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突然消失的常委陈云：走时将蚊帐给张闻天，后来究竟怎样了

1935年6月，川西的雨淅淅沥沥地下着，此时的中央红军主力刚刚渡过金沙江，队伍正向懋功方向挪动，他们此行，是为与红四方面军汇合。

在懋功会师的胜利来临之前，中央政治局常委、红五军团中央代表陈云突然从队伍中消失了。几乎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陈云自长征出发以来，先后担任过军委纵队政委、渡河司令部政委，是这支队伍的核心人物之一。然而，这样的人却极其突然地失踪了，他身边亲近的人也不知道他为何失踪。

“失踪”前，陈云并未将自己离开的原因告诉任何人，他只是将自己的一些重要物品进行了分类处理。其中，机要文件交给了中央纵队秘书长刘英，请她转交组织；一条蚊帐给了张闻天；其他行李衣物也交给了刘英，请她转交给亲属。

交代完毕后，陈云就脱下军装，换上普通百姓服，在四川天全的灵关殿，由地下党员席懋昭的护送着离开了。离开时，他甚至没有回头望一眼大部队。这不是匆忙，而是生怕被发现。

早在陈云出行前的5月29日，即红军飞夺泸定桥的当晚，泸定会议就定下了陈云的出川计划。之所以推迟了十多天才正式出行，是因为高层在替他筹划此行的路线等等。

陈云此行肩负着两个巨大的任务，这两个任务极为危险。第一个任务是恢复上海白云地下党组织；第二个任务是打通和共产国际的联系，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长征的真实情况。

陈云

陈云动身前往上海前，上海中央局连续崩盘、电台被毁、大批负责人被捕，组织系统几乎处于完全瘫痪状态。上下级链条断裂，和中央、共产国际的联络通道已经断掉。

国民党的六次大破坏，有三次是毁灭性的。更糟糕的是，很多被捕的负责人叛变了，叛徒带着特务指认机关，形成连锁抓捕。田汉、杨翰笙等也被捕了。

博古在得知上海的境况后，曾对张闻天说：“上海完了”。陈云并不知道哪些人是叛徒，哪些人还是“干净”的，而如何找到“干净”的人，也极为难。

相比第一件事，第二件事难度更大：湘江战役后，红军仅有的大功率电台被毁，他们彻底失去了无线电联络。他出发前，距离红军和中共断联已经过了八个月时间。

这八个月里，遵义会议就是在共产国际完全失联状态下开的。因为失联，他们事先没办法请示、事后也没办法报备。这是党第一次独立自主调整中央领导、纠正红军路线。共产国际并不知道这八个月时间里，他们派去的博古、李德已经没有继续指挥红军，真正的红军指挥已经换成了毛泽东。

共产国际是各国共产党的指导中心，长期以来，中共重大方针、军事策略、物资援助、国际舆论支持，都依托这条联络通道。一旦彻底失联，外面的总部不知道你这边遭遇了什么、做出了什么调整；你那边也不知道国际的情况、物资援助、政策指引。

尤其，中共还在这种失联状态下自主完成了更换军事将领、纠正错误路线，若不派一个高层前去汇报、争取理解。时间长了，万一后续遇到重大危机，外部完全没有援助渠道、无国际上的呼应，被孤立都将成为可能。

陈云太清楚自己此行任务之重、之险，中共高层也清楚。也是因为清楚，才让他偷偷离开红军前往上海。为了让他顺利抵达上海，中共高层除了派出中共地下党员席懋、陈梁护送外，还做了一个极为巧妙的设置。

他们故意将抓获的国民党天全县教育局长熊局长放跑，让他在陈云和席懋昭“逃难”的路上充当一个浑然不知的通行证。中共算准了熊局长被放跑后，一定会往荥经方向跑。于是红军将熊局长押到灵关殿后，等陈云三人悄然动身、走上去往荥经的山间小路后，才特意将他放跑。

陈云一行走出灵官殿不远，身后山路上就跌跌撞撞跑来熊局长。席懋昭上前搭话，装作惊慌逃难的样子。他说自己是小学教员，是陈梁远房亲戚，陈云是来四川收药材的商人，大家一起躲避红军，一起逃命。

熊局长惊魂未定，没有疑心，欣然与他们三人结伴同行，他根本不知道：这个逃难的药材商人，实际是中共中央常委。

陈云

熊局长是当地官员，有这层身份掩护，沿途的民团、乡保、关卡全让他“刷脸”通过。一路上，最大的风险是陈云的江苏口音，好在，席懋昭一路打圆场，到一个地方就强调他是外地商人，不爱说话。

到了荥经县城后，熊局长居然热情邀请他们三位到他家里留宿一晚。陈云等也大大方方去了，熊局长好酒好菜招待他们。

护身符消失后，陈云等继续往前，平安抵达成都后，陈云按照事先与周恩来约定的暗号，在《新新新闻》上登了一则“廖家骏遗失牙质图章”的作废启事，用最不起眼的方式向组织报了平安。

1935年7月上旬，陈云安全抵达上海，化名“李介生”，在法租界天主堂的永安旅馆住下后，他立马意识到：上海的情况比他们之前想象的还要复杂。

陈云仅从报纸公布的叛徒名单中，就看到了七十多个认识自己的人。这意味着：他在上海随时会被发现。

陈云只得先通过商务印书馆时代的老同事章秋阳，又通过章乃器的关系接触到杨之华等人，一步步在废墟里重新摸索党组织的残线。与此同时，他在等潘汉年从香港过来会合。

等候的间隙，陈云并没有闲着，他开始以“廉臣”的笔名，写《随军西行见闻录》。这部纪实小说是以一个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口吻写就，此书比斯诺的《西行漫记》更早向外部世界讲述红军长征真实面貌。

陈云撰写的介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随军西行见闻录》的各种版本

书中大量细节，包括朱德和士兵同吃同住等。

陈云以假身份在满是叛徒的上海，写这样一本为红军正名的书，本身是极为危险的，但他坚持如此做。只因为：他迫切想让外界的人知道，红军不是传说中的流寇，而是一群有信念、有纪律、有血肉的人。

上海局势继续恶化，陈云若留在上海，迟早会暴露，后果不堪设想。陈云敏锐地察觉到：在险象环生的上海重新恢复地下党组织，几乎已经不可能，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接上残存的少数关系。

此时，共产国际驻上海的代表机构也受到严重威胁，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从莫斯科电示陈云和潘汉年尽快离开上海赴苏。

8月5日，陈云在宋庆龄的帮助下，搭乘苏联货轮秘密离沪，藏在底舱避搜查，9 月上旬抵达莫斯科。之后不久，潘汉年也单独乘船出发，于9月下旬抵达莫斯科。

抵达莫斯科的陈云并没有松一口气，他得迅速去完成第二个任务：汇报。他立刻加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他在1935年10月15日，站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的讲台上。

陈云

他以长征亲历者的身份，将共产国际与中共失联后的几个阶段讲清楚了。他明确指出了长征初期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出发前没有做足够的解释工作，辎重带得太多拖慢了行军，总是沿一个方向直线前进，让敌人能从地图上预判红军的去向。”

他详细讲述了遵义会议的细节，他还在报告中说出了一句分量极重的话：

“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

当这句话被从莫斯科的讲台上传出去时，其产生的连锁反应是惊人的。共产国际对中共领导层的认识，整个被翻新了。陈云带着战火气味的第一手汇报，让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第一次清晰了解到：

“遵义会议换了人，换上来的人叫毛泽东，新的领导班子把红军从被动挨打的局面里拉了出来，如今他们已经拜托了覆灭危机，拿到了战略主动权。”

陈云报告后仅仅一个月，张浩（林育英）受命回国，他在红军面临新的巨大难题“张国焘另立中央”时，旗帜鲜明地站到了毛泽东一边。他如此站位，与陈云此前的报告是分不开的。

陈云来到莫斯科，还帮助已抵达陕北的中共中央，重新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上了。也就是说，他来到莫斯科后，完成了组织交代给他的第一个任务。

当时，张浩等人带回密电码，上海方面也给中共中央送去了大功率电台，他们可以和共产国际联系了。可电台接通后，怎么确定彼此的身份？万一是敌人伪装的呢？

这时候，陈云登场了，他知道一些只有极少数人知道的细节。于是，他想起自己离开长征队伍时，刘伯承曾给成都的友人和重庆的弟弟各写了一封信，藏在他随身携带的竹皮暖水瓶底部的夹层里，路上的经费也藏在暖水瓶中。

陈云

陈云确定，除了周恩来、刘伯承等人，无人知晓这一细节。于是，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发来密码来电时，共产国际问出了这个经典的问题：“陈云离开时，把信和钱放在哪里了？”对方的回答分毫不差。

就这样，一条断了一年多的线，再次被接上了。

陈云离开长征队伍后，还做了另一件大事：他成了西路军的救命恩人。

1936年底，西路军停在永良一带，原本计划西进，可命令让他们就地建立根据地。河西走廊地理位置非常特殊，这里是狭长“蜂腰地带”，没有回旋空间。红军擅长的山地运动战，在这里根本施展不开。

二他们所面对的骑兵，则可以依托地理优势，沿着走廊快速机动，前堵、后追、两翼包抄。他们若想跑，往北是沙漠，缺水走不出去。往南是祁连雪山，寒冬大雪封山，没有道路，没有补给，只能在这条窄道上被动挨打。

面对马家军的西路军还没有后勤补给，寒冬天气，他们打一发子弹就少一发子弹，牺牲一个战士，就少一个人。他们缺棉衣、皮衣、柴火、药品，很多战士穿着单衣作战，在零下十几度的戈壁、旷野宿营，冻伤大量出现。

伤员没有医院，没有担架队，药品也没有，重伤员极难救治，成为沉重包袱。

共产国际原本计划从外蒙-宁夏方向提供援助，后来又改为经新疆方向，中共中央据此正式命名西路军并同意其深入河西走廊，负责此任务的，正是陈云。

前排左三为陈云

陈云他们到了霍尔果斯，住在苏军边防营长家里，看到了准备援助西路军的坦克、大炮和弹药。可此时，西安事变爆发，苏联方面对事变做出了错误判断，他们认为背后有日本方面的背景，援助计划随之改变。

陈云心急如焚，可无计可施，毕竟，他没有拿到武器弹药，只能原地待命。这一停，就是4个多月。

战场上的4个多月，是要命的。

从1936年12月到1937年4月，陈云和滕代远等五个人被卡在霍尔果斯，住在苏联边防军营长家里。而西路军则在千里之外的河西走廊，以血肉之躯和马家军的骑兵对抗。后来有研究指出，陈云一行滞留霍尔果斯四个多月，未能及时把援助物资送到哈密或安西，是西路军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可这一切，并非陈云能改变。陈云能做的，是在事后拼命补救。

1937年4月，命令变了，陈云一行才得以离开霍尔果斯，经果子沟到达迪化。到迪化他们才知道西路军已经惨败，他与盛世才交涉，盛世才迫于苏联压力，愿意谈谈。但前提是：西路军必须放下枪。

陈云坚决不同意：放下枪，岂不成了投降。经历惨败的西路军残余部队此时仅剩400多人，他们正朝着星星峡方向突围，让他们放下武器断不可能。

陈云坚持与盛世才沟通，最终，他以雄辩之才让盛世才硬生生让步，西路军守住了最后的底线。当年5月1日，陈云带着四十多辆汽车，满载被服和食品，到了星星峡，接应西路军。

陈云见到了刚刚从马家军围追堵截中爬出的400多西路军，他们的衣衫早已被碎石、风沙撕成碎布条，很多将士没有了完整的鞋子、脚掌布满裂口，嘴唇干裂初学，瘦得脱了形，不少人身上带着未愈合的枪伤、刀伤。

陈云看到他们当即湿了眼眶：两万一千八百人的西路军，只剩下了这四百多人。

一开始李先念看到陈云等时，还先派了三人上前核实，仔细问清陈云口音、样貌后，才确定不是敌人圈套，才放心通知队伍：是自己人。

等到陈云、滕代远一行走到队伍面前，很多战友看着陈云，眼泪以下就涌出来了，泣不成声。

一路血战，他们都以为自己和党中央早已断了联系，没想到中央没有丢下他们，派人穿过戈壁来接应。

陈云在五一纪念会上对这些人说：

“你们这些共产党员，经过那些困难都过来了，人都累得不像样子了，不投降敌人，剩下这部分人还团结在一起，能够跑到这里来，是好样的。”

这四百多人，后来在陈云的帮助下学文化、学技术，成为了人民军队一些技术兵种的种子。史学家认为：“陈云在星星峡弯下腰握住的那些手，是从死亡线上被拽回来的火种”。

陈云

1937年，陈云和王明、康生一起，搭乘飞机从苏联回到延安。也是直到此时，当年和他一起长征的老战友才恍然大悟：当年突然“消失”的常委陈云，不是牺牲了，而是去完成重大绝密任务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