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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8月24日，张謇在南通去世，享年73岁。

他留下遗言：“不铭不志。” 墓碑上什么字都不要刻。后来只是在墓门的横石上，刻了“南通张先生之墓阙”几个字。

一个状元公，一个创办了大生纱厂、建了三百七十多所学校、被称为“中国近代第一城”缔造者的人，死后连一篇墓志铭都不肯留。

这太反常了。

按那个年代的规矩，像他这样的人物，死后该有一篇洋洋洒洒的墓志铭，把一生功业写得清清楚楚，供后人瞻仰、供历史铭记。可张謇偏不。什么都不要。

出殡那天，南通万人空巷。从濠河边到狼山脚下，十几里路，站满了人。白发老人、背书包的学生、纱厂工人、垦区农民、老师、医生……商店停业半日，学校停课三天。

一位在南通工作的美国人也在送葬的人群里。他后来记录说：“成千上万人沿着街道静静地站立，目送这位为本地区乃至全中国的发展和繁荣做出诸多贡献的伟人最后一程。万人空巷以及人们恭敬的态度，体现了张先生受到的爱戴和尊敬。”

他不需要墓志铭。南通城就是他的墓志铭。三百七十多所学校就是他的墓志铭。他推动围垦的数百万亩沿海滩涂就是他的墓志铭。

但有一个问题值得问：一个一辈子克己复礼、把“礼”字和“名”字看得比什么都重的状元公，为什么到了晚年，反而连墓碑上的字都嫌多余？

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看看张謇这辈子，到底是怎么“守礼”的。

2

张謇这辈子，是从“礼”的最底层熬上来的。

他出身“冷籍”——祖上三代都没出过有功名的人，按清朝的规矩，连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都受限制。16岁考秀才，不得不冒名顶替如皋一户张姓人家的孙子才得以应试。结果被人抓住把柄，勒索了好几年，家里为此债台高筑。张謇后来专门写过一篇《归籍记》，回忆这段“颠苦情状”。

一个从“没有资格”起步的人，对“规矩”两个字的体会，比谁都深。

1894年，41岁的张謇终于考中状元。刚入翰林院，老家就传来父亲病逝的消息。按大清礼法，他必须立刻辞官，回南通老家丁忧守孝27个月。这27个月里，不能做官、不能办喜事、不能歌舞宴饮，连剃头沐浴都要受限。

张謇二话不说，收拾东西就回了南通。

这一守，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如果不是丁忧，他可能在京城继续做官，慢慢熬资历，最后当个不大不小的京官。但正是这27个月的守孝期，让他有机会沉下心来，在南通办起了大生纱厂，走上了实业救国的路。

一个“礼”字，既困住了他，也成就了他。

他对“礼”的恪守，渗透在生活的每一处。

给陈氏写墓志，200多字里大部分内容在讲“礼”——按照礼法，“无子之妾”不能享受正式丧礼，我不敢违礼。这话听着冷冰冰。但三年后，他去祭拜外曾祖和二哥的墓，特意“附奠陈妾”——顺便也给她上了炷香。

一个连正式名分都没有的女人，死了三年，他还记着。但记归记，礼归礼。礼是礼，情是情。两件事，他分得清清楚楚。

张謇这一生，一妻四妾。听着像封建大家庭的老一套。但你仔细看——这四个妾，全是原配徐端一手张罗着纳的。张謇自己不太情愿，徐端还得搬出长辈来做工作。

一个状元公，三妻四妾在那个年代再正常不过。可张謇，好像对这事没多大兴趣。

他的心思，全在别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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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对女色没多大兴趣，对儿子，那是真上心。

45岁才得这么一个独苗，换一般人早就宠上天了。但张謇没有。

他给儿子办了个家塾，叫“扶海垞家塾”，就让儿子和邻居家十来个孩子一起上学。章程是张謇亲自定的，第一条就写：“谋体育、德育、智育之本，基于蒙养，而尤在就儿童所已知，振起其受教育之兴味，使之易晓而直觉。”

“体育、德育、智育”全面发展——现在听着不新鲜。但1904年，张謇在《扶海垞家塾章程》里就写了。更早的1902年，他在《师范章程改订例言》中提出“国家思想、实业知识、武备精神三者，为教育之大纲”，是中国近代较早系统提出全面发展教育理念的人之一。

家塾课程有修身、国文，也有算术、音乐、图画、体操、游戏。上午11点之后、下午4点之后，是游戏时间。张謇说，功课和游戏要兼顾，不能死读书。

他专门从日本请了个女老师森田政子，教孩子们体操、算术、音乐、图画。森田政子的丈夫吉泽嘉寿之丞，也在通州师范任教。张謇的想法是：儿子将来要掌握三四门外语，先打好国学基础，再学新学，然后去国外留学。后来张孝若20岁时，果然远赴美国纽约大学留学。

这可是一百多年前。一个清朝状元，给自己儿子请日本老师，学体操、学画画、学算术——什么眼界？

但张謇最看重的，不是读书，是做人。

1921年，69岁的张謇集录七位古人的教子警言，书刻于石质屏风上，集为《家诫》。七位古人是：刘向、诸葛亮、王修、颜之推、柳玭、胡安国、朱熹。内容涵盖修身、立志、治学、为人、处世——谨言慎行、俭朴耐苦、明辨是非、忠信笃实、亲近益友远离损友。

他亲笔抄写，请人刻在石头屏风上。这块石屏最初立在家庙东奥山庄的倚锦楼前，后来移至濠南别业厅堂，至今保存完好。

厅堂里还挂了十余幅先贤画像。他要儿子一抬头，就能看见这些人。

张謇每天写日记，从20岁一直写到临死前，小楷，工工整整。自己的年谱也是自己写的，目的是“记一生之忧患示训子孙”——把我这辈子吃过的苦记下来，让子孙后代知道。

他常跟儿子说：“你爹我16岁以前，被乡里小孩看不起。18岁以后，被那些粗人羞辱。在外作客十多年，身世崎岖，考场蹉跎……你现在日子太顺了，磨炼太少，得知道世道艰难。”

张孝若在外地上学，想家。张謇写信说：“当今正值乱世，若无学识，何以自立？近处又没有合适的学校，才让你孤身在外，为父也是不得已啊。”

然后又说：“你爹我14岁就离家求学，你伯父第二年就回去了，我从此一个人在外漂泊，四十多年了。你要争气，要养成高尚的人格，将来继承父志，办实业办教育——这是为父的一片苦心啊。”

一封信，前半段讲道理，后半段诉衷肠。

严父的壳子里面，藏着一颗柔软的心。

读到这里你可能会问：这不就是一个标准的“守礼之人”吗？跟开头那个“连墓碑都不肯留字”的老人，怎么看都不像一个人。

别急，再往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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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这辈子，有一个特点贯穿始终——不装。

他俭朴，是真俭朴。儿子张孝若回忆：“他穿的衣服，有几件穿了三四十年之久，平常穿的大概都有十年八年。如果袜子袄子破了，总是加补丁，要补到不可再补，方才换一件新的。”

1913年，张謇已经当上农商总长了，给夫人写信还在说：“新棉裤颇合身，惟收口腰身略紧。旧裤寄回，须拆开洗过重修，交叉处勿多去，铺棉絮仍可穿。”

一个创办了几十家企业、身价几百万的人，一条旧棉裤都舍不得扔。

他的钱呢？全投出去了。办学校、开医院、修公路、建公园、设育婴堂、办养老院……他自己每天吃饭，一荤一素，够了就行。

大生纱厂最困难的时候，他连路费都靠卖字凑。但学校该办还是办，医院该开还是开。有人劝他先顾企业，他说：“钱是赚不完的，但人是等不起的。”

前半生，他活在“礼”里——丁忧要守27个月，给妾写墓志要讲礼法，做官要守规矩，办实业要按章程来。一辈子谨小慎微，生怕越雷池一步。

但越到晚年，他越活越明白：有些“礼”，是给别人看的；有些事，才是自己真正要做的。

他说过一句话：“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

人活着，跟草木没什么区别。但如果能留下一两件有用的事业，那就不一样了——你跟草木一起生长，但不会跟草木一起腐烂。

这句话，就是他“不铭不志”的答案。

墓志铭是干什么的？是把一个人的生平功绩刻在石头上，怕后人忘了。但张謇觉得，真正的“铭”，不在石头上，在事上。

你办的学校还在上课，你修的江堤还在挡水，你围垦的滩涂还在长棉花，你建的城市还在住人——这些就是最好的墓志铭。刻在石头上的字会风化，刻在大地上的事不会。

前半生守礼，是因为他需要“礼”来安身立命——一个冷籍出身的孩子，不守规矩，连考场都进不去。后半生做事，是因为他已经证明了自己，不需要再靠“礼”来获得认可。

从一个连考试资格都没有的寒门子弟，到一个连墓志铭都不需要的老人——这中间，是一辈子的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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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是8月初视察江堤时感染风寒，加上积劳成疾，身体急速恶化去世的。

他死在工作的路上。到最后一刻，他还在做事。

1926年夏天，长江水涨。73岁的张謇，已经抱病在身，还是清晨亲往江边视察保坍工程。回来后病情加重，连日高烧不退，不到一个月就走了。

宋希尚在《河上人语》里写过一段话，说南通以一县之力，跟长江水力搏斗，请到世界水利专家数十名踏勘，“中央与省均袖手旁观，为世界各国罕见”。

就是这么一个人，一辈子都在跟天斗、跟水斗、跟穷斗、跟旧规矩斗。斗到最后，连自己的墓碑都懒得斗了——不刻就不刻吧。

张謇的墓在南通城南，面对着狼山。按他的遗愿，墓碑上什么字都没刻。

一个人，一辈子做了那么多大事——办厂、办学、开医院、修公路、围垦滩涂、建一座城——临了，连个名字都不肯留在墓碑上。

这份洒脱，不容易。

他不是不在乎身后名。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留名——

不在石头上，在大地上。不在文字里，在人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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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张謇.《归籍记》//《张謇全集》第五卷。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4.

2.张謇.《扶海垞家塾章程》（1904年） //《张謇全集》第五卷。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4.

3.张謇.《家诫》石屏。 南通博物苑藏， 1921年刻石。

4.宋希尚.《河上人语》。 南通保坍会档案， 民国年间。

5.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 上海：中华书局， 1930.

6.傅国涌.《大商人：影响中国的近代实业家们》.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20.

7.钱荣贵 主编.《江苏地方文化史·南通卷》.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