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面对人工智能，大洋两岸的普通人却给出了几乎截然相反的答案。

盖洛普与微软联合开展的2026年AI采用调查显示，93%的中国受访者认为AI将主要给本国人民带来帮助，而持同样看法的美国受访者只有36%。

这项调查于今年4月至7月进行，覆盖37个国家，每个国家约有1000名受访者，误差范围在正负2.2到4.9个百分点之间。

一个是AI研发的全球领跑者，一个是紧随其后的有力竞争者，两国民众对这项技术的态度却相差近60个百分点，着实耐人寻味。

这组数字，也为观察中美AI竞争提供了一个此前较少被关注的维度：民心。

一、全球乐观，美国例外

从整体来看，全球民众对AI的态度远比想象中乐观。

在37个受调查国家中，有32个国家的乐观者多于悲观者。在25个国家中，多数人预计AI会让自己的日常生活变得更好。

在“AI将帮助本国”这一问题上，中国以93%位居榜首，越南以91%紧随其后，新加坡、以色列和尼日利亚分别为77%、69%和68%。

从地域分布看，东南亚国家的乐观情绪尤为突出，越南和新加坡双双跻身前三。

排在末尾的则是孟加拉国、埃及、马拉维、美国和阿富汗，比例都在34%到37%之间。作为AI技术的发源地和领军者，美国的民众信心竟与这些发展中国家处于同一水平，这一结果颇为出人意料。

更引人注目的是美国人的焦虑程度。在所有受调查国家中，美国担忧AI的受访者比例最高，达到74%。

二、越用越担心的“美国悖论”

按常理推断，一个人越常使用某项技术，就越可能对它产生好感。但美国的数据却呈现出一种耐人寻味的悖论。

调查显示，约22.8%的美国人每天都在使用AI，但也有30%的人从未用过。即便是每天使用AI的美国人，也有68%表示对其感到担忧。

这一发现与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今年2月的调查结果相互印证。当时的调查显示，尽管约一半美国成年人使用过AI聊天机器人，但预期AI带来负面影响的人仍多于预期正面影响的人。

盖洛普的研究人员注意到，富裕的西方国家普遍呈现这种矛盾：AI使用率最高，担忧程度也最高。不过，经常使用AI的人，焦虑程度总体上还是低于从未使用的人。

在对AI准确性的信任方面，全球中位数只有36%的人表示完全或很大程度上信任AI。

三、态度差异从何而来

为什么中美两国民众的看法差距如此之大？

一种解释是，两国社会对技术的整体叙事不同。在中国，AI常常与经济增长、产业升级和生活便利联系在一起，从移动支付到智能制造，民众对科技带来红利有着切身体会。

中国近年来在政务服务、城市治理和日常消费中广泛应用AI，民众接触AI的场景十分丰富。

而在美国，AI讨论中充斥着对失业、虚假信息、隐私泄露和“AI失控”的担忧。科技公司掌门人和顶尖科学家频频发出的风险警告，也在不断强化公众的忧虑。

另一种解释与经济结构有关。在美国，白领阶层是AI冲击最直接的群体，许多人担心自己的工作会被取代。

对于越南、尼日利亚等发展中国家的民众来说，AI更多被视为追赶发展、获得新机会的工具，因此乐观情绪更加浓厚。

当然，也需要注意，不同国家的调查环境、社会文化和受访者表达习惯存在差异，跨国比较时应保持审慎。此外，这批数据只是盖洛普计划覆盖140个国家的大型研究的首批结果，更完整的全球图景还有待揭晓。

四、乐观与审慎都需要

这份调查的意义，不仅在于排出一张“乐观榜”。

民众态度会深刻影响AI在一个国家的推广速度和监管方向。高度乐观有助于新技术快速落地，但也可能让人忽视潜在风险。

反过来，过度焦虑可能延缓技术应用，却也能推动更严格的安全审查和伦理规范。

对中国而言，高涨的公众信心是推动AI应用落地的宝贵资源，同时也需要在数据安全、就业转型和算法治理等方面未雨绸缪。

对美国而言，如何弥合技术领先与公众信任之间的鸿沟，已成为政府和企业都绕不开的课题。说到底，公众信任不是靠宣传得来的，而是在一次次真实可靠的使用体验中逐步建立的。

AI的未来不仅取决于实验室里的技术突破，也取决于亿万普通人是否愿意信任它、拥抱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