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琳娜在大理种黄瓜，老锣在柏林调音叉，她儿子在贵州教音乐。

她没发朋友圈，没直播卖货，也没开收费声乐课。
去年冬天她自己砸墙改厨房，手被钉子扎破，血抹在青砖上。

那会儿她刚把北京的房子过户完，连钥匙都没留。不是赌气，是算过账——房贷还清那天，她蹲在厨房地板上数了三遍存折余额，然后订了飞大理的机票。行李箱里只塞了一套练功服、两本古谱影印本、还有儿子小时候画的歪歪扭扭的全家福。

她不是突然“想通了”。2017年腰椎手术后，她坐轮椅上台唱《小河淌水》，后台自己擦粉，镜子照见后颈浮起的青筋。医生说别久站，她就跪着练气息；疫情那年分居柏林，她第一次煮糊一锅粥，手机里老锣发来一句“火调小点”，她盯着那行字看了十五分钟，没回。

大理这院子是她2015年就看中的，不是离婚后才逃来的。墙上还留着当年她用指甲划的记号：三道浅痕，是量窗台高度时留的。现在窗台下面种了薄荷，猫妙妙天天趴在那儿晒肚皮。她每天五点起，不是练声，是拔草。手起泡了，就用胶布缠两圈继续干。她说：“以前唱歌靠嗓子，现在唱歌靠腰腿脚底板。”

前阵子她带几个中学老师学《诗经·关雎》，不是教唱，是让大家赤脚踩在泥地上，跟着呼吸跺脚。聋哑学校的合唱团来排《山鬼》，她不打拍子，把学生手贴自己喉头，让他们摸颤动。有个女孩摸完突然哭了，不是因为感动，是第一次“听见”自己身体里有声音在走。

《做自己 不忐忑》这本书，她写到离婚那段停了两个月。不是写不下去，是删了七稿。最后印出来的那页，只有两行：“他爱我的声音，可我忘了听自己的心跳。”

她没留房产，没留存款，连那套镶金边的演出服都捐了。儿子问她为啥不留点啥，她说：“你小时候摔了，我从不扶你起来。现在也一样。”

黄瓜藤爬过院墙，风一吹，叶子哗啦响。她站在底下，没唱，也没录，就听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