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省府主席王东原与芷江受降纪念坊

矗立在芷江的受降纪念坊，是我国唯一修建的接受日寇投降的纪念性建筑物。这座四柱三拱门的“血”字形纪念坊，见证着抗日战争取得全面胜利的辉煌历史。推动保存受降旧址、提出建设“芷江受降城”构想的关键人物，是当时的湖南省政府主席王东原。

王东原，安徽全椒人，保定军校出身。1934年末，王东原曾率领第15师开赴湘西，先后驻扎洪江、芷江一带，一面修筑碉堡，布防湘黔边界的红二、六军团，一面协助地方清剿散匪。我们来看三段他的日记——

“晴。部抵洪江。此地为沅水商埠，商贾云集，然山势逼仄，城肆局促。接总部电，匪似有向黔东转窜之势。饬各旅加紧侦察，构筑简易工事，严固防务。湘西民风庞杂，土民、客民杂处，地方团队多不可恃，宜慎重联络各县官绅，征集情报。”

“阴雨。移师芷江。芷江为湘西门户，公路通达黔省。接何主席、刘军长电，令本师扼守芷江，防匪回窜入湘。令各部分驻城郊，派员与县府会商征集粮秣，晓谕地方，毋得自相惊扰。”

“湘西地域辽阔，兵力不敷分布，唯有凭碉固守，不宜分兵远追。阅各县呈报，地方积弊甚多，军事之外，善后尤难”……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王东原率第15师从芷江开拔，后任73军军长，率部奔赴淞沪战场。这支以湖南人为主的部队，在上海刘行阵地坚守28天，付出了惨重伤亡，很多湘西子弟战死淞沪前线，写下了保家卫国的壮丽篇章。

1945年8月21日，日本乞降使节今井武夫飞抵芷江七里桥，在这里完成洽降，交出了日军在华兵力部署图，接受中方备忘录，拉开了中国战区的受降大幕。仪式结束之后，受降会场的几栋木板营房，以及桌椅、文书用具等散置期间，缺乏专门保护措施，随时可能损毁散失。

1946年4月，国民政府任命王东原为湖南省政府主席。这年冬天，王东原专程赴湘西巡视。来到芷江，他重点考察了七里桥受降旧址。站在曾经的洽降现场，他向芷江县政府官员作出明确指示：原接洽受降地点房屋，签字所用桌椅用具，均应保留原状，留示后人……

这是战后最早官方提出保护受降旧址的明确指令。在战火纷飞的动乱时代，能意识到把洽降现场完整留存，留给后世凭吊，实属难得。

那时，民间出现了“芷江建省”的宏大构想。部分参议员及芷江县参议会向南京国民政府上书，提议划出湘黔川31个县设立“和平省”，省会设于芷江，以永久纪念抗战的全面胜利；会同县士绅也联名呼应，请求设立“芷江省”。虽然这个设想脱离现实，但反映出社会各界对芷江历史地位的高度评价。

王东原接纳民间诉求，在湖南省参议会、省府会议正式提出，要把芷江规划建设成为“受降城”。他说：“一个在八年苦战中取得胜利的受降城市，如果只让它炫耀于一时，而不加以规划建设永留纪念，那就未免太辜负他的存在了。”在他的推动下，国民政府同意将芷江定为受降纪念城，交由湖南省政府主持规划建设。

1947年5月，省府设计委员陈誉膺与芷江县长杨化育，共同起草了《芷江受降城设计草案》，整套方案规模宏大。规划城区扩至7.2平方市里，在七里桥原址划出90亩土地修建受降公园，园内拟建受降堂、抗战纪念馆、抗战军人遗孤学校，另计划修建空军殉难英雄铜像，同时完善城市公共设施等。全部预算法币286亿元。

然而，内战烽烟再起，国民政府财政枯竭，中央拨款严重不足，巨额规划经费无从落实。宏大的受降城蓝图，绝大部分只能停留在纸面之上。这样，只能退而求其次，先修建一座受降纪念坊作为标志性建筑。工程由芷江县县长杨化育主持，因建材匮乏，不得已拆取了芷江老城城墙的青砖砌筑。1947年8月21日，受降纪念坊正式落成于七里桥磨溪口旁。

纪念坊通高8.5米，宽10.64米，四柱三拱门形制，整体造型被后人解读为一个“血”字，象征着胜利来自3500万同胞的流血牺牲。坊身镌刻国民政府一众军政要员的题额、楹联，蒋介石、李宗仁、孙科、白崇禧、于右任等人墨迹悉数留存其上。王东原也为纪念坊背面题写额匾“蔚为国光”，并题写一副楹联：“潕水明山祥启中兴永志受降三楚地；国家民族荡平外患还期耀德五洲畔”。

受降纪念坊落成之后，并没有迎来设想中的受降城。时局急转，内战扩大，湖南省财政自顾不暇，受降堂、纪念馆、纪念公园全部搁置。除这座牌坊，只有当年洽降的几栋木板房屋勉强保留，芷江依旧是湘西的一座普通县城。

1948年6月，王东原卸任湖南省主席离开湖南，任过多个军政要职，后来辗转赴台，晚年移居美国。上世纪六十年代，受降纪念坊遭到拆毁，砖石构件散落，题刻文字凿损，蒋介石及国民党要员的题字也一同被毁。

顺带聊一下时任芷江县长杨化育。1947年8月受降纪念坊正式落成时，杨化育还自己题写过“受降纪念坊”坊名，正式的坊名由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张群题写。他1948年复回贵州任松桃县县长，1949年8月任贵州省第六区（铜仁）行政督察专员，兼少将保安司令，当年12月在四川秀山投诚。

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家决定修复受降纪念坊与旧址，依据老照片、档案文献，按原有形制复原。1985年，复建工程竣工；2010年，再次依据珍贵老照片进一步校准细节，恢复原始样貌，这就是今天千千万万人所见到的受降纪念坊。

对于民国军政人物王东原的历史功过，我们暂且不做评价。但是他牵头修建芷江受降纪念坊这件事，我们应该充分肯定——他主动意识到洽降旧址不能埋没于郊野，主张完整保护现场器物，推动建设受降纪念城，把抗战胜利的物证留给后世，这是颇有历史远见的，在那个年代尤为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