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外滩的黄浦江边，有一座装饰艺术风格的建筑，顶部是绿色的金字塔形尖顶，这就是沙逊大厦。

它如今的名字是费尔蒙和平饭店，也是亚洲最早建成的摩天大楼之一。

酒店方面介绍这段历史时，称这里曾是“精英阶层光鲜亮丽的游乐场，每晚都是一场奢华的盛会”。夜里来拍照的本地人和外地游客络绎不绝，可这栋楼也提醒着人们“百年屈辱”。

这座13层的大楼于1929年竣工。

那时上海的大片地区处在殖民势力的控制之下，大楼所冠名的沙逊家族，是当时在中国最富有、最有权势的家族之一。

借鸦片与条约撬开中国国门

沙逊家族的族长是大卫·沙逊，出生在巴格达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

当地统治者迫害犹太商人，他便带着家人和财产辗转来到英国治下的印度孟买，大约在19世纪30年代初定居下来，并在那里经营起几家颇为兴旺的企业。

对这个家族来说，一个关键的时间点是1833年。

这一年英国议会通过法案，取消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专营权，此后英国和印度的私商可以直接进入对华贸易，其中利润最高的一项就是鸦片。

曾在德里大学讲授中国历史35年的马达维·坦皮，在《印度人在中国，1800—1949》一书中总结过沙逊家族长盛不衰的原因。她认为关键在于灵活变通，并且随时准备拓展新业务。她的原话是：“他们未必是开拓者，但他们懂得如何利用随时出现的机会。”

这个机会是英国用炮舰打出来的。在林则徐禁烟之后，以鸦片贩子为主的在华英商持续游说本国政府动武。

1840年，英国舰队开抵中国沿海，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

1842年清廷战败，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向英国商人开放通商口岸。

两年后的1844年，沙逊家族在中国开设商号，大卫·沙逊的次子伊利亚斯·大卫·沙逊，也就是常说的E.D.沙逊，在同一年来到广州。

一年后，他判断上海的商机更大，于是迁居上海。

这个时候，沙逊家族已经靠向中国输入鸦片赚了很多钱。《上海英文星报》2001年的一篇文章写道：“输入中国的全部鸦片中，约有五分之一是由沙逊家族的船队运送的。”

“他们给中国带来鸦片和英国纺织品，运走丝绸、茶叶和白银。”运进来的是毒品，运出去的是白银，这一进一出之间，是中国白银外流、吸食者家破人亡的社会代价。

沙逊家族在中国发财的消息传回孟买以后，不少商号也想迁到上海，希望照着这条路子再走一遍。

1864年大卫·沙逊去世，家族内部随即分化。坦皮写道，E.D.沙逊不愿再留在由兄长阿尔伯特掌管的母公司里，选择自立门户。

1872年，他在上海仁记路5号成立了E.D.沙逊父子公司，人们一般叫它“新沙逊”洋行，和原来的“老沙逊”洋行区分开。

伊利亚斯从英国进口布匹，卖给上海最高档的商店，这些商店的顾客主要是富裕的欧洲侨民。后来他的儿子雅各布·沙逊进入家族生意，并在父亲去世后接手了公司。

还要看到，沙逊家族在华的种种经营，背后都离不开不平等条约提供的特权。

领事裁判权使享有这一特权的外国人在中国境内逃避中国司法管辖，协定关税让中国失去了自主调整税率的权力，租界则让外国势力在中国城市中心另立一套行政体系。

沙逊家族的财富建立在中国主权被层层削弱的基础上，又反过来依赖这种局面持续下去。

凭金融与地产攫取经济命脉

而鸦片和布匹只是起点，沙逊家族的生意很快延伸到更要害的行业。

坦皮写道，沙逊家族“依然热衷于寻找新的盈利投资渠道”。

他们涉足保险业，担任北英火灾及海上保险有限公司的代理人，同时经营航运。到19世纪90年代，各国资本竞相向清政府放贷，老沙逊的大卫·沙逊父子公司也为中国的铁路建设提供了英镑贷款。

铁路贷款往往附带路权、用人和收入抵押等条件，债权方借此对中国的交通命脉施加影响，这在当时是列强扩张势力范围的常见做法。

金融领域里还有一件常被提起的事。

1864年，在香港筹设汇丰银行的发起委员会中，就有沙逊洋行的代表。汇丰后来长期经手中国的外债和关税、盐税的存放，在近代中国金融体系中占有特殊地位。

沙逊家族参与了这家银行的初创，可见它在列强对华经济布局中所处的位置。

《马关条约》签订以后，外国人取得了在中国通商口岸开设工厂的特权，两家沙逊公司借此进入实业领域。

坦皮写道，他们“在中国开办了纺纱厂和织布厂，以及碾米厂、造纸厂和面粉厂。后来，他们甚至涉足开设啤酒厂和洗衣房”。

与此同时，新老两家公司在印度的业务照常经营，也做了一些慈善。

19世纪最后几十年，经营环境发生了变化。中欧贸易规模扩大，鸦片在其中的分量下降，清政府也逐渐能够对鸦片进口加以管制。

1907年，中英两国达成《十年协定》，约定中国禁止本土种植和吸食鸦片，印度鸦片的输华数量逐年按比例递减，十年内完全停止。

到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老沙逊在华业务大幅萎缩，新沙逊取而代之。

而当时主持新沙逊的是拥有英国准男爵头衔的雅各布·沙逊，在他手里，家族在上海的投资组合中加进了房地产，坦皮称这是沙逊家族“最精明的一步”。

她写道，家族开始以华懋地产公司、上海地产公司等多家公司的名义购买黄金地段的物业，尤其是沿江地段；19世纪时，房地产利润估计只有鸦片利润的十九分之一左右，但从20世纪20年代初起，随着鸦片生意走到尽头，房地产成了整个商业帝国里最赚钱的部分。

到20世纪40年代，仅在上海，沙逊家族就拥有沙逊大厦、河滨大楼等多座十层以上的高楼。有统计称，这些建筑约占新中国成立前上海30米以上高楼的五分之一，“上海房地产大王”的名号由此而来。

因战争与革命黯然撤出上海

20世纪20年代，执掌沙逊帝国的是雅各布的侄子维克多·沙逊。

一战期间，他在英国皇家海军航空队服役，飞机失事后虽然活了下来，但伤势影响了他此后一生的行动能力。

1924年父亲去世后，他承袭了孟买准男爵头衔，在浦那和上海之间往来，并参与英属印度的殖民管理，20世纪20年代两度担任立法会议员，还是印度劳工状况调查皇家委员会的成员。

也正是在这段时间，家族在中国的房地产生意达到顶峰，维克多主持建造了外滩的沙逊大厦，华懋饭店就开在楼里，家族在外滩的多处物业至今仍在。

而印度独立运动声势日盛，维克多对在印度的前景越来越不看好。

1931年7月，他对路透社说：“外国人在印度的前景似乎并不光明。”在他看来，家族在印度的业务正在收缩，只剩棉纺厂一项大产业，而且竞争不过日常开支很低的印度本土企业。

他宣布离开印度，把上海作为主要活动中心，理由是：“印度普遍存在一种反对外国人开发这个国家的情绪，他们称之为‘剥削’；但在中国，人们非常乐意欢迎为中国利益而工作的外国人。”这番话放在今天看，很能说明问题。

他把印度人对殖民经济的抵制称作情绪，把中国当时积贫积弱、主权残缺的处境当成可以继续经营的空间。

作出这个决定时，他名下的E.D.沙逊父子公司股本为1000万卢比，由他主持、设在香港的E.D.沙逊银行有限公司股本为100万英镑。

1931年10月，维克多从孟买动身前往上海。至少在最初几年，这一步确实带来了丰厚回报。坦皮写道，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中国大部分地区动荡不安，大批富裕的中国人涌入上海，沙逊家族利用这一形势，通过发行股票和债券赚取了更多利润。

换句话说，别处的战乱推高了上海租界的地价和资本需求，沙逊家族正是从中获利的一方。

转折出现在1937年。

日军进攻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涌入大量难民，这两个区域在一段时间里仍与日占区保持着一定的隔离。

此后几年里，上海向逃离纳粹迫害的犹太难民敞开了大门，不要求签证即可入境，沙逊家族也为这些犹太难民捐过款。维克多曾与日方交涉，让对方暂不进入租界，但他清楚这拖不了多久。

1941年春，他离开上海前往孟买。同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参战，日军随即进占上海公共租界，后来又强迫无国籍犹太难民迁入虹口的隔离区。

1945年战争结束，维克多回到上海，却没有重新定居，而是把产业卖给国民党政权治下的中国企业，之后移居巴哈马。

许多西方侨民没有及早抽身，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只能离开中国大陆。华懋饭店于1952年由上海市政府接管，曾用作办公场所，1956年恢复营业，改名和平饭店。

如今的沙逊大厦经过细致修复，仍在经营，上海的商业重心则早已移到黄浦江东岸的陆家嘴。

游船经过外滩时，讲解里依然会提到这个来自孟买的殖民富商家族。它靠鸦片船队起家，借不平等条约提供的特权进入保险、航运、铁路贷款、工业和地产等行业，把战乱中的上海当作生财之地，最后在战争和政权更替之前带着财富离开。

这样的家族史，在中国人的记忆中很难被讲成一个体面的商业传奇，它更像是对那段主权残缺、任人宰割的年代的一份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