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2月24日拂晓，江西永新县城。袁文才在住处被闯入者开枪击倒在床上，噩耗传到他妻子谢梅香耳中，她当场哭昏过去。苏醒之后，旁边有人低声讲：毛委员下山了，他们才敢动手。

那不是一句气话。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带着红4军军部和28团、31团离开茨坪，向赣南方向出击，把这座中共亲手开辟的头一块农村根据地，交给湘赣边界特委看守。

袁文才、王佐二人，原本是绿林出身，被一路带成红军将领，是井冈山上的元勋。从此这支队伍只服一个人，而那个人不在山上。

一年零一个多月后，边界特委借着编队打吉安的由头，把袁、王哄到永新县城。袁文才32岁，被枪杀在床。王佐听见动静，跳墙翻身上马，往禾水方向奔逃，河上的浮桥板早被人抽走，连人带马栽进东关潭，再没上来。

这一夜，山上能压得住事的人，偏偏不在。

井冈山上只服一个人的两支队伍

1927年10月，毛泽东领着秋收起义剩下的队伍上了井冈山。在宁冈大仓村，他头一回见到袁文才，抬手送过去100多支枪。袁文才回了1000块大洋，领着工农革命军进茅坪扎下根。

王佐那头也不甘落后，杀猪宰羊把队伍迎上山，又回赠500担稻谷。两支护山的绿林武装，就这样被毛泽东一点点拉进了革命阵营。

到了1928年2月，袁、王两部合编，番号为第二团，隶属第一师建制。袁文才当团长，王佐当副团长；这年6月，部队改称红4军32团，是红4军四个团里头的一个。

毛泽东在永新城里给中央写信，把袁、王两人的住处说成“我们的永久通讯处”。在井冈山上，这两处屋子就是前委跟后方最牢靠的联络点。

袁、王能在山上站稳，靠的是毛泽东一个人一个人做工作。他多次找王佐促膝长谈，把革命道理掰开揉碎讲；又把徐彦刚、游雪程、陈伯钧一批干部派到袁部，帮着改造部队。

袁、王对毛泽东是真心服气，对旁的上级却始终隔着一层。这支队伍认人，不认别的名分。只服一个人，是这支部队最牢靠的粘合剂，也是它后来的软肋。

矛盾是从土客籍之间长出来的。袁文才原籍宁冈客籍，王佐原籍遂川客籍，边界特委和永新、宁冈县委里掌权的多是土籍，两边在分田、政权、人事上积怨一天天加深。

1929年初柏露会议上，毛泽东反复做工作，把话挑明：不杀袁、王。他定下安排，让袁文才改任红4军参谋长随军下山，王佐留在井冈山守山。他想用这个法子，把两边人都护住。

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率红4军主力向南开拔。人一走，山上镇得住土客籍旧怨的那股劲，一下子就空了。

袁文才跟着队伍走到东固，偶然翻到中共六大决议里“诛杀土匪首领”那几句，心里发毛，干脆独自跑回井冈山。这一步，等于把自己重新送回边界特委的眼皮子底下。

1930年1月下旬，袁文才擒住了茶陵靖卫团总罗克绍。他非但没下手，反而好礼相待，想争取罗克绍帮忙办兵工厂。边界特委揪住这件事不放，给袁文才扣上“勾结罗克绍、扰害赤色政府”的帽子。

一座兵工厂之争，成了压垮人的最后那根导火索。

永新县城那一场没有毛泽东的枪

边界特委放出话来，说要整编地方武装、编队打吉安，召袁文才、王佐带部队到永新县城集中。两人没起疑心，领着队伍就进了城。

1930年2月24日拂晓，时任边界特委书记的朱昌偕，领着人闯进袁文才的住处，抬手一枪，把他打死在床上。

王佐听见枪声，翻身跳墙，翻身上马往外冲。他一口气跑到东门外禾水边，才抬头看见河上的浮桥板早叫人预先抽掉。马到河边收不住蹄，连人带马栽进河里，淹死在东关潭。

袁文才、王佐连同随行骨干40余人，就在这一夜被错杀。消息辗转传到赣南，转战途中的毛泽东听到后惋惜不已，跺着脚长叹：“这两个人杀错了。”

1936年他在保安跟斯诺聊起袁、王，说他们“率领队伍投身于革命，准备向反动派作战，是忠实的共产党人”。

谢梅香听到丈夫死讯那一下，当场就昏了过去。多年以后家属回忆，旁边人凑过来跟她讲，毛委员不在，他们才敢动手。这句话后来被人反复提起。

它点破的不是哪一个人的恶意，而是权力真空那一夜，山上真实的生态。压得住事的人不在，旧账就被人翻了上来。

错杀的代价，比杀本身还要重。3月初，袁文才旧部谢角铭、谢益谋等16人联名写信，托彭德怀转给赣西南特委，求上级出来主持公道。

那封信石沉大海。上级没派人下来解释安抚，西路行委反而接着宣布袁、王是革命敌人。这一步，把旧部心里最后一点余地也堵死了。

3月下旬，谢角铭联络上王佐的哥哥王云隆，两人联名给湘赣两省政府“电告反赤”。4月上旬，宁遂边防保卫团的牌子在茅坪挂出来，谢角铭当团总，王云隆当团副。

这支部队以袁、王旧部为底子，又新招了200多团丁，加上国民党那边拨来的枪弹，很快扩充到700多人枪。这支曾经替井冈山挡枪的队伍，从此调转了枪口。

三十五年后迟到的那只手

从1930年4月起，作为中共亲手开辟的头一块农村根据地，井冈山就此沦为白区。红军后来六次寻机想夺回来，都因为保卫团攥着客籍民众、通风报信，一次次失利。

这块根据地撑了两年四个月，就因为一场内部错杀，丢了将近二十年。山岭还在原处，红旗却落了。

历史的公道来得不早。1950年，陈正人到江西主持省委工作，是省里首任书记，进京向毛泽东汇报江西局势时，又一次提起袁、王这两个人。

毛泽东把当年那句话又重复了一遍：“杀袁王杀错了。”就在这一年，江西省政府把袁文才、王佐追认为革命烈士。

1965年5月22日，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离开这里已经38年。在井冈山宾馆，他紧紧握住袁文才的妻子谢梅香，以及王佐的结发妻子蓝喜莲。

他亲切地叫她们“袁嫂子”“王嫂子”，又对她们讲：“你们的亲人，在井冈山斗争那一段是有功的，对中国革命是有过贡献的。”

从1930年错杀，到1950年追烈，前后用了20年；从错杀，到毛泽东当场合上谢梅香的手、叫一声“袁嫂子”，前后用了35年。

红色政权用这三十多年，给两位从绿林好汉一步步成长起来的红军将领，一份迟来却分量十足的公道。

这桩历史案后来被一次次写进党史。它提醒的不是哪一个人的对错，而是当年革命早期一道沉重的命题。

当一支被统战过来的队伍，眼里只认一个人，而那个人暂时不在的时候，内部裂痕若没有更高一层出来调解，就会在“左”倾情绪和个人恩怨里，烧成一场自己人冲自己人开火的惨剧。

谢梅香那一声哭昏里头藏着的，正是这道命题最朴素的注脚：毛委员在，袁王活；毛委员不在，袁王死。

井冈山的群山记得这桩旧事，党史后来也一笔一笔，把袁文才、王佐写回了他们应有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