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的红飘带丨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那双草鞋静静地躺在玻璃展柜里，灯光斜斜打下来，几乎可以看清楚它的编织纹路——不是普通的稻草，是更柔软的黄麻。它编得极细、极密，做这双鞋的人怕是把全部的心思都纳了进去。它的鞋尖上，还系着两团褪了色的精致绣球。

一个月前，我在江西于都的中央红军长征纪念园里，看到过它。如今它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在北京。

刚下飞机，潮热的空气便扑面而来，瞬间裹住周身，瑞金的六月宛如北方的盛夏。红色故都、红色摇篮——是瑞金独有的标签，沿街路灯、灯箱上的红五星随处可见，车行至苏维埃大道，穿过缀着巨型五角星的胜利门，恍惚穿越到九十二年前的那个夏日。

彼时的瑞金，天气应该同样闷热吧。和天气一样憋闷的还有广大红军指战员，他们心里想着，从来没有像现在这般，打了一个接一个的窝囊仗。

自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以来，博古、李德独断专行，抛弃了之前红军在前几次反“围剿”中的胜利经验，采取堡垒对堡垒，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的错误方针，导致战斗形势愈发不利。黎川失守后不久，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失守，南面的建宁、会昌也相继失守……国民党军日渐逼近中央苏区腹地，蒋介石让各路部队加紧修碉堡，声称要在七月初对中央苏区中心区发动全面进攻……

此时，原驻在瑞金沙洲坝的中央机关被敌人发现。为安全起见，所有中央领导机关都迁移到较为隐蔽的云石山，并分散在就近的各个村庄。中共中央局驻在丰垅村的马道口，中革军委驻在田心村岩背……中央政府就驻在云石山寺庙之中。

云石山离瑞金城不远，仅半个小时车程。虽然山高不过五十米，却也陡峭，山下烈日高照，山中树荫遮天。没走几步，抬头便可看到杨尚昆题写的“长征第一山”，关于长征的重要决策部署，就是在这里研究和决定的。

穿过一道用石块垒砌的石门，登上山顶，有一座古寺，黄墙黑瓦，檐角微微翘起。古寺建于清嘉庆年间，有几间厢房，当年在这里居住和办公的有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以及贺子珍和部分工作人员。

寺旁有棵古樟，据说已有五百年的树龄，树心中空，树干上青苔斑驳，但树身粗壮结实，枝繁叶茂。香樟树下，立着一尊雕塑——毛泽东与张闻天相对而坐。主席的手里夹着一支烟，眉头紧蹙，身体微微向前倾，像在说着什么，张闻天坐在石凳上，凝神聆听。

他们在云石山已经住了将近三个月。张闻天心里清楚，再按博古、李德那套打法打下去，红军迟早要拼光。他看着对面被排挤了两年多的毛泽东，忽然觉得，有些话不能再藏着掖着了。

阳光透过樟树的叶子，投下细细碎碎的光斑。毛泽东把烟掐了，在石凳上磕了磕烟灰，说：“阵地战是死路，我们打不了这种仗。”张闻天沉默了一会儿，点了点头：“你说得对，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俩人一直聊到了傍晚，起风了。

山顶的风吹来，是离别的气息。

在寺庙门口，贺子珍望着贺怡抱着小毛毛的背影，越走越远，她哭了又哭。回到厢房，看到婴儿床上还落下了一颗毛泽东给毛毛买的糖。前天夜里，她摇着床哄小毛毛睡觉，轻声念叨着：“小毛乖，等打了胜仗，爸爸妈妈一定接你。”不想，这一别就再也未曾相见。

“去留心绪都嫌重，风雨荒鸡盼早鸣。赠我绨袍无限意，殷勤握手别梅坑。”在梅坑，何叔衡为好友林伯渠饯行。他把女儿为他织的毛衣，送给林伯渠。林伯渠百感交集，写下这首《别梅坑》，两位战友一别成永诀。

在路口，董必武的妻子陈碧英送了一程又一程，她已经跟着队伍走了三天三夜。董必武只能狠心劝她回去，临别时，她把系在腰间的手电筒解下来，递给董必武，哽咽着说：“你年纪大了，晚上走夜路多留心呀！”这一别，就是一生。

这样的离别在云石山脚下，也在离云石山不远的华屋村……长征出发之时，十七位青年回乡与亲人告别，并在村后的蛤蟆岭种下了十七棵松树。

如今走进华屋村，迎面是一栋一栋的小洋楼，错落有致。在新居的一侧，是村民们保留的几栋低矮土坯房，每一户都有天井、厅堂和厢房，上面还有阁楼。讲解员华丕懋告诉我们，早在春秋时期，南迁的客家人便在此定居，同姓聚族而居，因此老屋保留了原来的客家风貌。他指着门框上小小的“光荣烈属”牌子说，这些都是烈士们住过的房子，在当时仅有四十三户的华屋，家家户户都有人参加红军。

沿着后山的台阶上去，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林，当年十七位烈士种下的松树，就掩藏在密林中。刚走几步，就看到一棵粗壮的松树，树脚下立着块石碑，上面刻着：“华德和，男，一九一七年生，红一军团战士。一九三二年参加红军，一九三四年十月随部长征。”树枝在风中摇晃，仿佛告诉我，当年的他一点没有犹豫，只是长征的路很远，他有些念家。石阶不远，我的脚步却迈得沉重。每经过一棵树，我都想听听它说的话。

在山顶，村民建起了一座红军烈士纪念亭，他们把这十七棵松树称为信念树，把这片小树林称为烈士林。我想起在村子房前，每家每户都供奉着两个香炉，华丕懋说，客家人向来重子嗣、续香火，这两个香炉，一个敬天地，一个祈子嗣延绵。没有盼来亲人的华屋人，把这些青松看作了血脉的延续。

在烈士纪念亭里有个巨大的十七棵松根雕，上面刻着的正是这十七个人的故事。

“这个看着年纪大些，他叫华质彬，当时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文书。你看，他戴着斗笠、穿着蓑衣，是因为他离家的那天，正好下大雨。走的时候，九岁的儿子华丕恢追出门外，大声哭喊着要和爸爸一起走……”

“你们觉得这是几棵树的根雕的作品？”讲解员华丕懋问我们。

“三棵？”

“只有一棵。这是棵老樟树，它就长在后山上，后来逐渐枯萎了，村民就把它挖出来，发现有这么庞大的根，才请人做了这十七棵松的根雕。”

松涛声阵阵，风吹得我头皮发麻，又是樟树。

在“苏一大”会址那里，也有棵古樟。它见证过苏维埃政权的诞生，枝杈处卡着一颗炸弹，一九三三年敌机轰炸时，它护住了一旁办公的毛主席；在沙洲坝的红井旁，有三棵古樟。它们三枝并生，树冠如天幕巨伞，树下的毛主席问挑水的村民“这水是浇地吗？”开始了一场“治水实践”；在国家银行旧址的展柜里，有樟木制成的钱箱；在云石山的樟树下，是毛主席思考的身影……这些生长在不同地方的樟树，见证了苏区的蓬勃、火热与彷徨、离别。

后来，我知道，樟树是江西的省树。它的根扎得深，树冠才撑得那么大。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啊，又何尝不是这样？

古樟树的根刻下了离别，也托起了红军的远征。

选自：《解放军文艺》2026年10期

作者：李楚楚

编辑：王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