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日生活打卡季#

在20世纪中国革命的长卷中，很少有哪一段关系像1923—1924年的孙中山与苏联那样，初看几乎“不搭”。

一边是刚在十月革命中夺权、高举世界革命旗帜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另一边是以三民主义为旗帜、追求中国统一与民族独立的革命领袖；一方讲马列主义与阶级斗争，一方讲的是民族、民权、民生。

按今天许多人的直觉，这两股力量本该站在对立面。

然而从1923年起，苏联向孙中山提供了资金、武器、政治顾问与军事教官；孙中山则以苏联为模板改组国民党，允许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并创办了黄埔军校。

这场合作直接催生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国民革命军与北伐战争。

那么问题来了，苏联为什么愿意支持一个并非共产主义者的孙中山？孙中山又为什么主动选择与一个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结盟？究竟是“孙中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还是“他只是为了钱和枪而投机”？

现如今，现在比较站得住的说法是，这是两套不同的革命逻辑，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短暂碰上了。

苏联需要一个能撬动中国政局的大型民族革命力量，孙中山则需要一个可以出钱、出武器、出组织经验的外部伙伴。

两边都知道对方“不是自己人”，但都觉得这时候合作比翻脸划算。

1）孙中山为什么倒向苏联？

需要指出的是，孙中山并不是在1923年一夜之间从“三民主义”的拥趸变成了一个共产主义者。

他早年确实接触过西方社会主义思潮，也多次讨论过土地与资本问题。但“对社会主义感兴趣”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完全是两回事。

在充分研究了孙中山从辛亥革命之后到1924年国民党改组期间的思想演变后，首尔大学学者李龙云指出：

孙中山虽有相当的社会主义知识，却始终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以及阶级斗争的理论，而是一直视同用他自己的“民生主义”框架去理解和消化社会主义。

俄国革命进入他的视野后，他做的是重新解释原有的三民主义，而不是彻底扔掉三民主义、换上马克思主义。

这一点在1924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演讲里也很清楚。所以，“孙中山转向苏联”是真的，“孙中山变成了共产主义者”并非事实。

1）1918年的那封信，和之后四年的犹豫

据苏联档案记载，早在1918年，孙中山就曾致电列宁与苏维埃政府，表达中俄革命力量相互声援的意愿；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在1918年8月1日复信，双方由此开始最初的官方接触。

1920年以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马林、达林又陆续与孙中山会晤，话题从革命经验、群众动员一直谈到军队与政党组织。

可即便如此，孙中山依然没有立刻倒向苏联，相反相当谨慎。

他十分清楚，彼时的中国处在英、日等列强包围之中。1921年，马林在桂林与他长谈时，双方已经谈到了组织、群众与军队等深层问题，但孙中山仍不愿立即公开接受苏联方案。

1922年4月，苏联全权代表塞奇·达林与孙中山会谈时，后者甚至坦率表示，香港近在咫尺，如果这时候公开承认苏联，英国很可能动手。另外有研究也确认，直到1922年夏天，双方关系仍处于“友好但谨慎”的接触阶段。

2）1922年的陈炯明事变，逼他换个活法

1922年之所以成为关键年份，是因为在这一年，孙中山的政治事业遭遇到了几乎致命的一击。

该年6月，“六一六事变”爆发。曾作为孙中山重要军事依托的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与他公开决裂，炮轰广州总统府，孙中山被迫登上永丰舰，随后离粤赴沪。

这件事把孙中山过去那套革命方式的老毛病全露了出来，他可以依靠某个军阀替自己打仗，却没法保证这个军阀永远听自己的。国民党拥趸虽多，却组织松散、纪律松弛、地方派系林立，军权始终攥在个人手里。

也就在这时候，他开始反复琢磨一个问题，为什么布尔什维克能在内战和外国武装干涉的烂泥里站住脚？

他慢慢得出答案，因为他们有一支纪律严明的党，有一支属于党的军队，有着统一的意志。

于是，“以俄为师”的念头，就此冒了出来。

更何况，他对西方列强的期望也在这一时期不断往下掉。

1922年华盛顿会议的文件，虽然在纸面上承认“尊重中国主权、独立以及领土与行政完整”，但外交辞令和实际给不给钱、给不给枪完全是两回事。

孙中山要的不是一句“中国应该统一”，而是钱、武器、军事顾问、政治组织经验。

当时的欧美列强，更关心贸易利益、租界秩序和列强均势。

剑桥大学等机构的研究都强调，1922年广州失败后，孙中山面对的是一个没法从西方拿到靠谱实际援助的局面，而苏联给的是另一种合作模式。

也就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通过陈友仁向达林说了那句后来很出名的话，“中国革命的唯一实际的真诚的朋友是苏联”。

英国记者索兰姆记下他的比喻：

国民党就像一个快淹死的人，英美站在岸上看热闹，苏联人却扔过来一根“稻草”，他知道这根稻草未必真能救命，但至少对方愿意扔。

2）苏联为什么会主动找上孙中山？

孙中山这边有需求，苏联那边也有自己的账。一个刚被西方武装干涉过的年轻政权，凭什么把宝押在了一个不信共产主义的南方革命领袖身上？这笔账得从它的国家安全、远东格局和现实利益里翻。

1）被孤立的布尔什维克，需要一个中国抓手

换个方向问：苏联凭什么愿意帮孙中山？答案也不是“苏联单纯热爱中国革命”。

1917年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政权长期陷在严重的国际孤立里，日本更是直接参与了1918—1922年的西伯利亚武装干涉。

如何突破资本主义世界的外交包围，是新生苏维埃政权的头等现实问题。考虑到中国人口多、政局乱、反日反英情绪高，在亚洲是一块很值得下本钱的地方。

美国学者布鲁斯·埃勒曼指出，苏联早期对华政策有明显的“双重属性”。

一边通过跟北京政府建交换国际承认、恢复贸易、谈中东铁路；一边又在中国寻找革命力量，把中国拉进更宽的反帝网络。国家外交和世界革命，在同一套对华政策里并行不悖。

其中对日本的提防尤其要紧。

苏联眼里的远东从来不只是“中国革命”，背后直接关系到了日本这个强邻。一个能推动中国民族统一、反对外国控制、又对苏联友好的中国政治力量，对莫斯科的远东安全显然有用。

还有一层容易被忽略，孙中山手里握着苏联当时最缺的东西，那就是全国性的政治号召力。

1921年成立的中共人数还很少，远不够独立领导全国性的民族革命。孙中山却是辛亥革命的核心人物之一，有全国声望、海外华侨网络和现成的国民党组织。

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决议，认定当时中国最重要的民族革命力量是国民党；因为独立工人运动还弱，中共党员应以个人身份留在国民党内工作，同时保持组织上的独立。

莫斯科支持孙中山，不是以为两党没区别了；它清楚两党不同，只是判断在这个阶段联合比分裂划算。

2）你不必成为我，而且我们可以合作

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与苏联政府全权代表越飞在上海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这是双方正式结盟的标志。

核心内容就三条。

第一，孙中山声明，共产主义制度乃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都不能应用于中国，因为中国不具备这种条件；第二，中国眼下最急的是完成国家统一、拿到完全的民族独立；第三，苏联承诺支持中国的民族革命。

这份文件第一次把“你不是我”和“但我们可以合作”同时写进了白纸黑字。莫斯科暂时不需要中国复制苏维埃制度，孙中山则接受苏联作为重要外援。

但光看到这一层，还摸不透它的分量。

宣言背后还压着两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那就是外蒙古和中东铁路。苏联继承了沙俄在远东的一大笔战略遗产，就算布尔什维克嘴上反对沙俄帝国主义，现实里也没法全扔。

谈判中越飞一边声称苏联没有让外蒙古“脱离中国”的意思，一边又不着急让苏联军队从外蒙古撤；中东铁路问题则被搁置。

出于现实需要，孙中山在这两件事上先忍了。台湾学界之所以一直盯着这份宣言，原因就在这，它不只是革命友谊的招牌，更是一份写满现实交换的政治协议。

3）200万金卢布、8000条枪，以及援助背后的条件

1923年3月，俄共（布）政治局正式批准向孙中山提供经济与军事援助。据1923年5月越飞转给孙中山的绝密电报，苏联同意拿出200万金卢布，分一年支付；另外还答应给8000支日式步枪、15挺机枪、4门奥里萨卡炮和2辆装甲车。

但莫斯科并不打算无底线地“开战争支票”。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学者尤尔凯维奇，在翻阅了苏联档案时发现，苏联军事领导层对孙中山急着北伐这事，远没有外界想的那么热情。

托洛茨基等人明显担心，孙中山要是太早动手，可能把苏联直接拖入和日本及西方列强的冲突。

所以莫斯科反复念叨，先做政治工作，先建组织、训练干部，军事行动往后排。

援助真正到位，是在国民党改组和黄埔军校办起来之后。

1924年10月，苏联军舰“沃罗夫斯基号”把第一批武器运到广州，里面有8000支带刺刀的步枪，每支配500发子弹，合计约400万发。到了1925年，又陆续运到约2万支步枪、100挺机枪和山炮弹药。

学界通常统计，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苏联共派了约200名军事顾问和教官，其中不少装备后来直接用在了东征和北伐上。

3）合作怎么改变了中国？

文件签了、钱和装备也给了，但真正改变中国政治走向的，不是那纸宣言，更不是那几船军火，而是苏联那套“怎么建党、怎么建军”的办法，被孙中山整个搬了过去。

1）鲍罗廷来了，国民党被重新“组装”了一遍

对孙中山来说，苏联最值钱的东西，可能还不是钱和枪，而是“怎么组织一个革命党”那套办法。

1923年10月6日，苏联派来的鲍罗廷到了广州；10月18日，孙中山正式任命他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后来又聘为政治顾问）。

孙中山公开跟国民党的同志们表示，鲍罗廷“办党极有经验”，大家应当“牺牲自己的成见，诚意去学习他的方法”。

在鲍罗廷帮手下，国民党开始从上到下重组，按照布尔什维克党的民主集中制，建基层组织、全国性网络和委员制，再跟孙中山个人的“总理制”领导地位捏在一起。

这一改革的实质，是孙中山想把一场主要靠个人声望撑着的革命运动，变成了一个有组织、有纪律、有层级、能动员群众的现代政党。

他真正向苏联学的，不是苏维埃政权本身，而是列宁主义政党那股把人拧成一股绳的组织技术。

他自己说得非常直白，“俄国是俄国，中国是中国。俄国有俄国的主义，中国有中国的主义。我方才一篇话，处处论到俄国，是说他革命党的组织，不是说他的革命的主义。”

这句话差不多可以当作理解整个“联俄”政策的钥匙。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正式确认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对三民主义作出新解释。

其中，民族主义里加上了“反帝”，民权主义里扩大“平民”的政治权利，民生主义里接着讲“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另外，大会通过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但这是革命方法换了，不是政治理想改宗。

2）黄埔建军，一支有主义的军队的诞生

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开学。这所学校后来几乎成为了中国近现代政治军事史上一个巨大的“人才池”，很多后来左右中国政治走向的许多人物，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跟黄埔沾边。

苏联在里面起了关键作用。

孙中山明确要求黄埔照苏联红军的样子，设立党代表和政治工作体系；苏联则给钱、给枪、给政治军事顾问。

军校仿红军建了政治部和党代表制，把政治训练塞进军事教育，军队不再是拿钱卖命的雇佣武装，而成了“有主义”的革命军，这跟当时的其他军阀部队从根上就不一样。

4）为什么双方的合作，无法取得圆满结局？

合作落地之后，还剩最后一个问题，这到底算什么一种联盟？为什么孙中山一死它就散了？各国史学界又为什么为这事吵了快一百年？

莫斯科想要的，从来不是一个“听话的傀儡孙中山”。

孙中山本人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目标，民族主义立场极硬，他要的是统一全中国、建立共和国、废除不平等条约、把国家主权拿回来。

苏联的目标更为更杂，帮助中国完成民族革命、继续扩大反帝力量、扶持年轻的中共一把、保证远东局势的安全。

埃勒曼分析得很到位：

苏联帮国民党，本质上是用“统一战线”把国民党和中共塞进同一个革命项目里；它固然需要国民党这股大力量，但也希望中共在联盟内部慢慢成长起来。

这就是为什么“联俄”和“容共”从一开始就是绑在一起的。

国共两党之所以在1923—1925年间达成合作，是因为彼此目标交叠的地方够大。孙中山要革命军、要组织、要国际声援，苏联都肯给；苏联要一个有全国影响力的民族革命载体、一条进中国主流政治的道，国民党刚好能满足。

孙中山借苏联的硬实力，苏联借孙中山的招牌，谁也不是谁的附庸。

但裂缝从一开始就埋下了。

孙中山想赶紧北伐，莫斯科却更想让统一战线慢慢改变中国政治结构；孙中山最急的是国家统一，共产国际更关心工农运动和共产党的发展。孙中山活着的时候，这些差别还算压得住；他一去世，形势立刻发生了大转弯。

大陆学界强调，孙中山在屡次失败后接过苏联的实际支持，近年越来越看重1922年陈炯明叛变这个直接转折点，认为“联俄”既是思想变化，也是活命策略；作为对比，台湾学界更突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主体性和战略防范。

俄罗斯学界档案开放后越来越强调这是一场“战略合作”，而日本学界特别盯苏联同时跟北京、广州、奉系之间那套“平行外交”；欧美学界则综合多方档案，强调苏联援助和国共合作的双重逻辑，以及1926到1927年联盟破裂的内在必然。

这几种说法各执一端，但并不互相排斥。

更接近历史真实的看法是，孙中山完全可以一边真心欣赏苏联的组织能力，一边现实地用苏联给的钱和枪，一边又防着苏联在蒙古和中东铁路上伸手。

政治人物不是机器，理想、利益、警惕、策略可以同时装在一个人身上。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

应该说，孙中山是国民党内唯一能够同时压住左右派、在国民党、中共、苏联和军队之间当和事佬的人。

他一走，领导权归谁、共产党在党内该有多大位置、工农运动搞到多大、土地怎么办、社会革命和国家统一谁先谁后、苏联到底支持哪一派等问题，一下子就全炸了。

进入1927年以后，随着北伐战争的结束，国民党左右派分裂、国共两党目标不合、对社会革命速度的争论，最后这个联盟迅速分崩离析。

5）尾声

回头看1923年那一刻，最值得说的不是孙中山“投向了谁”，而是一位摔了无数次的中国民族主义革命家，头一回真的想明白一件事，现代革命不光需要一个伟大领袖，还得有一套把领袖、政党、军队和老百姓组织起来的制度。

苏联当时是世界上最愿意把这套制度连同资源一起给他的外部力量。

但是，老师不等于主人，学生也不等于信徒。

孙中山没把自己变成苏联人，他只是从苏联那里拿走了中国革命最缺的东西，那就是组织、纪律、党军、宣传、政治工作等等。

苏联也没把孙中山变成共产主义者，它想做的，是借孙中山打开中国革命的门，让年轻的中共进入中国的主流政治。

两条革命路线，在同一个历史关口短暂凑到一起，又因为国家统一、社会革命、党领导权、民族主义和阶级政治这些根子上的分歧，最终一拍两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