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一家4口来中国旅游，回去后跟朋友说：我们不受欢迎是有原因

羽田机场的入境大厅里，空调开得很足。

我排在外国人入境通道的队伍里，前面大概还有二十来个人。我爸站在我左边，手里攥着四本护照，时不时探头往前看。我妈在右边，正从包里掏消毒湿巾擦手。我弟靠着行李箱打游戏，耳机声音大得我都能听见枪声。

“把耳机摘了。”我踢了他一脚。

他没动。

我又踢了一脚，他才慢吞吞摘下一只耳机，用那种很不耐烦的眼神看我。我没理他，转回去看前面队伍。

排在我们前面的是一对白人老夫妻，再前面是个东南亚模样的女孩，最前面几个是中国人从国外回来的，正跟边检人员说话。大厅里到处都是中文标识，广播里轮番播着中日英三种语言的提示音。地勤人员穿着制服走来走去，有个姑娘举着牌子在等人。

我盯着墙上“中国边检”那几个字看了几秒，又把视线移开。

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

我叫田中诚，二十三岁，大学刚毕业，还没找到正式工作。这次旅行是我爸提议的，他说趁着毕业的空档，一家人出去走走。我妈一开始想去夏威夷，我爸说太贵了。后来他说去中国，说近，签证好办，而且他有个大学同学在大连，可以接待我们。

我妈不太情愿，但还是同意了。我弟翔太今年十六，上高二，对这次旅行唯一的期待就是“中国的网吧听说很厉害”。我没什么期待，也没什么抵触，反正去哪都一样。

我对中国了解不多。教科书上学过一些历史，知道汉字是从中国传过来的，知道鉴真东渡，知道遣唐使。新闻里偶尔看到中国的消息，大部分是关于经济和政治的，我也没太留意。社交网络上关于中国的讨论倒是不少，有些日本人去中国旅游回来写游记，说东西好吃，人也热情。也有人说中国很吵，很乱，到处都在排队，插队的人特别多。

我没什么先入为主的想法，打算自己看看。

队伍往前挪了几米。

我爸回过头来，压低声音说：“等会儿过关的时候，别乱说话。”

“知道。”我说。

“把腰挺直了。”他又说。

我下意识挺了挺腰。

我妈擦完手，把湿巾塞回包里，叹了口气：“这机场真大。”

“比成田大。”我爸说。

“人也多。”

“中国什么都多。”

翔太这时候凑过来，耳机挂在脖子上，说：“爸，到了酒店我能自己出去逛吗？”

“不行。”我妈立刻说。

“为什么？”

“你不懂中文，走丢了怎么办？”

“我有翻译软件。”

“那也不行。”

翔太撇撇嘴，又缩回去打游戏了。

队伍又动了。前面那对白人老夫妻过了关，轮到那个东南亚女孩。一切都很顺利，边检人员看了看护照，问了两句话，就放行了。

轮到我们的时候，我爸把四本护照递上去。

边检柜台后面坐着一个戴眼镜的男人，三十多岁的样子，表情很平静。他翻开第一本护照，是我爸的，看了看照片，又看了看我爸的脸。

“来中国做什么？”他用日语问。

发音不太标准，但能听懂。

“旅游。”我爸说。

“几天？”

“七天。”

“去哪里？”

“大连、北京。”

他点点头，合上护照，拿起第二本。我妈的。他看了看，没问什么，直接翻开第三本。我的。

他看了我一眼。

“第一次来中国？”

“对。”我说。

他合上护照，翻开第四本。翔太的。翔太这时候还在低头看手机，我爸用手肘撞了他一下，他才抬起头。

“你的名字？”边检人员用日语问。

“田中翔太。”

“年龄？”

“十六。”

边检人员点点头，把四本护照都还给我爸，摆了摆手。

我们过去了。

我妈松了口气，小声说：“还挺顺利的。”

我爸没说话，把护照收进随身包里，大步往前走。我和翔太拖着行李箱跟在后面。翔太又把耳机戴上了，这次我没管他。

取行李的地方人更多。传送带一圈一圈地转，箱子一个一个地出来。我们等了大概十分钟，拿到了三个箱子。我爸拖两个，我拖一个，我妈背着包，翔太什么都不拿，边走边打游戏。

出了到达口，一股热浪扑面而来。

大连的七月，又热又潮。我感觉衣服瞬间就粘在身上了。我妈立刻掏出扇子开始扇风。我爸四处张望，在找接机的人。

“田中先生！”

一个穿白衬衫的中年男人朝我们走过来，脸上带着笑。他个子不高，有点胖，头发梳得很整齐。他走到我爸面前，伸出手，我爸跟他握了握。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他用日语说，发音挺标准的。

“刘先生，好久不见。”我爸也笑着说。

这是我爸的大学同学，刘。他们当年在东京的大学一起读过书，我爸学经济的，刘也是。毕业后刘回了中国，我爸留在日本，两个人一直保持着联系，但见面这是第一次。

“这位是夫人？”刘看向我妈。

“是，内人。”我爸说。

我妈微微鞠了一躬。

“这是你儿子？”刘看向我。

“大儿子，田中诚。小儿子，翔太。”

刘朝我们点点头，笑着说：“都长这么大了。上次看你发照片，诚还是高中生呢。”

我爸笑了笑。

“走吧，车在外面。”刘说。

他领着我们往外走。机场外面更热，太阳晒得地面发白。停车场很大，刘的车是一辆黑色的SUV，很新，里面空间也大。他把后备箱打开，帮我们把行李放进去。

“先送你们去酒店休息，晚上我请你们吃饭。”刘说。

“太客气了。”我爸说。

“应该的，应该的。你们难得来一次。”

我们上了车。刘开车，我爸坐副驾驶，我妈、我和翔太坐后排。车里空调开得很足，我妈终于不扇扇子了。翔太靠着窗户，又开始打游戏。

车开出机场，上了高速。

我从车窗往外看。大连这座城市比我想象的要大，要新。高楼很多，马路很宽，路上的车也很多。有些地方在施工，塔吊高高地立着。路边绿化带种着我不认识的树，修剪得很整齐。

“大连变化很大吧？”刘跟我爸说。

“上次来是十五年前了，”我爸说，“那时候还没有这么多高楼。”

“这几年发展得快。你下次再来，又不一样了。”

“中国的发展速度确实惊人。”

“但也有不少问题，”刘叹了口气，“房价太高，年轻人压力大。你们日本那边怎么样？”

“也不太好，”我爸说，“经济一直没什么起色，年轻人也不好找工作。”

“诚今年大学毕业？”

“是。”

“找到工作了吗？”

“还没有。”我爸说。

我听着他们聊我，没插话。

“日本那边找工作也不容易，”刘说，“我公司里好几个日本留学回来的年轻人，说日本就业市场很卷。”

“是啊，”我爸说，“所以让他先出来看看，开阔一下眼界。”

“来中国看看挺好的，”刘回头看了我一眼，“中国现在机会很多，说不定以后可以考虑来这边发展。”

我礼貌地笑了笑，没说什么。

车开了大概四十分钟，到了酒店。刘帮我们办了入住，说晚上六点来接我们去吃饭。我爸道了谢，刘就走了。

酒店房间还不错，二十多层，窗户很大，能看到海。我妈一进房间就开始检查床单干不干净，卫生间有没有异味。检查了一圈，没挑出什么毛病，她才坐下来休息。

翔太一进门就躺在床上，连鞋都没脱。

“把鞋脱了。”我妈说。

他踢掉鞋，翻了个身，继续看手机。

我站在窗边看外面的海。海是灰蓝色的，远处有几艘船，更远处海和天连成一片。楼下是街道，车流不断，人行道上人来人往。

这就是中国。

第一印象是：大。什么都大。机场大，马路大，楼大，城市大。人多。到处都是人。机场里是人，马路上是人，楼下街道上还是人。

我看了大概十分钟，然后躺到另一张床上，闭上眼睛。

晚上六点，刘准时来了。他换了身衣服，深色polo衫，休闲裤，看着挺精神。他带我们去了一家海鲜餐厅，说是大连最有名的海鲜馆子之一。

餐厅很大，装修得挺气派，门口摆着一排鱼缸，里面养着各种活鱼活虾活螃蟹。服务员穿着统一的制服，领我们进了一个包间。包间里一张大圆桌，上面已经摆好了几盘凉菜。

“坐，随便坐。”刘招呼我们。

我爸和刘坐在一起，我妈坐我爸旁边，我和翔太挨着坐。

刘拿起菜单，开始点菜。他点了很多，海胆、鲍鱼、大虾、螃蟹、各种贝类，还有几个炒菜和一个汤。我爸说太多了吃不了，刘说难得来一次，必须吃好。

等菜的时候，刘跟我爸聊起了大学时候的事。他们说起某个教授，说起某次考试，说起当年一起打工的居酒屋。我爸的话比平时多了不少，脸上一直带着笑。

我妈安静地听着，偶尔夹一筷子凉菜。翔太一直在看手机，我妈说了他两次，他才不情不愿地放下。

菜陆续上来了。

确实很好吃。海鲜很新鲜，做法跟日本不太一样，调味更重一些，但味道很好。我吃了很多。翔太也吃了不少，尤其是螃蟹，他一个人吃了大半盘。

刘一边吃一边给我们介绍每道菜的做法和来历。他说大连的海鲜在全国都有名，尤其是海胆，这个季节最肥。他还说中国人吃海鲜讲究“鲜、活、嫩”，跟日本的理念差不多，但做法更多样。

我爸频频点头，不时赞叹两句。

吃到一半的时候，刘接了个电话。他看了看手机屏幕，说了声“不好意思”，起身到包间外面去接了。

他出去之后，包间里安静了几秒。

我妈小声说：“这个刘先生人挺好的。”

“大学时候关系就不错。”我爸说。

“他做什么工作的？”

“开贸易公司的，做中日贸易。”

“怪不得。”

刘大概五分钟后回来了，脸上带着点歉意，说公司有点事，他得处理一下，让我们先吃。他拿起手机发了条消息，然后又投入到饭局中。

这顿饭吃了将近两个小时。最后刘坚持买单，我爸争了两下没争过，就算了。

从餐厅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街上灯火通明，霓虹灯和LED屏幕把夜晚照得很亮。路边有卖水果的小摊，有烧烤摊冒着烟，有几个人蹲在路边吃西瓜。

刘开车送我们回酒店，说第二天带我们去大连的几个景点转转。我爸说不用麻烦了，我们自己逛就行。刘说不行，必须陪，这是地主之谊。

到了酒店门口，刘跟我们道别，开车走了。

我们回到房间。我妈说吃得太饱了，在房间里来回走了几圈。翔太洗完澡就躺床上看手机。我爸坐在沙发上，打开电视，翻了几个台，都是中文节目，他看不太懂，就关了。

我洗完澡出来，站在窗边又看了会儿夜景。

中国城市的夜晚很亮。日本的夜晚也很亮，但感觉不一样。日本的亮是那种精致的、有序的亮。这里的亮更粗粝，更杂乱，但也更有活力。远处的写字楼还有不少窗户亮着灯，楼下街道上人还是很多，烧烤摊的烟飘上来，隐隐能闻到味道。

我看了大概十几分钟，然后上床睡觉。

第二天早上，刘九点钟就到了酒店楼下。

他今天穿得休闲一些，polo衫换成了T恤，但还是很整洁。他说今天的行程是先去星海广场，然后去棒棰岛，中午吃海鲜饺子，下午去俄罗斯风情街，晚上去东港看音乐喷泉。

“安排得太满了，”我爸说，“不用这么麻烦。”

“不麻烦，”刘说，“你们难得来一次，得让你们看看大连最好的地方。”

我们先去了星海广场。

这个广场大得离谱。刘说这是亚洲最大的城市广场，比天安门广场还大。我站在广场中间往四周看，确实大到有点空旷。广场上有人放风筝，有小孩在骑那种租来的小电动车，有游客在拍照。海边方向能看到一座很长的桥，刘说那是星海湾大桥。

我妈撑着遮阳伞，站在广场边上的树荫下。翔太拿着手机到处拍，拍了几张之后说“也没什么特别的”，就把手机收起来了。

我爸和刘并肩走着，边走边聊。我走在他们后面，听着。

“这边房价现在多少？”我爸问。

“看地段，”刘说，“好一点的三四万一平。”

“也不便宜。”

“跟东京比还是便宜的。”

“那倒是。”

“但大连的平均收入也比东京低很多，”刘说，“所以对本地年轻人来说，买房压力还是很大。”

“日本年轻人也一样，”我爸说，“东京的房价，普通上班族根本买不起。”

“全世界都一样，”刘叹了口气，“年轻人都不容易。”

我们在星海广场走了大概四十分钟，然后开车去了棒棰岛。

棒棰岛是个海滨风景区，有沙滩，有礁石，有栈道。海风很大，吹得很舒服。海水比我想象的干净，蓝绿色的，浪花拍在礁石上溅起白色的泡沫。

我妈站在栈道上拍了张照片，说要发到家族群里。翔太蹲在礁石上低头看什么东西，我走过去看了一眼，他在看礁石缝里的小螃蟹。

“挺多的。”他说。

“嗯。”

“日本海边也有。”

“嗯。”

他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沙子，说：“走吧，没什么好看的。”

我们在棒棰岛待了一个多小时，然后去吃午饭。

午饭是在一家饺子馆。刘说大连的海鲜饺子很有名，一定要尝尝。饺子馆不大，但生意很好，我们等了十几分钟才有座位。刘点了好几种馅的饺子，海胆馅的、鲅鱼馅的、虾仁馅的，还有猪肉白菜的。

饺子端上来，皮薄馅大，确实好吃。翔太吃了三盘。我妈也吃了不少，说比日本的饺子好吃。我爸和刘边吃边聊，话题从饺子聊到了中日饮食文化的差异，又聊到了两国商业习惯的不同。

吃完饭，刘接了个电话，又出去接了。这次接的时间比昨晚长，大概十分钟才回来。回来之后他脸上还是带着笑，但我注意到他眼角有点疲惫。

“公司的事？”我爸问。

“小事，”刘说，“有个货柜在海关出了点问题，手下的人在处理。”

“不要紧吧？”

“不要紧，常有的事。”

下午我们去了俄罗斯风情街。这条街不长，两边是俄式建筑，卖各种旅游纪念品和俄罗斯商品。我妈买了几个套娃，说要送人。翔太在一个卖军用品的店里看了半天，最后买了个仿制的苏联军帽。我什么都没买，就跟着走。

我爸和刘走在前面，还在聊。刘指着一栋建筑说这是当年俄国人建的，有一百多年历史了。我爸说大连的历史很有意思，日本也在这里待过。刘说是啊，大连是个有故事的城市。

他们聊到这段历史的时候，语气都很自然，就像在说一件很久远的、跟自己没什么关系的事。我听着，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的。

晚上我们去了东港。

东港的夜景很漂亮。海边有一排欧式建筑，亮着暖黄色的灯。音乐喷泉在广场中央，水柱随着音乐节奏变化，灯光打在上面，五颜六色的。围观的人很多，里三层外三层。翔太挤到前面去看，我妈在后面喊他别走太远。

我和我爸站在人群外围。刘在旁边接电话，这次接了很久，回来的时候脸上的疲惫更明显了。

“公司的事？”我爸又问。

“嗯，”刘说，“那个货柜的问题比想象的麻烦。”

“你真的不用陪我们，”我爸说，“我们自己逛就行。”

“没事，”刘笑了笑，“你们是我请来的客人，我得招待好。”

我爸看了他一眼，没再说什么。

音乐喷泉结束后，刘送我们回酒店。路上他接了两个电话，都简短地说了几句就挂了。到了酒店门口，他跟我们道歉，说明天可能没办法全程陪我们了，公司那边确实有事要处理。

“没关系，”我爸说，“你已经招待得很好了。”

“明天我让我的助理过来，带你们去几个地方。”

“真的不用。”

“要的，”刘坚持，“你们人生地不熟，有个当地人带着方便。”

我爸推辞了两下，最后还是答应了。

回到房间，我妈说：“这个刘先生真是热心。”

“他一直这样，”我爸说，“大学时候就是个老好人。”

“他公司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

“可能吧，”我爸说，“做生意总会有各种麻烦。”

翔太洗完澡出来，戴着今天买的那个苏联军帽，对着镜子照。我妈说别戴了，丑死了。翔太说你不懂，这是时尚。我妈说时尚个屁。翔太摘下帽子，扔到床上，又开始看手机。

我洗完澡，照例站在窗边看了会儿夜景。

第二天早上，刘的助理来了。

助理姓王，是个二十七八岁的年轻男人，戴着眼镜，穿得很正式，白衬衫黑西裤。他开一辆白色轿车，比刘的车小一些。他说话很客气，日语不太流利但能沟通，偶尔会蹦出几个英语单词。

“刘总让我今天带各位转转，”他说，“各位想去哪里？”

“你推荐吧。”我爸说。

王助理想了想，说：“今天可以去老虎滩海洋公园，然后去滨海路走一走，那边的风景很好。”

我们就按他说的行程走了。

老虎滩海洋公园人很多。暑假期间，到处都是带孩子的家长。排队买票就排了二十分钟。进去之后，每个场馆都要排队。翔太排得不耐烦了，说不想看了。我妈说都买了票了，必须看。

我们看了海豚表演，看了企鹅馆，看了珊瑚馆。海豚表演还不错，但场馆里人太多了，挤得难受。我妈一直扇扇子，说太热了。翔太全程黑着脸。我爸倒是看得很认真，还拍了几张照片。

王助理一直陪着，帮我们买水，帮我们找座位，很尽心。但他时不时要看手机，回消息，有时候要走开几步接电话。我猜他也在处理工作上的事。

从海洋公园出来，我们去滨海路。

滨海路是一条沿海公路，一边是山，一边是海，风景确实很好。王助理说这条路是大连最有名的景观路，全长三十多公里，我们走了一小段。海风吹过来，比海洋公园里舒服多了。我妈终于不扇扇子了。翔太的心情也好了一些，主动拍了几张照片。

走了一段，王助理提议去一个观景台。我们走过去，站在那里能看到整个海湾。海水在阳光下闪着光，远处有渔船，更远处海天一色。

“真漂亮。”我妈说。

我爸点点头。

我站在观景台边上，往下看。下面是悬崖，不算太高，但陡。海浪拍在崖壁上，发出很大的声音。

王助理站在我旁边，也往下看。

“你来大连多久了？”我用日语问他。

他愣了一下，然后用不太流利的日语回答：“三年。”

“之前在哪儿？”

“沈阳。”

“你是沈阳人？”

“对。”

“大连和沈阳比，哪个好？”

他想了想，说：“大连夏天凉快。沈阳冬天太冷。”

我笑了笑。

他又说：“但沈阳也有沈阳的好。”

“比如？”

“比如……”他想了想，“烧烤。沈阳的烧烤比大连的好吃。”

“是吗？”

“下次你去沈阳，我请你吃。”

“好。”

我们又在观景台待了一会儿，然后往回走。

中午吃饭，王助理带我们去了一家韩国料理。我爸有点意外，说来中国吃韩国料理？王助理解释说大连有很多韩国人，韩国料理做得也很地道。果然，那家店的烤肉和泡菜都很不错。

吃饭的时候，王助理的手机一直在响。他看了几次，都没接，只是回了几条消息。后来有一次响了很久，他终于接起来，走到一边去说了几分钟。回来的时候脸上带着点歉意。

“不好意思，工作上的事。”

“没关系。”我爸说。

下午我们去了大连现代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很大，展品很多，从大连的近代历史一直讲到现在的城市规划。我爸看得很仔细，每个展区都停下来认真看说明。翔太走马观花地逛了一圈，就坐在休息区的椅子上打游戏了。我妈跟着我爸慢慢看，偶尔发表两句评论。

王助理一直陪着，但他看手机的时间越来越长。后来他走到一边打了个电话，打了大概十五分钟。回来的时候脸色不太好。

“出什么事了吗？”我爸问。

“没什么大事，”王助理说，“刘总公司那边有个急事需要处理。”

“那你回去帮忙吧，”我爸说，“我们自己逛就行。”

“不用不用，”王助理连忙说，“刘总交代了，让我陪好你们。”

“真的没关系。”

“不行不行，这是我的工作。”

我爸见他坚持，就没再说什么。

从博物馆出来，已经是下午四点多了。王助理说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去看，是大连的老虎滩渔人码头，那边的日落很好看。我们就去了。

渔人码头不大，有一些渔船停泊在港湾里，岸上有几家海鲜餐厅和咖啡馆。我们到的时候，太阳刚开始往下落。海面被染成了橙红色，确实很好看。

我妈又拍了照片。翔太这次主动拿手机拍了日落，还发到了他的社交账号上。我爸和王助理站在码头边上聊天，聊的内容我没听清。

我沿着码头走了一圈，看了看那些渔船。渔船都不大，有些看起来很旧了，船身上刷着蓝色的漆，有些地方已经斑驳。船上挂着渔网和浮标，散发着海水和鱼腥混合的味道。

有个老渔民坐在船头抽烟，看了我一眼，没说话。我朝他点了点头，他也点了点头。

我走回码头边上，太阳已经落下去一大半了。海面上的橙红色渐渐变成暗红色，然后变成灰紫色。远处的城市灯光开始亮起来。

王助理的手机又响了。他接起来，这次没走开，就在原地说了几句。我听不懂中文，但听他的语气，好像事情挺严重的。

挂了电话，他的表情明显焦虑了。

“田中先生，”他对我爸说，“实在抱歉，公司那边出了点急事，我得回去处理一下。”

“快去吧。”我爸说。

“那我帮你们叫辆车回酒店？”

“不用，我们自己打车就行。”

王助理想了想，说：“那我帮你们叫个网约车，这边的出租车有时候不太好打。”

他拿出手机操作了几下，说车五分钟到。然后他跟我们道了歉，匆匆忙忙地走了。

我们站在码头边上等他叫的车。我妈说：“看来刘先生的公司确实出了不小的问题。”

“做生意嘛，”我爸说，“总有起起落落。”

车来了，是一辆白色的电动车。司机是个年轻小伙子，戴着口罩，没怎么说话。我们上了车，说了酒店名字，他就开车了。

路上堵车。大连的晚高峰也挺堵的。车走走停停，开了四十分钟才到酒店。

回到房间，我妈说累了，先躺下休息了。翔太洗了澡又开始打游戏。我爸坐在沙发上，打开电视看了一会儿，找到一个日语频道，是NHK的国际频道，在播新闻。他看了一会儿，关了电视，走到窗边站着。

我躺在床上，回想这两天的经历。

到目前为止，我对中国的印象还不错。大连是个漂亮的城市，海鲜好吃，刘先生和王助理都很热情。虽然有些地方人很多、很挤、很热，但这些都在预期之内。来之前看过的那些游记里都提到过这些。

唯一让我有点在意的是，刘先生和他助理总是在接电话、处理工作。这让我感觉到一种隐隐的压力，一种“随时都有事情要处理”的紧绷感。在日本也有这种情况，但好像没有这么明显。

不过这只是两天的印象，说明不了什么。

第三天，刘没有再安排人陪我们。

他早上打了个电话给我爸，说公司的事情还没处理完，实在抽不开身，让我们自己逛。他推荐了几个地方，还发了一个文档过来，里面有详细的路线和建议。我爸说没关系，我们自己玩就行。

于是我们开始了真正的自由行。

第一站是大连森林动物园。这是翔太选的，他说想看熊猫。动物园在山上，很大，动物种类很多。我们看了大象、长颈鹿、老虎、狮子，最后去看熊猫。

熊猫馆人最多。两只熊猫一只在睡觉，一只在吃竹子。吃竹子的那只坐在地上，两只前爪抱着竹子，一口一口地啃，看起来很悠闲。围观的人群举着手机拍照，有个小孩骑在爸爸脖子上，大声喊“熊猫熊猫”。

翔太挤到最前面，拍了好几张照片，还录了一段视频。他难得地露出了开心的表情。

“满足了？”我问他。

“还行。”他说。

从动物园出来，我们打车去了一家刘推荐的餐厅，吃的是大连老菜。餐厅不大，装修也很普通，但菜很好吃。我爸说这种不起眼的小店往往才是最地道的。

吃完饭，我妈提议去逛街。我们去了大连的一个商业区，有很多商场和店铺。我妈逛了几家服装店，说中国的衣服款式和日本不太一样，有些还挺好看的，但价格也不便宜。她最后买了两件上衣，说回去送人。

翔太在一个电子产品商场里逛了很久，看各种手机配件和游戏设备。他说中国的电子产品种类比日本多，价格也便宜一些。他买了一个手机壳和一个便携充电宝。

我什么都没买，就跟着走。

下午我们去了大连的一个公园，叫什么名字我忘了。公园很大，有个湖，可以划船。我妈说累了，不想划。翔太想划，我爸说那就划吧。我们租了两条船，我爸和我妈一条，我和翔太一条。

湖不大，划一圈大概二十分钟。我和翔太的船划到湖中央的时候，他把桨放下，靠在船沿上，仰头看天。

“哥。”

“嗯？”

“你觉得中国怎么样？”

“还行。”

“我也觉得还行，”他说，“就是人太多了。”

“人多是真的。”

“而且他们说话声音好大。昨天在海洋公园，有几个小孩尖叫得我耳朵都快聋了。”

“日本小孩也尖叫。”

“但没这么大声。”

我笑了笑，没说什么。

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说：“爸的那个朋友，刘先生，人挺好的。”

“嗯。”

“但他好像很累的样子。”

“可能工作太忙了。”

“日本人工作也忙，但感觉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他想了想，说：“日本人的忙是那种……按部就班的忙。他的忙是那种……好像随时都有什么紧急的事情要处理的忙。”

我看了他一眼。十六岁的翔太，平时看起来只关心游戏和漫画，但有时候也会说出一些让我意外的观察。

“可能中国的商业环境就是这样，”我说，“变化快，竞争激烈。”

“也许吧。”

我们划完船，上岸跟爸妈会合。我爸说时间不早了，回酒店休息吧。

回酒店的路上，我们经过一条小吃街。我妈想尝尝中国的小吃，我们就进去了。小吃街很热闹，各种摊位一个挨一个，卖烤串的、卖煎饼的、卖臭豆腐的、卖糖葫芦的。油烟很大，人挤人。

我妈买了一份煎饼果子，我爸买了一串烤鱿鱼，翔太买了一份炒年糕，我买了几串羊肉串。我们站在路边吃，味道都不错。煎饼果子很香，烤鱿鱼的酱料很特别，炒年糕辣辣的，羊肉串烤得很嫩。

吃完东西，我们往回走。走出小吃街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场景。

一个中年女人带着一个小孩在路边摆摊，卖的是那种会发光的玩具。有个城管模样的人走过来，说了几句话。中年女人开始收拾东西，动作很快，脸上带着慌张。小孩站在旁边，手里还拿着一个发光玩具，不知所措地看着。

城管没有动手，只是站在那里看着她收拾。中年女人收拾好东西，拉着小孩走了。小孩走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发光玩具还拿在手里，一闪一闪的。

我站在那里看了几秒，然后跟上家人。

回到酒店，我躺在床上，脑海里反复出现那个中年女人慌张的表情和那个小孩茫然的眼神。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场景会让我记得这么清楚。

也许是因为在日本很少看到这样的场景。

第四天，我们离开大连，坐高铁去北京。

高铁站很大，很新，比日本的很多车站都要气派。安检很严格，行李要过机器，人要过安检门，还有工作人员用手持探测器扫。我妈被扫的时候有点紧张，我爸说没事，中国的高铁安检都是这样的。

高铁列车也很新，座位宽敞，比日本的新干线舒服。车速很快，窗外的景色飞速掠过。先是城市的楼房，然后是郊区的工厂和农田，再然后是连绵的山。

翔太一上车就戴上耳机打游戏。我妈靠着窗户打盹。我爸拿出一本随身带的书看，是一本关于中国经济的日文译本。

我盯着窗外看。

中国的农村和日本的农村不一样。日本的农村很精致，田地整理得整整齐齐，房子也很整洁。中国的农村看起来更粗犷，有些地方的房子很旧，有些地方又在建新楼，新旧混在一起，有一种杂乱但充满活力的感觉。

高铁开了大概四个小时，到了北京。

北京南站比大连的火车站更大，人更多。我们拖着行李出站，立刻被热浪包围。北京比大连更热，空气也更干燥。我妈又开始扇扇子。翔太说热死了，把上衣的扣子解开了两颗。

我们打车去酒店。北京的出租车司机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很健谈，但说的是中文，我们听不懂。我爸用简单的英语跟他说了几句，司机也用简单的英语回了几句，然后两个人就放弃了交流，各自沉默。

车开出车站，上了环路。北京的城市面貌和大连完全不同。大连是海滨城市，比较舒展。北京是内陆城市，更厚重、更密集、更有压迫感。马路很宽，但车更多，堵车比大连严重得多。我们的车走走停停，开了一个多小时才到酒店。

酒店在二环内，是一家中档商务酒店。房间比大连的小一些，但还算干净。我妈照例检查了一圈，没发现什么问题。

我们放下行李，休息了一会儿，然后出去吃晚饭。

我爸在网上找了一家评价不错的北京烤鸭店，离酒店不远，我们走路过去。北京的街道和大连不一样，更宽，但人行道上人也更多。共享单车堆得到处都是，有些倒在地上，有些占了盲道。路边有小店、有餐馆、有水果摊，生活气息很浓。

烤鸭店人很多，我们排了大概半小时才有座位。我爸点了一只烤鸭，还有几个配菜。烤鸭是师傅推到桌边现片的，刀工很娴熟，几分钟就片好了。鸭皮烤得焦脆，鸭肉嫩，配上甜面酱和葱丝，用薄饼卷着吃，确实很好吃。

翔太吃了很多，说这是他来中国之后吃的最好吃的东西。我妈也赞不绝口。我爸说北京的烤鸭确实名不虚传。

吃完饭，我们在附近的胡同里走了走。胡同很窄，两边是老房子，有些已经改成了咖啡馆和小店。灯光昏暗，很安静，和外面大马路上的喧嚣形成鲜明对比。有几个老人在胡同口坐着乘凉，摇着蒲扇，聊着天。他们的北京话我听不懂，但听着很舒服，有一种老派的韵味。

我妈说这里很像京都的小巷子。我爸说确实有点像，但感觉不一样。京都更精致，这里更生活化。

我们走了一圈，回到酒店。翔太洗完澡就睡了，说累了。我妈也很快就睡了。我爸又看了一会儿书，然后关灯睡觉。

我躺在床上，睡不着。

北京给我的感觉和大连完全不同。大连是轻松的、舒展的，北京是沉重的、密集的。走在胡同里的时候，有一种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这座城市存在了几百年，经历了无数朝代更迭、战争、变革，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好像藏着故事。

但我又说不清楚这种感觉到底是什么。

第五天，我们去了故宫。

故宫的人多到难以形容。我们从午门进去，广场上密密麻麻全是人，各种旅行团举着小旗子，导游拿着扩音器讲解。太阳暴晒，地面反射着热浪，我感觉自己像是在一个巨大的烤箱里行走。

我妈全程撑着遮阳伞，脸上写满了痛苦。翔太走了不到半小时就开始抱怨，说太热了、太挤了、不想看了。我爸说来了北京必须看故宫，硬拉着我们继续走。

故宫确实很壮观。那些宫殿、那些金瓦红墙、那些汉白玉栏杆，确实有一种震撼人心的气势。但人实在太多了，根本没办法静下心来好好看。每个殿门口都挤满了人，要踮起脚尖才能看到里面。拍照也拍不了，镜头里全是别人的后脑勺。

我们走马观花地看了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然后去了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走到御花园的时候，我妈实在走不动了，坐在长椅上休息。翔太也坐下了，满脸通红，T恤被汗浸透了。

我爸站在御花园的假山旁边，看着周围的人群，表情有点复杂。

“人太多了。”他说。

“中国的景点都这样。”我说。

他点点头，没再说什么。

从故宫出来，我们去了景山公园。景山不高，爬上去大概十几分钟。山顶的万春亭是看故宫全景最好的位置。我们爬上去的时候，山顶也挤满了人。但站在亭子里往南看，故宫的全景铺展在眼前，金色的屋顶层层叠叠，确实很壮观。

我爸站在栏杆边上看了很久。我也看了很久。

从这个角度看故宫，才能体会到它到底有多大。那些宫殿一座连着一座，从午门一直延伸到神武门，中轴线笔直地贯穿整个皇城。几百年来，无数人在这条轴线上走过，皇帝、大臣、太监、宫女、外国使节、入侵者、革命者、游客。

“在想什么？”我爸问我。

“在想这里发生过多少事。”

他点点头。

我们在景山上待了大概半小时，然后下山。

中午吃饭，我们去了景山附近的一家小餐馆。餐馆很小，只有几张桌子，但菜做得不错。我们点了几个家常菜，味道都可以。老板娘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很热情，虽然我们听不懂她说什么，但她一直笑着，用手势跟我们交流。

吃完饭，我爸提议去天坛。我妈说太累了，想回酒店休息。翔太也说不想去了。我爸看了看我，我说我跟你去。

于是我妈和翔太回酒店，我和我爸去天坛。

天坛的人比故宫少一些，但也不少。我们从南门进去，先看了圜丘坛，然后沿着丹陛桥往北走，到皇穹宇，最后到祈年殿。祈年殿是那个圆形的蓝色屋顶的建筑，我在照片里看过很多次，亲眼见到还是觉得很震撼。

我爸站在祈年殿前面，仰头看着那个蓝色的屋顶。

“你知道这个殿是干什么用的吗？”他问我。

“皇帝祭天的地方。”

“对。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一个农业帝国的核心仪式。”

他看了我一眼，说：“你历史学得不错。”

“教科书上都有。”

他笑了笑，继续往前走。

我们在天坛走了一圈，然后在长廊里坐了一会儿。长廊里有很多老人在下棋、打牌、拉二胡、唱歌。有个老人拉二胡拉得很好听，周围围了一圈人在听。我和我爸也站在旁边听了一会儿。

那个老人拉得很投入，眼睛半闭着，身体随着旋律轻轻晃动。曲子我听不出来是什么，但旋律很悠扬，带着一点哀伤。

听完一曲，我爸鼓了鼓掌。老人睁开眼，朝我们笑了笑，说了句什么。我们听不懂，但也朝他笑了笑。

从天坛出来，我们坐地铁回酒店。北京的地铁线路很多，也很挤。我们赶上晚高峰，车厢里人贴着人。我爸被人群挤到角落里，我也被挤得动弹不得。周围全是陌生的面孔，说着我听不懂的语言。

那一刻，我突然有一种强烈的异乡感。

在日本的时候，周围都是日本人，说的都是日语。即使在人多的东京地铁里，我也不会有这种感觉。但在这里，在这个拥挤的北京地铁车厢里，我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外国人，是少数，是不属于这里的人。

这种感觉很奇怪，不是不舒服，也不是舒服，就是一种清晰的、无法忽视的“不一样”的感觉。

回到酒店，我妈和翔太已经休息好了。翔太躺在床上打游戏，我妈在看电视，她找到了一个日语频道，正在播日本的综艺节目。

我爸洗完澡，坐在沙发上，打开手机看新闻。我洗完澡，躺在床上，回想今天看到的一切。

故宫的人潮、景山上的全景、天坛的祈年殿、拉二胡的老人、地铁里的人海。这些画面在我脑子里交替出现，形成一种复杂的印象。

中国很大，很古老，很拥挤，很有活力，很复杂。

我不知道该怎么准确地形容它。

第六天，我们去了长城。

我们去的是八达岭长城，是刘推荐的一个包车司机带我们去的。司机姓张，四十多岁，会说简单的英语，沟通基本没问题。

从北京市区到八达岭开车大概一个半小时。路上张师傅给我们介绍了一些沿途的风景，说这里是居庸关，那里是水关长城。我爸听得很认真，偶尔问几个问题。我妈靠着车窗打盹。翔太戴着耳机看视频。

到了八达岭，人还是很多，但比故宫好一些。我们坐缆车上去，然后开始爬长城。

长城的台阶很高很陡，有些地方要扶着栏杆才能上去。我妈爬了一段就放弃了，说在缆车站等我们。翔太倒是来了劲，爬得很快，一下子就把我们甩在后面。

我和我爸慢慢往上爬。

长城在山脊上蜿蜒延伸，看不到尽头。城墙两边是陡峭的山坡，覆盖着绿色的植被。远处的山峦层层叠叠，在薄雾中若隐若现。风很大，吹得很舒服，比城里的热浪舒服多了。

我爸爬到一个敌楼前面停下来，扶着城墙往外看。

“这就是长城。”他说。

“嗯。”

“两千多年了。”

“嗯。”

“日本人很少来长城。”

“为什么？”

“可能因为太远了，”他说，“也可能因为……历史的原因。”

我没说话。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日本和中国的关系，一直很复杂。”

“我知道。”

“你这一代人可能感受不深。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两国关系最差的时期，也经历过后来慢慢变好的时期。”

“现在呢？”

“现在……”他想了想，“现在又变得复杂了。”

我看着远处的山峦，不知道该怎么接话。

“这次带你们来中国，”他继续说，“一方面是想让你们看看这个国家，另一方面，也是想让我自己重新看看。我上次来是十五年前，那时候中国和现在完全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那时候没有这么多高楼，没有这么多车，没有这么多……”他停顿了一下，似乎在找合适的词，“这么多……能量。”

“能量？”

“对，能量。一种拼命往前冲的能量。日本现在缺少这种能量。”

“日本是成熟社会，”我说，“成熟了自然就慢下来了。”

“也许吧，”他说，“但有时候慢下来不一定是好事。太慢了就会停滞，停滞了就会衰退。”

我看着他的侧脸。我爸今年五十五岁，在一家中型贸易公司做部长，工作稳定，收入不错，但我知道他一直有一种隐隐的焦虑。那种焦虑是关于日本的未来的，也是关于我和翔太的未来的。

“你觉得中国这种能量是好事吗？”我问。

“有好有坏，”他说，“好的方面是发展快，机会多。坏的方面是……”他指了指周围的人群，“你看这么多人，这么多人在竞争，压力会有多大。”

我点点头。

我们继续往上爬。爬到一个更高的敌楼，回头往下看，长城像一条巨龙趴在山脊上，来时的路变得很小，人群变成了小点。

翔太在上面等我们，他已经爬到这一段最高的地方了。他站在垛口边上，风吹得他的头发乱飞。他看起来心情很好，朝我们挥手。

“快上来！”他喊。

我和我爸爬上去了。站在那个最高的地方，视野极其开阔，四面八方都是山，长城在脚下蜿蜒，风呼呼地吹。

“值了。”翔太说。

“什么值了？”我问。

“爬上来值了，”他说，“虽然很累，但值了。”

我爸笑了笑，拿出手机给我们拍了张合照。

在长城上待了两个多小时，我们坐缆车下来。我妈在缆车站等我们，说她在下面逛了逛，买了些纪念品。她买了几件印着“我登上了长城”的T恤，说要送人。

回北京市区的路上，张师傅问我们明天去哪里。我爸说明天是最后一天，想去颐和园和圆明园看看。

“圆明园没什么好看的，”张师傅说，“就剩几块石头了。”

“就是想去看看那几块石头。”我爸说。

张师傅从后视镜里看了我爸一眼，没再说什么。

晚上回到酒店，我们都累了。翔太洗完澡倒头就睡。我妈也很快睡了。我爸坐在窗边，看着外面的夜景。北京的夜晚和大连不一样，更密集、更亮、更喧嚣。远处的高楼上灯光闪烁，马路上车流不息。

我躺了一会儿，起来走到窗边，站在我爸旁边。

“明天最后一天了。”我说。

“嗯。”

“这趟旅行怎么样？”

他想了想，说：“比我想象的好。”

“哪方面？”

“很多方面，”他说，“中国人的热情，食物的好吃，城市的活力，历史的厚重，都比我想象的好。”

“有没有比想象差的？”

他又想了想，说：“人多。比想象的多得多。”

“还有呢？”

“还有……”他停顿了一下，“还有一些说不清楚的东西。”

“什么说不清楚的东西？”

“就是那种……”他斟酌着词语，“那种无处不在的竞争感。你看刘先生，看王助理，看那些开店的、摆摊的、跑网约车的，每个人都在拼命地往前赶，好像停下来就会被淘汰一样。”

“日本也有竞争。”

“有，但不一样，”他说，“日本的竞争是有规则的，有天花板的。你知道你努力到什么程度就能达到什么位置。但这里的竞争好像没有天花板，也没有底线。你可以往上爬得很高，也可能摔得很惨。”

我看着窗外的城市，觉得他说得有道理。这几天我看到的一些场景——那个被驱赶的摆摊女人、刘先生接不完的电话、地铁里挤得透不过气的人群——似乎都在印证他的说法。

“但也许这就是发展的代价。”我说。

“也许吧。”他说。

我们沉默地站了一会儿，然后各自睡觉。

第七天，最后一天。

早上起来，我妈开始收拾行李。她把这几天买的东西一件一件装进箱子，装不下了，又拿出一个折叠袋。翔太还在睡，我妈叫了他两次他才起来。

张师傅九点来接我们。我们先去了颐和园。

颐和园很美。昆明湖很大，湖水碧绿，万寿山上的佛香阁金碧辉煌。长廊沿着湖边延伸，梁上画满了彩绘。我们沿着长廊走，看湖上的游船，看远处的玉泉山塔，看十七孔桥横跨湖面。

我妈说这里比故宫舒服。确实，颐和园更开阔，有山有水，虽然人也多，但不显得那么拥挤。我们在长廊里坐了一会儿，吹着湖风，很惬意。

翔太租了一艘脚踏船，自己一个人在昆明湖上蹬了一圈。我和爸妈坐在岸边的长椅上看着他。他蹬得很卖力，船在湖面上划出一道白线。

“翔太这几天好像挺开心的。”我妈说。

“嗯，”我爸说，“除了故宫那天抱怨了几句，其他时候都还行。”

“诚呢？”我妈问我，“你觉得这趟旅行怎么样？”

“挺好的。”我说。

“学到什么了吗？”

我想了想，说：“学到了……中国比教科书上复杂得多。”

我妈笑了笑，没再问。

从颐和园出来，我们去了圆明园。

圆明园很大，但大部分地方都是废墟和空地。著名的西洋楼遗址区在园子的最北边，我们走了很久才走到。

到了西洋楼遗址区，看到的是一堆残破的石柱和石墙。那些精美的巴洛克式雕刻被焚烧、被砸毁，只剩下骨架立在荒草中。游客很多，拍照的、自拍的、直播的，热闹得很。

我爸站在那些废墟前面，沉默了很久。

我妈走到他旁边，挽住他的胳膊。翔太也难得地安静下来，站在一边看着。

我站在一根石柱旁边，看着上面的雕刻痕迹。那些花纹还很清晰，但整个建筑已经面目全非了。

我爸终于开口了。

“这就是圆明园。”

“嗯。”

“英法联军烧的。”

“嗯。”

他又沉默了。周围游客的喧闹声好像变得很远。

“日本人后来也来过。”他说。

我看着他。

“八国联军的时候，日本也派了兵，”他说，“也参与了。”

“我知道。”

“教科书上不怎么讲这一段。”

“嗯。”

他深吸了一口气，说：“历史很复杂。”

“是的。”

“我们这次来中国，看到的不只是现在的中国，还有历史的中国。长城、故宫、颐和园、圆明园，每一个地方都带着历史的重量。”

他顿了顿，又说：“日本也带着历史的重量。我们和中国之间，也带着历史的重量。”

我从来没听我爸说过这样的话。他在家里很少谈论政治和历史，最多就是看看新闻，评论两句经济政策。但此刻，站在圆明园的废墟前面，他说出了这些话。

“所以你觉得，”我说，“日本人和中国人之间，隔着的就是这些历史？”

“不只是历史，”他说，“还有历史留下来的情绪，留在两边的情绪。”

“哪边的情绪更重？”

他想了想，说：“可能都重。但中国的情绪，我们日本人可能不太能理解。”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加害者，”他说，“加害者和受害者的记忆是不一样的。加害者容易忘记，受害者不会忘记。”

我看着那些废墟，觉得他说得对。日本人对那场战争的记忆确实在淡化。教科书上只讲了几页，考试不会考太深，日常生活中几乎没有人谈论。但中国人似乎记得很清楚。这几天在景点偶尔听到导游讲解，提到“八国联军”“日本侵略”这些词的时候，语气里有一种很深的情绪。

“走吧。”我爸说。

我们离开了圆明园。

下午，我们去了王府井。这是北京最有名的商业街，我妈想买些礼物带回去。街上人很多，店铺很多，各种品牌都有。我妈逛了几家店，买了一些茶叶和点心。翔太买了几件衣服，说中国的潮牌比日本便宜。我买了一本英文版的关于中国历史的书，在书店里看到的。

逛完王府井，我们回酒店取行李，然后去机场。

张师傅送我们去机场的路上，话比来的时候少了。可能他也累了。到了机场，我爸多给了他一些车费，他推辞了两下就收下了，说了声“谢谢，一路平安”。

机场里人还是很多。我们办了登机手续，过了安检，到了登机口。

等飞机的时候，翔太问我：“哥，你以后还会来中国吗？”

“可能会。”

“来干什么？”

“不知道，”我说，“旅游，或者工作，都有可能。”

“我觉得中国挺好的，”他说，“就是人太多了。”

“人多没办法。”

“如果人少一点，我挺喜欢这里的。”

“人少就不是中国了。”

他想了想，点点头。

登机了。我们坐上飞机，系好安全带。飞机起飞，北京在窗外渐渐变小。我看着那座巨大的城市缩成一块灰色的图案，然后被云层遮住。

三个多小时后，飞机降落在羽田机场。

出了机场，空气一下子变得不一样了。东京的空气更潮湿，但更干净，更安静。周围的人说着日语，标识全是日文，一切都回到了熟悉的秩序中。

我们坐电车回家。电车上人不多，很安静。翔太戴着耳机打游戏，我妈靠着车窗打盹，我爸闭着眼睛养神。

我看着窗外熟悉的街道，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明明只离开了七天，却好像离开了很久。那些在中国的见闻——大连的海、北京的故宫和长城、圆明园的废墟、拥挤的地铁、热情的刘先生、慌张的摆摊女人——像一场密集的、色彩浓烈的电影，在脑子里快速闪回。

回到家，一切还是原来的样子。玄关的鞋柜，客厅的沙发，厨房的碗筷，我房间里的书桌和床，什么都没变。

但我觉得自己好像变了一点。

说不清楚变了什么，可能就是脑子里多了一些画面，心里多了一些说不清的感受。

第二天晚上，我约了两个高中同学吃饭。

他们一个叫佐藤，一个叫铃木。佐藤在一家IT公司上班，铃木在考研。我们在一家居酒屋见面，点了啤酒和烤串。

“去中国怎么样？”佐藤问我。

“挺好的。”我说。

“什么地方最好？”

我想了想，说：“长城。站在长城上往远处看，那种感觉很难形容。”

“中国人怎么样？”铃木问。

“挺热情的，”我说，“我爸有个中国朋友，招待我们招待得很周到。”

“吃的呢？”

“好吃。海鲜、烤鸭、饺子，都好吃。”

“听说中国很脏很乱？”佐藤说。

“有些地方确实乱，”我说，“但不是全部。大连挺干净的，北京有些地方乱，有些地方也很整洁。”

“人是不是特别多？”铃木问。

“超级多，”我说，“故宫的人多到让你怀疑人生。”

他们笑了笑。

“那整体感觉呢？”佐藤问，“你喜欢中国吗？”

我喝了一口啤酒，想了想。

“说不清楚，”我说，“不是简单的喜欢或者不喜欢。就是觉得……很复杂。”

“复杂？”

“嗯。什么都复杂。历史复杂，现实复杂，人复杂，感觉复杂。”

他们看着我，等着我继续说。

“我在北京最后一天去了圆明园，”我说，“看到那些被烧毁的废墟。我爸站在那里说了一些话，关于日本和中国之间的历史。他说加害者容易忘记，受害者不会忘记。”

佐藤和铃木都沉默了。

“我之前从来没想过这些，”我说，“在学校学历史的时候，那场战争就是教科书上的几页纸，考试的时候背一背就过去了。但站在圆明园的废墟前面，那些历史突然变得很真实、很重。”

“所以你觉得……”佐藤犹豫了一下，“中国人对我们有敌意？”

“我没感觉到敌意，”我说，“至少这次旅行中没感觉到。刘先生对我们很好，王助理也很好，餐馆的老板娘、拉二胡的老人，都很友好。但我能感觉到……一种距离。”

“什么距离？”

“就是那种……他们知道我们是日本人，我们知道他们是中国人，两边都知道彼此之间有一些很重的东西，但都不说破。表面上一切都很正常、很友好，但底下有一种微妙的张力。”

铃木点了点头，说：“我有个中国同学，关系挺好的，但有一次聊到历史问题，气氛突然就变得很尴尬。”

“对，就是这种感觉，”我说，“平时一切都好，但那个东西就在那里，你不碰它，它也在那里。”

佐藤喝了一口啤酒，说：“那怎么办？就一直这样？”

“不知道，”我说，“可能只能接受它在那里。承认它，接受它，然后尽量不让它影响现在的关系。”

“你说得好像谈恋爱一样。”铃木说。

我们都笑了。

但笑完之后，我又觉得这个比喻其实挺准确的。中日之间的关系，确实有点像两个有过复杂过去的人，想要好好相处，但过去的阴影总是在某个角落里潜伏着。

“有机会我也想去中国看看。”佐藤说。

“值得去，”我说，“但要做好心理准备。”

“什么心理准备？”

“接受复杂性的心理准备，”我说，“不要期待一个简单的、非黑即白的中国。那里什么都有，好的、坏的、美的、丑的、古老的、现代的、令人感动的、令人不舒服的，全都搅在一起。”

“听起来像日本。”铃木说。

“某种程度上是，”我说，“但中国的体量是日本的十倍，所以那种复杂性也是十倍。”

我们又聊了一会儿，然后各自回家。

走在回家的路上，我想起我爸在圆明园说的话：“我们这次来中国，看到的不只是现在的中国，还有历史的中国。”

也许这就是这趟旅行最大的收获——不是看了多少景点、吃了多少美食，而是在那些景点和美食的背后，触摸到了一些更深的东西。那些东西说不清楚、道不明白，但它们真实地存在着，像长城上的砖石一样沉甸甸地压在那里。

回到家，翔太在客厅打游戏。他看到我回来，摘下耳机。

“哥，跟朋友吃饭了？”

“嗯。”

“聊什么了？”

“聊中国。”

“你怎么说的？”

“我说很复杂。”

他想了想，点点头，又把耳机戴上了。

我回到房间，躺在床上，拿出在北京买的那本中国历史书，翻了几页。英文的，读起来有点慢，但能看懂。书上讲到鸦片战争，讲到八国联军，讲到日本的侵略。那些文字很客观，很冷静，但我知道，文字背后的现实远比文字本身沉重得多。

我合上书，闭上眼睛。

脑海里浮现出圆明园的那些废墟。残破的石柱立在荒草中，游客们在旁边拍照、说笑。阳光照在石柱上，把影子拉得很长。

那些石柱不会说话，但它们站在那里，本身就是一种诉说。

我翻了个身，想着明天要开始找工作了。简历还没改完，有几个公司的招聘截止日期快到了。

生活还要继续。

但我知道，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