人选。但接受任务还有一层要求：研究的性质、具体内容，以及今后可能取得的成果，都要受到严格保密的约束。

这项工作会把一个人的人生改变到什么程度，邓稼先当晚就要面对。回到家，他告诉许鹿希要调动工作。她问调到哪里、干什么，他不能说；想要一个可以通信的地址，也难以像普通家庭那样得到答复。

两人谈了很久，家里的担子随之更多地落到妻子肩上。他向许鹿希讲明，自己准备把生命交给将来的工作，只要做成，付出也值得。

妻子接受了他的选择；第二天，平时并不热衷照相的邓稼先，主动带着一家四口拍了全家福。女儿还小，儿子更小，这张照片留下的，是这个家庭转折以前的模样。

进入核武器研制工作后，他要面对的又是一群年轻人。理论研究队伍里的许多成员刚毕业，对核物理并不熟悉，需要邓稼先亲自讲课，再带着他们开展研究。

先把问题弄明白，再共同计算、讨论、验证，队伍是在任务推进中逐步成长起来的。外部援助的变化又增加了难度。1959年，苏联通知停止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有关技术，1960年又撤走专家。

摆在研究人员面前的许多关键问题，需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邓稼先同同事研究确定主攻方向，计算和实验都得继续往下做。一个关键参数要反复验证，手摇计算机、计算尺和算盘都派上了用场。

算一次，结果还要核对，发现差异又得重新检查。年轻人的时间就这样花在成堆的计算纸上，邓稼先自己也常常工作到很晚，回家躺下后，脑子里还在推演问题。

许鹿希后来形容过丈夫的这种状态：眼睛闭着，思考却没有停下来，许多内容已经记在脑子里，仍能接着计算。家里人见到的是一个疲惫的人，外面的人却很难知道他为何如此。

工作保密，使不少本可以解释的辛劳，也只能留在家庭内部承受。在一次原子弹核心部件加工过程中，邓稼先一直站在工人身后。加工难度很大，他没有离开现场。工人轮班，他仍然守在那里，直到第二天拿到合格产品。

这种陪着技术人员把难关过完的做法，让他的责任变得十分具体。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个消息传遍世界，具体的研制人员却仍受保密要求约束。

邓稼先接着参与氢弹研究，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社会看见重大成果，他和同事又继续投入下一阶段的工作。保密甚至会延伸到老朋友之间。

1971年，杨振宁首次访问新中国，终于与多年未见的邓稼先重逢。临行前，他向老朋友询问中国原子弹研制是否有外国人参与。邓稼先没有马上回答，而是先向组织请示，随后专门写信，将核实的情况告诉了他。

什么能讲，什么暂时不能讲，连这样亲近的交谈也有边界。1979年的一次试验中，空投装置发生故障，核弹坠落，未按计划爆炸。邓稼先坚持参与查找，后来找到了有关残片。

这段经历，许鹿希在回忆中一直记得很深：丈夫对试验负有责任，面对异常，他首先惦记的仍是把情况弄清楚。1985年，邓稼先确诊直肠癌，住院接受治疗。

1986年3月留下的照片里，他还在病床上谈核武器研究，用手势说明有关部件的大小。躺进病房，他仍把许多精力留给了自己牵挂的事业。他当时惦记着两件要做完的事，一份关系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还有一本书。

建议书需要同于敏和其他同事商量，哪些内容调整，送到什么地方，病中的邓稼先仍反复交代。完成治疗和继续工作，在他最后的人生阶段常常交织在一起。

到了公开事迹的时候，他已为核武器事业工作二十八年。1986年6月，中央军委指示对邓稼先解密。6月24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刊登了介绍他的长篇报道，邓稼先隐姓埋名28年的经历终于为公众所知。

许鹿希也终于可以向更多人说明丈夫的工作。亲友那句还活着吗，正是这样来的。长期不能公开解释，外界对他的近况所知很少；忽然出现全面介绍，人们又担心这是不是一篇身后的纪念。

许鹿希后来谈起这些电话，带出的既有亲友的惦念，也有这个家庭多年不便向外诉说的处境。她当然熟悉丈夫的习惯，知道他怎样工作、怎样疲惫，也一直承担照顾家庭的责任。

可要把这些日常经历同国家的重大成果一起讲给别人听，过去有许多限制。公开宣传让个人的经历终于能被放进更大的事业里理解，那些久无联系的人，也因此重新问起他。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二岁。公开报道出现后仅一个多月，许鹿希便真正失去了丈夫。

亲友此前打来的电话，因此更让人感到珍贵：大家终于知道该怎样理解他的多年奔忙，他本人却已到了生命最后的日子。一项秘密任务能够写进履历，家里人经历的漫长岁月却很难被几行字装下。

孩子在长大，老人需要照顾，亲友会问起近况，妻子还要把每天的生活继续安排下去。许鹿希支持的，是一份她无法随意向别人解释的事业，也是一个常常顾不上家的丈夫。

今天再读那些来电，打动人的除了亲友终于知道真相，也有一家人多年沉默的付出终于得到理解。邓稼先留下了科研成果，许鹿希的回忆则让人看见，成果背后还有这样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