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长征》第二十二集把王家烈推到了他“贵州王”生涯的最后一局棋前。红军二渡赤水、回师黔北，摆在他面前的选择只有一个：守住娄山关，就还有资格继续坐在贵阳那张椅子上；守不住，蒋介石就会替他把椅子搬走。

他选了最军阀的方式——用鸦片去收买手下的旅长杜肇华，让杜肇华带着“双枪兵”死守雄关。但娄山关的枪声还没停，蒋介石的算盘已经打完了：这一仗无论胜败，王家烈都输定了。

第二十二集：一个军阀能拿出的最后筹码

红军准备二占遵义的态势已经明朗，娄山关是遵义的北大门，丢了娄山关，遵义就是一座敞开的城。

王家烈手里能直接调动的部队本来就不多，真正听招呼的只有何知重、柏辉章两个师，而娄山关方向摆上去的，是柏辉章师杜肇华旅的第六团，号称黔军精锐。但“精锐”两个字在黔军身上是要打折扣的——这支部队外号叫“双枪兵”，一支步枪，一支烟枪，鸦片不是消遣，是维持战斗力的“军需”。

王家烈比谁都清楚，让这些人去挡红军，光靠军令不够，得靠烟土。用鸦片收买杜肇华死守娄山关，放在任何一支现代军队里都是荒唐的，但在1935年贵州的军阀逻辑里，这几乎是他唯一拿得出手的“激励手段”。一个省主席兼军长，到了要靠烟土才能让手下旅长卖命的地步，这个“贵州王”的含金量，其实已经露底了。

娄山关的地形是王家烈最后的指望。关口两侧高地扼险，红军只能正面仰攻，杜肇华把指挥部设在关南的黑神庙，第六团在隘口两侧筑工事固守。如果换成一支补给正常、士气完整的部队，这种地形确实能撑一阵子。但黔军的“双枪”撑不起一场硬仗。

红三军团在彭德怀、杨尚昆指挥下猛攻娄山关，黔军防线一触即溃，杜肇华本人后来甚至用“打伤自己一条腿”的方式去向王家烈交代，谎称红军火力太猛、实在守不住。娄山关一失，遵义就守不住了，红军二占遵义，王家烈手里最后一点像样的本钱，在这一仗里赔了个干净。

蒋介石的“帮忙”：等你输干净了再开口

王家烈在娄山关的失败，在军事上是被红军打垮的，但在政治上，是被蒋介石等垮的。

蒋介石从头到尾就没有打算让王家烈守住贵州。薛岳的中央军跟在红军后面进入贵州，一路和红军保持着“送行”的距离，却抢先占住了贵阳。贵阳是王家烈的老巢，城防、税卡一旦落到中央军手里，王家烈这个省主席就已经是空架子了。蒋介石要的就是娄山关和遵义这一仗把王家烈的本钱耗光，等他手里没有兵、脚下没有地盘的时候，再以“作战失败”的名义开口，他就连讨价还价的资格都没有了。

蒋介石的开价方式极具侮辱性：让王家烈在“省主席”和“军长”两个职务里选一个。王家烈说军长不兼主席就军费无着，主席不兼军长就没有保障，意思是他两个都想要。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晏道刚直接把话挑明：“你想两者都不丢，恐怕两者都不保”。

更致命的一刀捅在下面：何知重、柏辉章两个师长早就被蒋方买通了，一个得了五万大洋，一个得了三万，还被告知以后可以改编为“中央直辖师”、领高额军饷。所以当王家烈说自己想辞主席、保留军长的时候，两个师长默许部下包围军部闹饷，而王家烈已经丢了贵阳的地盘，根本发不出钱来。

一个军阀失去了对部下“发饷”的能力，就等于失去了军队。王家烈最后省主席也辞了，军长也交了，拿了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的空衔，1935年5月飞去汉口，桐梓系在贵州十多年的统治到他那一天断了根。

万淑芬的“殒命”：不是死在枪下，是死在权力退场之后

万淑芬“殒命”，在1946年病逝于遵义，终年四十七八岁。那个曾经权倾贵州的“第二宋美龄”，在王家烈交出兵权的那一刻就已经“死”了。

万淑芬不是躲在丈夫身后的太太。她出身铜仁官宦人家，嫁给当时还是连长的王家烈，嫁妆里传有二十支汉阳造步枪。王家烈不爱看公文，许多以他名义发出的文告通电实际出自万淑芬之手；跑南京见蒋介石和宋美龄、联络两广的李宗仁陈济棠，也都是她一个人扛。

她在贵州安插铜仁籍亲友，形成了一个与桐梓系老将分庭抗礼的“铜仁派”，当时民间对联“王纲坠地，万恶滔天”，下联点的就是她。这样一个深度嵌入权力的女人，她的命运和王家烈的地盘是焊死的。蒋介石赶王家烈下台，薛岳接管贵阳，虎峰别墅被查抄，万家的族人被拉出去枪毙，万淑芬只能带着孩子逃回铜仁老家。

后来王家烈辗转把 she 接到遵义同住，但省主席夫人和落魄军阀婆娘之间的落差，已经把她耗空了。1946年她在遵义抑郁病逝，没能看到三年后山河变色，也没能等到王家烈在新中国里活出的那一段完全不同的晚年。

73岁：一个军阀的另一种“善终”

王家烈本人活到了1966年，七十三岁，在贵阳病逝。和他同辈的地方军阀比，这个结局平静得几乎不像真的。他没有跟着蒋介石去台湾，1949年有人劝他拉队伍抵抗，他回绝了，说自己过去走错了路，不想再干对不起老百姓的事。

贵州解放后，他担任过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贵州省政协委员，后来做到省政协副主席，主要精力用来口述和整理贵州军阀史、红军入黔的史料，把自己亲历的那些事留给后人。1954年他见到当年在娄山关被他部下打断右腿的钟赤兵，主动上去问腿是怎么没的，钟赤兵笑笑说算是当年黔军借走的，王家烈连说罪过。

王家烈这一生最残酷的落差，不在于他输掉了贵州，而在于他输掉贵州之后，居然活得比大多数赢家都长、都安稳。

娄山关上那几箱用来收买部下的鸦片，买不来杜肇华的死守，更买不来蒋介石的宽容；而那个在1935年春天带着孩子逃离贵阳、后来抑郁而终的万淑芬，替他把“贵州王”三个字的代价付到了最后一刻。

王家烈活到七十三岁，写文史资料，当政协委员，在贵阳的平静里终老——这份“善终”是真的，但它底下垫着的，是娄山关的溃败、是虎峰别墅被搬空的古玩、是一个女人用剩余十一年慢慢耗尽自己的那一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