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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87岁，返聘，定期下车间。

这三个词搁一块儿，本身就挺拧巴的，搁别人身上，87岁要么在公园遛弯，要么在病房里跟护工较劲。季克良不，茅台把他请回去当酿造技术导师，他真就去了。

下车间、看工艺、品酒、带徒弟，一样不落，有人不理解，图啥？钱？名？都到这个岁数了，这些玩意儿还有什么意思。

但你要是知道他这辈子跟茅台到底是怎么纠缠过来的，就不会问这个问题了。

一个不想喝酒的人，被安排去品酒

1964年，25岁的季克良从无锡轻工业学院食品发酵专业毕业，跟同班同学徐英，后来的妻子一起被分配到贵州茅台酒厂。

两人一路颠簸到遵义，在饭店柜台上看到茅台酒，标价三毛六一杯，季克良此前不喝酒，犹豫了一下，还是掏钱买了一杯，这是他跟茅台的第一次正式照面。

到了厂里，心凉了半截。

1964年的茅台酒厂，员工不到三百人，年产量220吨，亏损84万，而且不是亏一年两年，连续亏了十多年。

一个学食品发酵的大学生，分到这么个烂摊子。说句实话，那个年代的人没什么选择的余地，国家统一分配，去哪儿就去哪儿，但真正让他留下来的，不是服从分配这四个字。

茅台酒的酿造跟他课本上学的东西，完全对不上。书上写的发酵工艺是清晰的、可控的，但茅台的生产过程里全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为什么非得端午踩曲、重阳下沙？

为什么同一批原料要折腾八次？为什么离开茅台镇就酿不出这个味儿？

一个科班出身的技术员面对这种“玄学”，只有两种反应：要么觉得这玩意儿不科学，转身走人；要么被勾住了，非得把它搞清楚不可。

季克良是后一种。

一个酒厂从亏损到万亿，真正的转折点是什么

很多人说季克良把茅台做大了，这话对，但没说透。

他刚到茅台那几年，被安排到车间最底层干活。投料、背酒糟、上甑蒸酒，酒糟湿热，车间里常年弥漫着酒气，一个书生硬扛了三年。

这三年让他看明白了一件事：茅台酒的质量波动，根子在于工艺全凭老师傅的感觉。同一批原料，老师傅心情好和心情差，出来的酒可能就不一样。

老师傅文化程度有限，个人经验又不同，批批酒精度相同、酒质毫无差别，做不到。

转机出现在1965年。老酒师李兴发牵头搞科研，累计采集上千份不同轮次、不同酒龄的酒样，经过上万次品鉴比对，首次科学划分出酱香、窖底、纯甜三种典型酒体。

季克良代表科研小组在全国名酒技术协作会上宣读论文，首次提出“酱香型白酒”这个概念。

这篇论文的分量，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在此之前，中国白酒的品鉴方式是模糊的，靠嘴、靠感觉、靠老师傅的舌头，从这篇论文开始，白酒从“模糊品鉴”走向了“科学分类”。

季克良用科学语言，把老师傅脑子里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变成了可以量化、可以传承、可以复制的标准。

我认为这才是季克良一生最大的贡献，不是把茅台做成了万亿市值，那是结果，不是原因。真正的原因是，他把“手艺”变成了“工艺”。

中国有多少老字号毁在“人走茶凉”这四个字上？老师傅一退休，秘诀就带进了棺材，后人再也复刻不出来。

季克良干的这件事，是把老师傅脑子里的东西翻译成科学语言，写进操作规程，让茅台不再依赖某一个天才的舌头，这才是一个企业基业长青的根。

主动辞去厂长，反而成就了茅台的技术底色

1981年，季克良被任命为副厂长，1983年，升任厂长，但1985年，他主动辞去了厂长职务，成为茅台历史上第一位总工程师。

理由很实在：自己不适合做行政，更适合做技术。

这种操作在官场和商场都不多见，大多数人往上的路是只进不退，主动让位这种事，少有人干得出来。但恰恰是这次退，让季克良把全部精力投到了工艺研究上。

他后来主持建立了茅台18项管理标准、14类技术标准，目的就是让酿酒过程有章可循，还推动了“八大技改”，改煤火烧锅烤酒为蒸汽烤酒，等等。

这些事情听起来不够传奇，但正是这些“不传奇”的事，让茅台从一个手工作坊式的酒厂，慢慢变成了一家现代化企业。

1998年，季克良再次集党委书记、董事长、总工程师于一身，2011年卸任董事长，2015年办理退休手续，注意，他延长退休了五次。

五次的含义是什么？是他压根就没打算退休。

“喝茅台能保肝”，这件事到底该怎么看

聊季克良绕不开一个争议：护肝论。

2004年前后，季克良提出适量饮用茅台有益健康的观点，遭到同行五粮液等的质疑，再往前推到2002年，时任茅台董事长的他公开表示，1993年的调查发现茅台酒能够保肝、不伤肝。

这事在行业内引发了不小的争论，反对的声音很直接：酒精伤肝是医学常识，你说白酒护肝，这不是反科学吗？

我的看法是，季克良在这件事上，可能混淆了两个身份：科学家和企业家，作为技术出身的掌舵者，他当然比谁都清楚白酒的成分构成。

但当茅台面临市场竞争压力时，他选择站出来为自家产品“背水一战”，用科研的名义做了一场品牌营销。

你说他不真诚吗？也未必，他确实做了研究，也确实有数据支撑，但科学结论和商业宣传之间的距离，他心里应该比谁都清楚。

这件事的复杂性在于，季克良不是一个纯粹的企业家。他对茅台的感情太深了，深到有时候分不清自己是在做科学判断，还是在做品牌维护。

这种“不自知”的状态，恰恰是很多技术出身的企业掌舵者共有的特征。

同样引发争议的还有他对年轻人的那句评价。2020年，他在一档节目中说年轻人不喝茅台是“还没到时候，20多岁还在玩，小孩子不懂事，不晓得需要好酒喝”。

这话听起来确实居高临下，被网友骂了也不冤，但换个角度想，一个八十多岁的老酿酒人，一辈子泡在酒里，他脑子里关于“好酒”的认知体系，跟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之间隔着好几道代际鸿沟。

他说这话未必是在俯视年轻人，更像是一个老手艺人对自己行业的笃信，他真心觉得，好东西迟早会被懂的人接住。

这种“笃信”对不对是另一回事。但你能从中读出一种很有意思的东西：他这辈子关于茅台的所有判断，都带着一种“酒信徒”的色彩，而不是职业经理人的算计。

两吨茅台，到底喝的是什么

2012年，季克良在全球白酒发展论坛上透露，工作48年，他累计喝了大约两吨茅台。

两吨。每天平均下来，大概二两多。有人说他喝掉的茅台按市价值三百多万，他笑着回了一句：“这个账不好算，我进厂时茅台才三元六一斤，而且当年还亏损了84万。”

这话说得挺妙，他没否认自己喝了多少，但把“喝了多少钱”的算法给解构了，三元六一斤的时候，茅台是亏损的；现在的茅台一瓶难求，但他喝酒的时候，茅台还什么都不是。

他说自己喝酒是工作需要。“做酒的不懂酒怎么行？我们品酒是为了工作。”

这话我信，你想想，一个技术员要判断酒的品质、要制定质量标准、要带徒弟，你不喝怎么判断？跟品茶一样，你光看茶叶外形是看不出好坏的，得泡、得闻、得入口。

但我也信另一件事：喝到后来，这两吨茅台里头，有很大一部分已经超越了“工作”的范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待了六十多年，那地方产的酒就不仅仅是一种产品了，它变成了一种情感连接。

他为什么放不下

说到根上，季克良放不下茅台，不是因为茅台的市值，也不是因为自己的地位。

是因为他这辈子只干了这一件事。

从25岁到87岁，六十多年，他不是没有机会走。当年茅台的状况那么差，一个大学生想调走有的是理由。

后来也有外部机会，烟台有企业开出优厚条件请他过去，他拒绝了。不是没人挖他，是他自己不想走。

他在车间劳动了三年，跟工人师傅同吃同住同劳动，建立了深厚的情谊，这种情谊，不是后来当上董事长之后才有的，而是在他最底层的时候就扎了根。

他说过一句话：“茅台是我一生的主题，酿造国酒就要对它负责一辈子、一百年、一千年。”这话听起来很大，像是口号，但你想想，一个人用六十多年去践行一句话，这句话就不再是口号了。

我还注意到一个细节：他主张不要把茅台价格提得太高，“这么好的酒就要让老百姓都享受才对”。

2026年初，他到保健酒业公司座谈交流时，还建议公司多开发亲民型酱酒产品，让更多消费者买得起、喝得起。

一个把茅台价格推上神坛的人，晚年反而在说“让老百姓喝得起”。这里面有没有矛盾？有。但这种矛盾恰恰是真实的，他既希望茅台代表中国白酒的最高品质，又不希望它变成普通人够不着的东西。

写到这里，我想说一个可能不太中听的判断：季克良和茅台的关系，早已超越了“创始人”和“企业”的范畴。

他更像是把自己的人生抵押给了这家酒厂，赢也好输也好，好也好坏也好，都没打算赎回。

外人看着他87岁还在车间里转，觉得可怜或者佩服。但对他来说，这可能就是活着的意义本身。一个人在一件事上待了六十多年，离开这件事，剩下的时间就变成了空白。

他放不下的，与其说是茅台，不如说是那个25岁扎进贵州深山、决定不走的年轻人。

最后想问问各位：你觉得一个人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是幸运还是遗憾？评论区聊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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