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玖言

2016年前后，西宁有一座公馆被评上了4A级旅游景区。公馆的主人，是民国时期统治青海近四十年的军阀马步芳。景区讲解词里，马步芳被描述为“推动青海近代化建设的功臣”，其公馆被包装成“民国建筑艺术的典范”。一时间，游客如织。

这件事后来引发了巨大的舆论风暴。原因很简单：马步芳不仅仅是“有功有过”的历史人物，他是一个手上沾满了数千红军将士鲜血的刽子手，是一个被自己统治下的人民称为“土皇帝”的暴君。用4A级景区的牌子来纪念他，无异于在历史的伤口上撒盐。

为什么到了今天，还有人为马家军“洗白”？为什么关于马家军的历史记忆，会被如此轻易地涂抹和改写？

1949年的西北大决战，为什么一定要荡平马家军？他们究竟犯下了怎样的历史罪孽，以至于没有任何政治争取的余地？而这一切，又和西北那片土地上亿万普通人的命运，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关联？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从头说起。

“甘、河、回、马”——一个封建军事集团是如何长成的

马家军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清同治年间。1862年，西北爆发了大规模的回民起事，河州回军首领马占鳌率部投降清廷，被左宗棠整编为三旗马队。这是马家武装势力从“叛乱者”转变为“体制内力量”的关键一步。

此后数十年间，马家势力经历了清廷、北洋政府、国民政府三个时代，始终屹立不倒。其生存策略可以概括为八个字：效忠中央，割据地方。谁在北京（或南京）坐庄，马家就向谁称臣；但在甘宁青这片土地上，谁说了算，得姓马。

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经过不断的兼并和蚕食，马步芳、马鸿逵、马鸿宾三个军阀集团实力逐渐强盛，人称“西北三马”。其中，马步芳割据青海，马鸿逵割据宁夏，马鸿宾则夹在中间，势力最弱。

马家军的内部结构非常特殊。它以“甘、河、回、马”为用人标准——甘肃人、河州人、回族、马姓。核心权力采取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封建继承方式。这种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组织形态，使其既具有强大的内部凝聚力，又天然排斥一切外部力量。

彭老总对此有极为精准的判断：“西北的问题，我看主要对手是胡宗南和‘二马’，而胡和马又有区别。”毛主席则进一步指出：“胡有野心，此人的后台是蒋介石；马有野性，是地头蛇，带点民族色彩，有很大的欺骗性。”

“地头蛇”三个字，精确地概括了马家军的本质。他们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也不是什么意识形态的信仰者。他们就是一块土地上长出来的封建军事集团，对外依附强者，对内实行赤裸裸的暴力统治。

苛政猛于虎，马家军治下的西北社会

民国时期的西北，是中国最贫穷落后的地区之一。而马家军的统治，不是去改变这种状况，而是将这种贫穷推向了极致。

第一种掠夺：土地与租税。马家军阀是西北最大的地主。以东乡地区为例，包括东乡在内的临夏地区，实际上都在马步芳一家的直接统治之下。他们采用地租、雇工、高利贷等形式横暴地榨取农民，同时私设公堂，使用“揭背花”“钉指甲”“夹楔子”“拔断筋”“砸骨拐”等种种酷刑催租逼债。巴素池一个大地主家中大梁，因经常吊打农民，竟磨出了七八条深槽。一根大梁上的七八条深槽，每一道都是无数次的鞭打和哭喊磨出来的。

第二种掠夺：鸦片。为了筹措军费，马家军阀强迫农民种植鸦片。1931年至1942年间，青马军阀在甘肃河西走廊驻扎大量军队，为筹措军费，强迫民众种植鸦片，征收巨额烟亩罚款和摊款，河西烟毒由此泛滥，成为甘肃省第一大鸦片产区。

这是一种杀鸡取卵式的掠夺：农民不种粮食，改种鸦片，短期看似收益更高，但一旦遇到灾年，整个地区便毫无抗灾能力。而马家军阀通过抽收鸦片税、经营鸦片贸易获取的巨额利润，全部用于维持其军事统治和穷奢极欲的生活。

第三种掠夺：兵役与徭役。 马家军为争地盘不断扩军，兵员从何而来？抓丁拉夫。西北地区人口稀少，青壮年本就不多，大量劳动力被抽走当兵或做苦力，田园荒芜，村落凋敝。

一位女华侨林鹏侠在1932年至1933年间考察陕甘宁青，留下了这样的记录：

她在甘肃途经一个村庄，“入村鸡犬无闻，寂无人迹，两旁房屋，俱成残破，历数十户无不如此……忽偶步一空室外，似内微有声息。……始入，仍不能见物，少顷，忽发现屋角有母女三人，裸而无衣，坐于热灰而取暖，瘦削污秽之面目身躯，鬼物视之，恐犹不免有逊色。”

母女三人，赤身裸体，坐在灰烬里取暖。

这就是马家军统治下的西北：一个被吸干了血肉、只剩骨架的社会。土地被兼并，粮食被鸦片替代，劳动力被抽走，剩下的只有沉默的贫困和无声的绝望。

血染河西

如果说马家军阀对西北百姓的压榨是“慢性罪行”，那么他们对红军西路军的屠杀，则是一场赤裸裸的、系统性的暴行。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后，红四方面军之五军、九军、三十军及总部共21800余人奉中央军委命令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后因局势变化，过河部队改称西路军，转战河西走廊，试图打通与苏联的国际交通线。

河西走廊是马步芳起家的根本。他“宁死一万人，不失一寸地”，先后在河西投入总兵力达12.5万人。此时西路军仅有21800人，是马家军兵力的六分之一，且多为步兵，而马家军以骑兵为主。

这场战斗从一开始就注定是惨烈的。

零下三十摄氏度的严寒中，红军战士还穿着单衣单裤。三十军警卫排班长岳仲连回忆，他们只好把地主家的毡剪一个洞，从脖子套下去，用草绳拴住，就算是棉衣了。脚上没有鞋，就把毡子包在脚上，用绳子绑住。“冻坏了就烤火，结果烤了耳朵掉了，鼻子掉的，手掉的，脚掉的，也没有人叫疼，因为天气实在太冷了。”读到这里，我沉默了。耳朵掉了，鼻子掉了。

而这些战士当时才多大？十七八岁，二十出头。他们从南方一路长征到西北，穿过了雪山草地，最后冻掉手指脚趾的地方，不是战场上的炮火，而是河西走廊的寒冬。

战斗的结果是毁灭性的。西路军组建出征时21800余人，战亡者7000余人（其中团以上干部143人，军师级以上指挥员20多人），被俘后遭杀害者5600余人，被营救返回延安者约4700人，失散流落在途者4500人左右。两万多人，最后回到延安的不到四分之一。

但比战场上的死亡更令人发指的，是马家军对被俘红军将士的屠杀。

据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董汉河的考证，西路军被俘将士遭残害人数共6000余人，绝大多数被害于1937年春。其中，在张掖老飞机场、东校场、王母宫、孟家墩等地被残害3267人，在甘肃高台、临泽、永登等地被残害至少500人，在西宁被残害2000余人，在青海海北地区等其他地方被残害350余人。

张掖县委五人小组在1958年留下了极为详细的统计：敌人在张掖杀害西路军俘虏3267人，其中活埋2609人、枪杀575人、烧死56人、其他27人。所谓“其他”，即指敌人用扒心、挑喉、割舌、断颈等手段残害红军。

活埋2609人——这个数字意味着在张掖的那几个万人坑里，曾经有2609个活生生的人被推入土中，被泥土一寸一寸地淹没，直到最后一口气息被大地吞没。而“扒心、挑喉、割舌、断颈”，每一个词都是一幅令人无法直视的画面。

更令人愤怒的是，马步芳害怕屠杀红军的罪行暴露，下令在屠杀红军时，不准执灯，不准鸣枪，不准留痕迹，不准跑掉一人，并将时间规定在晚上10点以后进行。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制度化的屠杀体系。

幸存者的回忆更为触目惊心。原红九军二十七师战士朱友德回忆，梨园口战斗后，他负伤倒在血泊中，亲眼看见马家军用大刀乱砍乱杀，负伤的同志几乎全部砍死。高台城失陷后，敌人烧杀达七天之久，把数百名伤员排成队用马刀砍死。红五军张护士长面对敌人的凶残，坚贞不屈，被敌人活活钉死在城内一棵老槐树上。

而在屠杀红军的同时，马家军还与当地民团、土豪劣绅、地痞流氓勾结，进行了大规模清乡搜山。副团长张成仁搜捕西路军将士五百余人，亲自活埋西路军战士及保护红军人员十四人。倪家营子财主李成喜，将一位女红军留给他儿媳不满两个月的婴儿，倒提两腿用刀分成两瓣。临泽蓼泉乡甲长刘事恒，把收藏在农民家炕洞里的四个小红军，在众目睽睽之下用榔头砸头，直到脑浆四溢，鲜血横飞。

一个两个月的婴儿，被倒提着，一刀劈成两瓣。四个小红军，最小的可能才十四五岁，被榔头一个一个砸死在炕洞前。

这些暴行的记录者，是1958年甘肃各地县肃反五人小组的工作人员，他们逐村逐户走访，把每一笔血债都记在了档案里。这些档案至今保存在甘肃省和青海省的档案馆中。

1949年7月20日，毛主席电示彭老总：

“只要平凉战役能歼二马主力，则西北战局即可基本解决。往后占领甘、宁、青、新四省，基本上只是走路和接管问题，没有严重的作战问题。”

在讨论如何解决青宁“二马”时，中共中央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毛主席明确指出：青马与我解放军长期对抗，残杀红军无数，十分疯狂反动，政治争取没有可能；而青马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在军事上比宁马强大，歼灭了青马，即可基本上解决西北问题。

“政治争取没有可能”——这句话不是随便下的结论。

要知道，在解放战争中，中共对于国民党地方势力，一向采取“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相结合”的方针。傅作义在北平和平交出城池，董其武在绥远起义，陶峙岳在新疆通电起义，都是“政治争取”的成功案例。但马家军不同。

为什么不同？因为马家军与中共之间，不存在任何可以弥合的裂隙。马家军是一个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封建军事集团，其核心利益就是“守住地盘”。这种利益诉求与中共“解放全中国”的目标从根本上不可调和。更重要的是，马家军对西路军将士犯下的滔天罪行，已经使双方之间的仇恨达到了不可化解的程度。马步芳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他知道中共不会忘记这笔血债，所以他也绝不会投降。

而马鸿逵呢？毛泽东对他做了区分处理。马鸿逵是傅作义的拜把兄弟，曾派人向傅作义表示有求和之意。毛泽东判断：即使马鸿逵不投诚，只要歼灭了青马，宁马必然无心抵抗，可达“一石二鸟”之功效。

“首恶必办，胁从不问”——这是中共在解放战争中对待敌对势力的基本策略。马步芳是“首恶”，必须打掉；马鸿逵是“胁从”，可以争取或分化。这一策略在西北战场上的运用，体现了中共高层对西北局势的深刻洞察。

兰州，黄河边上的最后一战

1949年8月，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三路大军向西挺进，目标直指兰州。

兰州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必然成为决战之地。它位于甘肃省中部，是西北第二大城市，也是连接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省的交通枢纽。城北是滔滔黄河，四周被群山环抱，尤其是城南绵延20公里的南山，堪称天然屏障。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就在这里构筑了永久性工事，后经不断增修，形成了以马家山、营盘岭、沈家岭为主体的三大防御阵地。

主阵地和外围阵地均构筑了能相互支援的钢筋水泥碉堡群，阵地外斜面修有环形人工削壁，削壁上暗藏机枪射击孔，与碉堡内的火力交织成一道道难以逾越的火力网。削壁外还筑有外壕，壕外附设大量铁丝网和地雷。马步芳父子吹嘘“兰州是攻不破的铁城”。

但彭德怀不怕。他说：“我们不怕他守，而是担心他跑掉。如果他真的不跑，就到了我们把他消灭的时候了。 ”

8月21日，解放军对兰州发起试攻，未能突破敌军防线。8月25日，总攻打响。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血战。沈家岭阵地双方反复争夺，肉搏战持续了十几个小时；马家山阵地上，解放军战士用刺刀与马家军的大刀搏杀，阵地数次易手。到8月26日，解放军攻占兰州西关，抢占黄河铁桥，肃清城内守军，兰州宣告解放。

兰州战役共歼敌2.7万余人。马步芳的精锐主力在此战中基本被全歼。马步芳本人逃回青海，后经重庆逃往香港，最终流亡沙特阿拉伯。马鸿逵则在宁夏战役中溃败，同样流亡海外，最终客死美国。

从军事角度看，兰州战役的胜利打通了解放军西进青海、宁夏和甘肃河西走廊的门户。毛泽东说，兰州一战如果歼灭青马主力，“大西北的解放便指日可待。这样，新中国宣告成立就更具条件了”。9月25日，新疆和平解放；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西北大决战的胜利，为共和国的诞生扫清了最后一块军事障碍。

2016年马步芳公馆被评上4A景区的风波，让我想了很久。

我想起西宁革命公墓里那些头骨。1952年，工作人员在挖掘马匪活埋红军的万人坑时，挖出的红军烈士头骨大约有一千八百个。每十个人头装一个红布口袋。一千八百个头骨，装了一百八十个红布口袋。后来这些头骨被安葬在西宁革命公墓。

你去西宁，如果愿意找，应该还能找到那座公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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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马步芳公馆尽行褒扬其善举 绝口不提荒淫凶残》，中国新闻网，2012年6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