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10月的北京城,一位来自湖北大冶乡下的老铁匠捧着一封信,走进了中南海的门楼。
守卫向他敬礼,工作人员亲自领着他往里走。
他叫朱其升,此行是应毛主席之邀。
一个山沟里打了半辈子铁的手艺人,怎么会同国家主席扯上关系?故事要从四十多年前那场翻天覆地的辛亥革命说起。

朱其升祖籍湖北大冶,因家中赤贫,十来岁就被送去湖南的一家铁匠铺当学徒。
1909年,湘中一带遭遇水灾,铺子里生意惨淡,老板对学徒动辄拳脚相加。
一次朱其升偷吃了半碗剩饭,被抓个正着,几耳光下去,人也被赶出了店门。
流落街头的日子里,他在码头扛过麻袋,也在城里做过零工,直到看见一张招兵告示贴在墙上。
那是清末湖南新军的招募榜。
凭着打铁练出的一身力气和高大的个头,朱其升被顺利录取,编入湖南新军第二十五混成协第五十标第一营左队。
在部队里,他遇到了副目彭友胜。

彭友胜是湖南衡东人,比朱其升年长几岁,为人厚道。
他见这个愣头愣脑的新兵手脚勤快,还懂点铁匠活,就把他带在身边,教他打枪、教他叠被子、教他和老兵打交道。
两个人处得像亲兄弟。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头一声枪响,辛亥革命爆发。
湖南是最早响应的省份之一,长沙起义后,朱其升所在的清军部队改编为湖南革命军。
不久之后,一个瘦高个头的年轻人来到军营门口报名参军。

这人身穿长衫,肩上挑着两担书,说话带着湘潭口音。
新兵入伍照规定要有铺保,可他刚到长沙,一个熟人也没有。
站岗的士兵不让进,双方争执起来。
朱其升凑过去看热闹,听清缘由后大手一挥,说自己给这个学生担保。
招兵官打量了一下朱其升的军衔,摇头说级别不够,还得再找一个人。
朱其升一路小跑回营房,把彭友胜拉了出来。
两个人一同签字画押。

那个学生这才办完手续,进了新兵营。
他自我介绍说自己叫毛润之,本名毛泽东,湘潭韶山冲人。
进了军营,毛泽东被编入朱其升、彭友胜所在的班。
按当时新军的编制,一个班十二人,同吃同住。
毛泽东年纪最小,读书多,可军事训练是外行,射击、拼刺刀样样都要从头学起。
朱其升和彭友胜就手把手教他。

按当时新军的军饷制度,列兵每月发七元大洋,毛泽东把其中五元固定用来订报纸和买书,剩下两元连伙食费都紧巴巴。
朱其升和彭友胜心疼这个小兄弟,常常把自己饭盒里的荤菜拨给他,冬天还把新发的棉衣让给他先穿。
毛泽东也没白吃这份情。
他把《三国演义》里的故事一段段讲给两位兄长听,还把《湘汉新闻》《大公报》上的时事翻译成大白话,讲革命党人的主张,讲天下大势。
朱其升上过三年私塾,认得几个字,毛泽东就当起了他的老师,一笔一划地教他练字。
那年秋末,三个人训练结束后爬上军营附近的一处山坡。
山上枫叶红透。

毛泽东讲到刘、关、张桃园结义的典故,朱其升听得来劲,当场提议三个人也结拜为异姓兄弟。
彭友胜年长为大哥,朱其升居中,毛泽东年岁最小,排行第三。
按湖南当地风俗,三人对天磕了头,把这份情义定了下来。
结拜之后的几个月里,三兄弟在军营里同进同出。
有一回一个兵痞欺负集市上的民女,毛泽东上前阻拦,反倒惹上麻烦。
对方伺机报复,被彭友胜和朱其升赶来解围,彭友胜还借着副目的身份把那人狠狠训了一顿。

从此再没人敢在军营里欺负毛泽东。
清帝退位后,南北议和达成。
1912年3月,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湖南革命军奉命裁撤。
在长沙火车站送别的那天,毛泽东说要回学校继续读书,考虑报考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
彭友胜决定去广东继续从军。
朱其升挠着头说,自己没什么本事,还是回老家打铁去,攒点钱买几亩地种种。
三个人挥手作别,谁也没想到这一别就是四十年。

朱其升回到湖北大冶下庄屋,重操旧业。
那些年军阀混战,国民政府对退伍新军兵源盯得紧,他从不敢对外人说起自己当过兵,只说是在长沙铁匠铺打工挣的钱。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宣告成立。
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湖北的土改工作陆续铺开,穷苦农民分到了自家的地。
家家户户开始张贴毛主席像。
一天朱其升走到村口,看见一张画像贴在门板上,他停下脚步细细端详,越看越觉得眼熟。

回家后他告诉妻子,画上这人是自己在新军时结拜的三弟毛润之。
妻子哪里肯信,只当他犯了糊涂。
村里人也传得沸沸扬扬,有说他撒谎的,有说他脑子出了毛病的。
朱其升憋不下这口气,托人给中南海写了信。
第一封没回,第二封也没回,一连写到第六封,都没有下文。
流言愈演愈烈,孩子们背地里管他叫“疯铁匠”。

1952年夏天,朱其升找到当地夜校的孟淑纯老师,请她代笔又写了一封。
这一次孟淑纯把三人当年结拜的细节和朱其升做担保的经过都写了进去,还附上地址。
信寄出没几天,中南海就回了。
信里毛泽东亲笔称他为“其升兄”,问候近况,并附上人民币两百元,让他用作看病和补贴家用。
据武汉市档案馆保存的相关口述资料记载,朱其升拿到回信当天,赶紧请孟淑纯念给全家人听。
村里人这才知道,老铁匠说的都是真的。
1952年10月,朱其升揣着毛主席寄来的钱,坐火车北上。

在中南海,他见到了阔别四十年的三弟。
据后来公开的《毛泽东年谱》记载,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确实接见过多位早年湖南新军时期的老战友。
两人聊起当年长沙营房里的事,也聊起了大哥彭友胜。
毛泽东告诉朱其升,彭友胜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对国民政府心灰意冷,早已辞去粤军的军衔回到衡东老家种田,前些年也来信问候过,还感谢政府分给他家的田地。
朱其升在北京住了一个多月。
临走时,毛泽东又拿出五百元路费塞给他。
回到武汉,朱其升响应政府扶持个体手艺人的号召,联合硚口一带的老匠人集资办起了“和平油布雨伞厂”。

工厂日子过得红火,也解决了不少手艺人的生计问题。
1956年7月14日,朱其升在武汉病逝,享年六十五岁。
彭友胜则一直在衡东务农,1968年病逝,终年八十四岁。
三个当年在长沙城外枫叶山坡上磕头拜把子的兄弟,后来走出了三条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
一个回乡打铁种地,一个卸甲归田种橘子,一个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开国领袖。
四十年山河巨变,情义未改。
进入2020年代,湖北大冶、湖南衡东两地的地方史志部门陆续整理刊布了朱其升、彭友胜的口述与家书资料。

2023年5月,湖南省档案馆举办的“红色档案里的湖湘故事”专题展中,也展出过与这段历史相关的书信复制件。
一段布衣之交,成了共和国历史里一个真实而温暖的注脚。
参考资料: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湖北省武汉市地方志办公室:《武汉市志·人物志》相关章节,武汉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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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6-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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