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学家梁建章曾警告：如果不尽早干预 40年后印度人将是中国3倍

携程集团创始人梁建章还有另一个身份：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是人口经济学。

2012年，他与三十多位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联合签署建议书，呼吁停止计划生育政策。2023年，他出版《人口战略：人口如何影响经济与创新》，书中分析了低生育率对国家发展的拖累，并提出警告：如果不尽早干预，40年后印度人口可能达到中国的3倍。

先看一个普通家庭的经历。2014年，一位姓张的中国女性怀上了第二个孩子，她要求不公开自己的名字。当时中国仍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这次怀孕因此成了麻烦，张女士只能尽量把怀孕的事瞒下来。

孩子出生后，她又设法把孩子藏起来，但还是被当地部门发现了。

几个月后，也就是2015年，中国宣布放弃长期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当时外界认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可能迎来一波生育潮。政府同样预计会出现生育高峰，各地新建了产科病房和幼儿园，面向婴幼儿的生意也纷纷出现。

人们当时很欢迎这个变化。一位长期报道独生子女政策影响的《华尔街日报》记者，曾加入过一些家长的社交媒体群。

这些家长多年来一直呼吁放宽独生子女政策，其中一些人还成了所谓的“维权者”。政策宣布后，他们在群里欢呼，像春节时用红包装现金分享喜庆那样互发数字红包，场面非常热闹。

预想中的生育潮并没有到来。放弃独生子女政策后的第一年，出生人口出现了小幅增长，也只是多了约200万。从2017年起，中国的出生率一路急跌。

下滑一直持续到现在。2024年全年出生人口为954万，中国人口已连续第四年负增长。同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两成，梁建章推算，到2035年这一比例可能突破三成。

他拿日本作对照：日本的人口负增长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此后虽然投入了不少补贴，但为时已晚。

面对出生率下滑，中国开始鼓励人们结婚、多生孩子。政策先是允许一个家庭生两个孩子，后来放宽到三个孩子。

张女士当年被罚的那种款项已经取消，政府转而给生孩子的家庭发钱。鼓励的办法主要有三类：第一是现金激励，和其他国家的做法一样，给生育不止一个孩子的夫妇发放数千元人民币补贴；第二是延长产假和陪产假。

第三是宣传，努力营造“生育友好”的文化氛围。在中国各地都能看到这类宣传内容：雕塑里的夫妇带着三个孩子，而不是一个；教科书封面上画的也是带着三个孩子的父母或母亲，而不是只带一个孩子。

张女士的处境也随之变了。像她这样的女性，现在反而被鼓励怀孕，她甚至收到当地部门发来的短信，鼓励她考虑生三胎。

经历过之前的一切，她每次都会生气地删掉这些短信。政策突然转向让她很沮丧，她对《华尔街日报》说：“我希望他们别再把我们折腾来折腾去，让我们普通老百姓过自己的日子。”

张女士并不是个例。在全国范围内，不少年轻女性对新的生育鼓励反应冷淡，这正迅速成为中国面临的一大难题。

前述记者认为，鼓励生育的政策希望女性把重心从事业等方面转回家庭，但越来越多女性觉得这似乎不划算。她们想更多地掌控自己的生活，不希望家人或外界在自己的生活里有更大的发言权。

这正是梁建章担心的局面。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印度：2023年，印度人口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2020年，印度生育率约为2.05，接近维持人口自然更替的水平。联合国预测，印度人口将在2064年达到约17亿的峰值。

年轻一代女性的想法，从一位名叫西蒙娜的中国女性身上也能看到。她认为，一个女人生几个孩子，无论是一个、两个还是三个，都应由女性自己决定。

她说，身边一些女性愿意公开谈论这些话题，是因为她们认为可以生孩子，但这必须是在了解情况之后做出的决定。西蒙娜和她们一样，属于在网上越来越愿意讲述自己婚恋和家庭经历的一代中国女性。

西蒙娜认为，中国女性要更多地思考和讨论女性主义、生育权利这些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普通人真正开始讨论这些话题，大概也就是近五年左右的事。

人们有时会对现状感到沮丧或不满，但她觉得情况正在慢慢进步。她说自己对此有些乐观，相信最终会好起来，只是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

梁建章一直主张，出路不是强迫任何人生孩子，而是进行系统性改革，为想生却不敢生的家庭真正减轻负担，包括补贴和减税、普惠托育服务、改变僵化的职场文化以及推广弹性工作制。

在他看来，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政策调整越晚，可以干预的空间就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