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遣唐使与现代的经贸访华团如出一辙，我们需要清醒起来

大家好，这里是《亚洲观察》系列，今天继续聊聊亚洲的事儿。历史上被大加宣扬的日本遣唐使，真的只是中日友好交往的典范吗？它与当今的经贸访华团之间，又究竟隐藏着怎样惊人相似的战术逻辑？

讲到唐朝的对外交往，一定会提到万国来朝的盛况。在这一盛况中，日本的遣唐使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从唐朝建立开始的两百多年间，日本先后派出了二十次遣唐使，其中成行入唐的有十五次。

起初，遣唐使是带着外交使命前来唐朝，到后来则演变为全方位学习唐朝的各项制度，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日本的文化和历史走向。以下就来讲述这些遣唐使的故事。日本与中原王朝的往来由来已久。早在中国隋朝时期，日本就曾多次派遣使者前来，史称遣隋使。

日本此举目的是多方面的：首先，希望能正式与隋朝建立平等关系；其次，是在外交和军事上观察隋朝。当时隋朝数次征讨高句丽，而日本在朝鲜半岛也拥有自己的势力范围，为了了解隋朝的军事情况，日本便派出使团来到中国。

然而遣隋使总体上并不顺利。日本一心想与隋朝平等邦交，还带来一份国书，上书 "日出处天子致书日落处天子"，这句话令隋炀帝极为不悦，平等邦交自然无从谈起。

加之隋朝当时为征伐高句丽倾举国之力，对日本使者严加看管，不允许其擅离半步，如此一来，刺探隋朝军情也就无从谈起。等到唐朝取代隋朝之后，高句丽问题依然横亘在中日两国之间。此时的日本政权也正在发生变化。

过去天皇家并没有多少实权，朝政由苏我氏这样的大家族所掌握，天皇必须通过与苏我氏联姻来确保自己的地位。在这样的情况下，天皇甚至没有固定的都城，不得不到处搬迁宫殿，以迁就这些大家族。

到了公元七世纪初，天皇设法除掉了朝中最大的家族势力，即苏我氏，这就是所谓的大化改新，天皇由此开始掌握实权。至于中央集权政体究竟应该如何建立，海对岸的大唐自然是日本最好的榜样。

于是，日本沿袭过去遣隋使的制度，向大唐派出使节，此后即称为遣唐使。最初的几批遣唐使来到唐朝，恰逢唐朝与高句丽的战争进入高潮，朝鲜半岛局势十分复杂，唐朝并不希望日本介入其中。

有几批遣唐使抵达唐朝后，就接到敕令 "国家来年必有海东之政，如等倭客不得东归"，于是他们如同过去的遣隋使一样被扣留下来。此时日本与唐朝围绕朝鲜半岛的争夺日益紧张，最终的结果便是唐高宗时期的白村江之战。

日本大败亏输，也终于认清现实：再围绕朝鲜半岛与唐朝死磕，实在得不偿失；而唐朝的各种制度又正是日本建立天皇中央集权所急需学习的。

因此从唐高宗之后，朝鲜半岛之事在中日两国之间便绝口不提，日本转而派出使节恭贺唐朝征服高句丽，此后遣唐使的目的便以学习唐朝的规章制度为主。彼时大唐正进入盛唐，各项法律与规章制度相对完善。

日本从第六批到第九批遣唐使，都亲眼目睹了盛唐的繁华，学习唐朝的律令制度、建筑与礼仪，返回本国之后便将这些应用于日本。如今看到的奈良、京都，无论是街道布局还是建筑风格，都是典型的唐朝样式，京都更成为全世界唐朝风格建筑保存最完好的地方。

唐朝的法律制度也有效地帮助天皇加强了中央集权，这在日本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史称大化改新。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正是由遣唐使推动完成的。这些使者无论来到大唐还是返回日本，在当时的航海技术条件下都要冒着极大的风险。

当时遣唐使最常见的路线有两条：一条沿着朝鲜半岛航行至渤海湾的幽州，然后进入唐朝；另一条则从九州直航长江口。

前者仅在路上便要耗费一年半载，后者耗时较短，但风浪较大，一旦出海遇上强风，有可能被吹到西伯利亚，也有可能被吹到马来西亚，前者尚有回还余地，后者则往往失联。遣唐使中有一位非常著名的人物，叫阿倍仲麻吕，中文名朝衡。

他在中国出仕为官长达四十年，官至秘书监。天宝年间他希望东归返回日本，谁知途中船只出事，阿倍仲麻吕一度生死不明。李白得知消息，还专门写诗祭奠他："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后来人们才知道，他并未身亡，只是被风刮到了越南，此后担任安南都护。这种一出海便被风吹得不知所踪的情况，在当时遣唐使往返当中乃是常态。鉴真大师随遣唐使的船东渡时，也曾被吹到海南岛。

然而即使路途凶险，遣唐使来华仍然络绎不绝，规模甚至逐渐扩大。初唐时期，日本来华使船规模只有两条船、几十人；到了盛唐时期迅速扩大，玄宗开元年间遣唐使的规模达到四条船、一百多人；天宝年间更达到了五六百人。

然而，当第九批遣唐使来华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安史之乱爆发，长安在极短时间内沦陷，这批使者无法接近唐朝政治高层，只能原路返回。安史之乱不仅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也成了遣唐使制度的转折点。

此后唐朝腹地不再安全，朝廷在长安屡屡受到吐蕃、回纥等民族的威胁，弃守长安的戏码上演了好几回；而从沿海到长安一路之上军阀割据，各地军阀也不会买遣唐使的账。此时再出使唐朝，便成了一桩凶险无比的事业。

况且遣唐使最重要的目的是学习唐朝，以建设日本的政治制度。经过盛唐时期几批遣唐使的努力，唐朝的统治制度、服饰礼仪与建筑风格在日本都已经生根发芽。

当时日本国内便有人提出：该学的都已经学了，更重要的是日本要立足于自己的国情，不能一味模仿唐朝。譬如当时日本的世家大族势力比唐朝要深厚许多，日本又没有出身庶民的读书阶层为天皇效力，因此唐朝的许多制度，例如科举制，日本根本无法照搬。

既然如此，那么继续学习唐朝的意义就不大了。在这种思想指导之下，九世纪的遣唐使仅有三次，其中真正成行的只有一次。唐朝为了表示对遣唐使的重视，在其归国之际还会特地派人相送，历史上称为送唐使。此时的遣唐使制度实际上已经摇摇欲坠。

公元 894 年，即唐昭宗乾宁元年前后，日本天皇讨论是否再度组织遣唐使时，使团的正使菅原道真明确表示反对。菅原道真在日本极为有名，是四大祖灵之一，被尊为学问之神兼雷神，日本各地都有供奉他的天满宫。

他指出：如今大唐王朝早已不复往昔的荣光，皇帝被朱全忠所控制，各地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整个朝廷即将覆灭。此时派遣遣唐使，不但人身安全毫无保障，更关键的是过去究竟能学到什么，难道去学亡国之道吗？

这一番说辞言之凿凿，日本天皇于是取消了遣唐使的派遣。自此，这一制度便成为历史，而唐朝也在十几年之后彻底灭亡。此后日本虽然仍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但像唐朝时期那样大规模派遣使节的举动再未出现，直到明朝，日本才恢复了与中国的官方往来。

日本遣唐使制度的兴衰，对日本而言意味着懂得学习先进文化，但也不盲从。对于大唐来说，方其鼎盛之时，自然会引来日本等国家前来学习；而一旦自身衰落，即便求着别人来，人家也未必愿意再来。

归根结底，打铁还需自身硬，只有自己的国家强盛安定，才会有别的国家愿意前来学习交流。关于遣唐使的故事，便叙述至此。回过头来看，遣唐使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友好交流，而是自始至终裹挟着极端的功利与扩张算计。

使团中不仅有文人和僧人，还配有专门负责刺探军情、测绘城池、记录边防布防的官员，吉备真备等留学生长期搜集大唐的军备与地理信息，本质就是摸清中原的实力底数，为自身扩张预作铺垫。

日本一面照搬唐律、强化中央集权、瓦解本土旧贵族，以整合全国之力；一面死守朝鲜半岛这块跳板，扶植百济、图谋东亚话语权。学唐朝是自强手段，出兵半岛是对外扩张，一手抄制度，一手抢地盘，两条线索并行不悖。

白江口一战大败之后，日本才彻底认清武力硬撼唐朝完全打不过的事实，转而埋头全盘吸收唐文明，闷头积蓄国力，此后近千年不敢再挑起大陆战事。置于当今国际大背景之下，我们更需要警惕日本经贸访华团沦为新时代群雄争霸格局下的 "遣中使"。

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一手要求合作共赢，另一手却在紧锣密鼓地备战，吞并中国的可能性并不存在，但借由挑起半岛或台海争端来达到自身扩张、遏制中国发展的图谋，却是实实在在摆在眼前的现实威胁。

回顾历史，凡是打断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关键节点，几乎都能找到倭寇的影子。中国必须严加防范，随时准备把历史上的白江口之战，打成当今震慑日本的决定性行动，否则长此以往，他们仍会伺机对中国发动新一轮的侵略试探。

这是本期《亚洲观察》，咱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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