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文明：全国有国家认定的红军长征出发地并立碑标示的主要出发地

.

全国有国家认定的红军长征

出发地并立碑标示的主要出发地

.

作者：国际关系文化学者 郑文明

时间：于2026年11月6日

.

关于红军长征出发地，目前由国家层面正式发文认定并立碑标示的地点，主要集中在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长征出发地这一范畴，因为其面广、人多、影响力大。

严格来说，国家是通过史实资料和权威党史军史研究成果、确立文物保护、纪念设施建设批复、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命名等方式，对若干核心出发地给予了认定和标示。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江西于都。在于都县城何屋原毛主席旧居立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在2006年5月25日确立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旧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在2019年，中央有关部门明确将于都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并在于都县城东门渡口等地建立了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立有纪念碑和纪念设施等。这一认定具有权威性，也得到了全国党史军史界的普遍认同。

此外，福建长汀、宁化，江西瑞金等地也被视为中央红军长征的重要出发地，分别建有纪念碑、纪念馆或纪念园。

湖南桑植是红二方面军长征出发地，四川苍溪是红四方面军长征出发地，河南罗山何家冲是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地，这些地点大多建有纪念碑或纪念地，并在党史军史中有着明确记载。

但需要注意，这些地点的认定层级和文件依据并不完全一致。有的属于中央文件或中央领导讲话中明确提及，有的属于地方党委政府根据党史研究结论设立，有的则是通过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等获得确认。因此，认定并立碑标示，需要区分不同层级的认定主体和认定方式。

不同层级和有无正式文件认定的差别是明显的。

第一，权威性不同。有中央或国家层面文件认定的出发地，在党史叙述、宣传教育、纪念活动安排中具有更高的权威性和公信力，能够进入国家层面的纪念序列，如于都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而没有正式文件认定的，虽然历史事实可能存在，但在对外宣传和学术表述中往往需要加上“之一”“重要出发地”等限定词，以免引起争议。

第二，资源投入不同。有认定的地方更容易获得国家在文物保护、纪念设施建设、红色旅游开发等方面的资金和政策支持。没有认定的地方，主要依靠地方财政和社会力量，纪念设施规模和保护水平往往受限。

第三，社会影响不同。有认定的出发地通常成为全国性纪念活动和红色教育的重要场所，知名度高，来访者多。没有认定的地方则更多是区域性或地方性的纪念地，影响力相对有限。

第四，学术研究导向不同。有认定的地点会吸引更多学者进行专题研究，形成较为完整的史料体系和展陈体系。没有认定的地点则可能长期停留在地方史志层面，缺乏系统整理。

当然，没有国家文件认定并不等于历史事实不存在。长征是多路红军先后战略转移的过程，出发地本身具有多元性和层次性。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从于都集结出发，但此前中央机关及红军部队已从长汀、瑞金、宁都、兴国、石城、宁化等地撤离和转移出发；红二方面军从桑植出发，红四方面军从苍溪等地出发，红二十五军从何家冲出发。这些历史事实都有大量档案、回忆录和敌方资料佐证。因此，不能简单以有无文件认定来判断历史事实的存在与否，而应理解为认定层级和宣传定位的差异。

立碑的意义则更为深远。第一，立碑是对历史的固化。长征出发地立碑，把口传记忆和文献记载转化为公共空间中的物质存在，使后人能够直观地感知历史现场。第二，立碑是对先烈的缅怀。长征出发意味着告别根据地、踏上未知征程，许多红军将士从此再未归来。纪念碑是对他们牺牲精神的庄严致敬。第三，立碑是对长征精神的弘扬。出发地是长征精神的起点，立碑能够提醒人们不忘艰难困苦、不怕牺牲、坚持信念的初心。第四，立碑具有教育功能。青少年在出发地纪念碑前接受教育，比课堂讲授更具感染力。第五，立碑还具有地方文化认同和红色旅游发展的现实意义。一个得到认可的出发地，往往成为当地重要的文化名片，带动经济社会发展。

但也应看到，立碑不是终点。如果只重立碑而不重史料研究，只重仪式而不重精神传承，碑就可能沦为形式。真正有意义的是，通过立碑把历史讲清楚，把精神传下去，把出发地与长征全过程联系起来，让人们理解为什么出发、怎样出发、出发后经历了什么。对于有文件认定的出发地，应当继续深化研究，避免简单化、片面化。对于没有文件认定但历史依据充分的地点，也应当尊重历史，给予适当的纪念地位，而不是人为贬低或忽视。

总之，国家文件认定并立碑标示的红军长征出发地，以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最为典型，桑植、苍溪、何家冲等地也分别在不同层级上获得认定和纪念。有无文件认定的差别主要体现在权威性、资源支持、社会影响和学术导向等方面。立碑的意义则在于固化历史、缅怀先烈、弘扬精神、教育后人、促进地方发展。无论有无文件认定，尊重历史事实、传承长征精神，才是最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