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浙沪对后代的托举能到什么程度？浙江网友：这辈子没为钱发过愁

“这辈子没为钱发过愁。”

一位浙江网友在网上留下这句话，评论区很快吵成了两派：一派问凭什么，一派说你们不懂。比起吵谁对谁错，我更想弄清楚另一件事：这份“不发愁”是谁换来的，什么时候换的，又是拿什么换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可以翻四本账：一本在北宋的苏州，一本在1987年的杭州，一本是统计局的数据表，还有一本记的是2026年这一年。

一、第一本账：喝冷粥长大的人，给族人立了份“生活费合同”

范仲淹生于989年，卒于1052年。他两岁丧父，母亲带着他改嫁朱家，他少年时用的名字是“朱说”。

读书时，他把一锅粥冻硬后划成几块，就着腌菜一顿顿吃。放在今天，这就是典型的“零托举”。

北宋皇祐元年（1049年），六十岁的范仲淹到杭州任太守，因为杭州与他原籍苏州相去不远，“遂过姑苏，与亲族会”。他拿出积蓄，在苏州买了千亩良田，第二年亲手定下《义庄规矩》。

规矩写得很细：逐房计口给米，每口一升；冬衣每口一匹，十岁以下五岁以上减半，族人嫁女支钱30贯、娶妇支钱20贯，而且族人不论贫富，均予发放。在我看来，这份规矩最高明的地方不是给多少，而是怎么给。

他没有把田分给儿子，而是让田变成公产：资产属于家族，后续规矩对义田的分割、变卖、典当也作出限制，日常事务交给专人管理，族人不得随意干预掌管人的事务。

范仲淹看明白了一个道理：钱放在个人手里就像一盆水，早晚会泼光；放进制度里就像一口井，子孙可以一代代来打水。后来他的次子范纯仁、三子范纯礼又续增规条，后世范氏子孙也陆续捐赠义田，至清末仍有田5300亩。

关于这套制度运转了多久，各家说法不太一致，有人说八百余年，也有人说一直维持到民国时期，有效运行了九百年。一个人小时候缺什么，长大后往往最想给别人什么。

范仲淹缺的是一个兜底的家，所以他给整个家族建了一个。但要留意他兜的是哪一层：吃得上饭，娶得起亲，读得起书。

他保的是底线，没打算让人躺着享福。这个分寸，今天不少父母未必拿捏得准。

二、第二本账：42岁那年，一张14万元的借条

再说当代杭州。今天江浙沪那些替孩子全款买房的父母，年轻时大多没人托举过。

宗庆后就是这一代人的缩影。

他生于1945年，小时候家中五兄妹仅靠母亲微薄的教师工资度日。17岁初中毕业以后，在舟山马目农场和绍兴茶场劳动了14个年头。

1978年，母亲提前退休，才顶职回到了杭州。母亲能给他的，只有一个工作岗位，而且是用自己的岗位换来的。

上一代人的托举就是这样，看着寒酸，可已经是全部家当。1987年，已经42岁的宗庆后借了14万元，承包经营了娃哈哈的前身——杭州市上城区校办企业经销部，一共只有三个人，他每天骑着三轮车，挨家挨户地卖冰棍、卖文具。

到经销部成立一周年时，销售总额达到436万元，上交利润22.2万元。请记住“42岁”这个年纪。

今天很多42岁的人已经在为孩子挑学区房，他那时才刚起步。江浙沪父母那股“砸锅卖铁也要给孩子铺好路”的劲头，我认为根子就在这种起步太晚的焦虑上：自己被耽误了半辈子，就想让孩子一出生就站得靠前一点。这是爱，也有补偿的意思。

三、第三本账：托举的底气，写在统计表里

光有心意不够，还得有家底。2025年，上海市全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首次突破9万元大关，达91987元，居全国首位。

北京紧随其后，达89090元；浙江首次突破7万元，达70240元。同年全国平均是43377元。浙江最值得看的是农村的数字。

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分别连续第25年和第41年荣膺全国各省区第一。这说明浙江的富不只靠几座大城市撑着，而是一个个县、一个个镇、一家家小作坊攒出来的。

民营经济把钱分散到千家万户，再赶上房产升值，又多是独生子女家庭，资源全压在一个孩子身上。“没为钱发过愁”的孩子，就是这几股力量叠在一起的结果。

另一面也得看到。2025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36231元，仅为平均数的83.5%。

浙江内部也有落差，金华磐安县42915元、温州文成县42800元、衢州开化县41822元，这三个县都低于全国平均。平均数会把差距抹平。

同样在长三角，有人一毕业就住进父母买好的房子，也有人在厂里一班一班地加班攒首付。那位网友说的是真心话，但只是江浙沪的一部分。

把它当成整个地区的标签，对那些靠自己往前走的年轻人不公平。再往深一层说，托举其实是上一代把自己赶上的时代红利，转手再分给下一代一次。

可红利会用完。房价不再只涨不跌，收入增速也慢了下来，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和天津等中国前五个高收入地区，都出现了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明显低于GDP增速的情况。

靠资产升值来托举孩子的路越走越窄，下一代想再托举他们的下一代，多半得换个办法。

四、第四本账：托得再高，也有接不住的时候

论起点，没几个人比得上宗庆后的女儿。2024年2月25日10时30分，宗庆后去世。

此后两年多，宗馥莉辞过职、又复过职；坐上过董事长的位置，又在2025年11月把这三个职务尽数交出；她一度要把“娃哈哈”三个字换成“娃小宗”，41天后又宣布沿用原品牌。

与此同时，387件“娃哈哈”系列商标的转让遇阻，香港汇丰账户涉及约18亿美元的资产受到法院保全限制。据媒体披露的宏胜集团内部文件，截至2026年5月9日，全国经销商发货金额为5.2亿元，同比下降83%。

2026年7月21日，香港高等法院驳回被告方宗馥莉及Jian Hao Ventures Limited（建浩创投有限公司）的上诉许可申请，维持此前的资产保全及披露命令。到了10月22日，又有媒体报道称，从她手里接任董事长、上任不到1年的许思敏已于近日辞职，当时相关工商登记尚未更新。

截至本文写作时，这场风波还没有平息。谁对谁错，交给法律和市场去判。

但有一点已经很清楚：股权和存款可以过户，规矩、人心和应付复杂局面的本事没法过户。宗庆后在商场上精明了一辈子，身后却没有留下一份像《义庄规矩》那样把各方权责写清楚的安排。

范仲淹留下的是规矩，后人一代代往里添田；只留下财富却没定好规矩，财富本身反倒可能成为难题。普通家庭也是同样的道理。

父母能给你一套房，给不了你在单位里站稳脚跟的本事；能替你付首付，却没法替你做人生的选择。

五、梯子和沙发

再回头看那位浙江网友的话，我觉得用不着眼红，也不值得拿来炫耀。被托举是一种福气。

这份福气，是父母那一代在农场、茶场、三轮车和小作坊里熬出来的，也离不开一个让普通人有机会翻身的时代。被托举的人心里应该清楚：自己过得轻松，是因为有人替你辛苦过。

托举大致有两种。一种像沙发，坐上去很舒服，坐久了就不想起来。另一种像梯子，把你送上一段，剩下的路要你自己爬。

范仲淹给后人的是梯子，所以范氏义庄延续了几百年。宗庆后给女儿的起点足够高，这把梯子能不能立稳，还要再看几年。

最后有个事实容易被忽略：范仲淹和宗庆后，当年都是没人托举的孩子。为家族托底几百年的人，小时候喝的是冷粥；一手做起饮料帝国的人，42岁还在蹬三轮。

今天没人托举的人，将来也许就是托举别人的那个人。“先天下之忧而忧”这句话放到一个家庭里也说得通：肯替后人多操一份心的长辈，后人往往才能少操一份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