彪悍的红四方面军军长，1935年竟拔枪顶撞刘伯承，后来此人如何？

1935 年深冬，川西卓木碉，红军大学的课堂只是一间土坯房。窗纸残破，到处是破洞，寒风顺着缝隙灌进屋里，把墙上挂着的作战图吹得不停晃动。屋内只点着一盆炭火，火苗发白发虚，暖意微弱得可怜。刘伯承站在沙盘跟前，身上灰布军装的袖口磨得发亮，手里攥着半根红蓝铅笔。

余天云站在他三步开外，驳壳枪机头已经张开，枪身控制不住地微微发抖。屋子里静得吓人，地上掉着一本学员笔记本，纸页被炭火烘得微微卷曲。

一次整理红大文件的时候，一名工作人员在沙盘隐蔽的角落，捡到了一截断铅笔。断面平整光滑，看得出来是猛然用力一下折断的。他悄悄把这截铅笔收进背包，这件事他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起。

举枪对准刘伯承的，是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军长余天云。他生于 1911 年，这一年刚好二十四岁。枪响最终没有发生，但这件事在红军内部掀起的震荡，远比一声枪响更加沉重。

这天课堂讲授步炮协同战术。刘伯承在黑板上画出两道箭头，一道代表步兵，一道代表炮火。他郑重说明，炮火向前推进时，步兵和炮弹落点之间的距离，要控制在一百五十米之内。他语速平缓，字字清晰有力。台下学员低头记录，铅笔划过纸张的沙沙声此起彼伏。

教室后排墙角，余天云靠着土墙，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嘴里叼着一根干草，叼了很久，草的一头已经被嚼软。等刘伯承讲到战术细节，他吐出嘴里的草茎，扔在地上。

“在大别山的战火里，这些条条框框根本没用。”

话音刚落，他猛地起身，军靴重重踩在地面，闷响在屋里散开。

“只要挥刀向前猛冲，仗很快就能打完。”

刘伯承放下铅笔，看向他。

“余天云同志，有不同看法，可以一条一条讲出来。”

“就这些？” 余天云往前跨两步，“我想问问，当初一方面军兵力充足的时候，这些规程在哪里？湘江边上，这些条文救下来多少战友？”

气氛瞬间凝固，四下鸦雀无声。不少曾经在一方面军工作过的教官，都停下了手中的笔。炭火微光映在刘伯承的眼镜片上，他目光沉静深邃。

“湘江之战，不只是战术出了问题。” 刘伯承缓缓开口，“恰恰是我们没能熟练掌握战术，才造成巨大伤亡。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学习，就是为了以后少流血。”

余天云抬脚狠狠踹向沙盘，木框架当场翻倒，沙土四散飞溅，标记部队番号的小木牌滚到墙角。

“少死？” 他陡然拔高声音，“你从苏联回来，捧着外国书本，反倒教我们怎么去送死？”

刘伯承站在原地没有挪动。

“把沙盘扶起来。”

余天云没有动手。他慢慢抬手，解开枪套上的铜扣，“嗒” 一声轻响，驳壳枪滑出来，枪身上还挂着擦枪布，布角被枪油浸得发黑。他平举手枪，枪口直指刘伯承胸口，两人相距不过半米。后排有人惊得站起来，椅子翻倒砸在地上。门口两名保卫干事同时摸向配枪，拉动枪栓的咔嚓声接连响起。门风扫过炭盆，火光短暂暗下去，随即又重新燃起。刘伯承抬手示意众人不要动，另一只手里依旧捏着那半截红蓝铅笔，笔尖轻轻蹭到沙盘边缘。

“余天云，” 刘伯承语气坚定，“把枪放下。红军的枪口，只能对准敌人。”

余天云的双手不住发抖，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发力过猛，指节发白，手枪跟着剧烈晃动。

大门被猛地撞开，红军大学校长何畏带着警卫排冲进来，棉帽上还沾着没融化的雪花。看见对准刘伯承的枪口，他脸色煞白，快步上前一把攥住余天云的手腕，用力把枪拨向一旁。

“你疯了！”

枪被夺下。四名警卫立刻上前把余天云按倒在地，他脸贴在沙土上，一边挣扎一边怒骂，声音含糊不清。何畏抬手狠狠给了他一记耳光，清脆的响声在屋里回荡。

“关禁闭。”

余天云被人拖出去，外面雪花簌簌飘落，落在窗棂上沙沙作响。刘伯承弯腰扶起沙盘，蹲下身，把散落的小木牌一一捡回来归位。拿起代表三十一军的木牌时，他稍稍停顿，而后轻轻放回原处。

在红四方面军，余天云的威望不单单来自强悍的脾气。

他老家在湖北黄安，也就是今天的红安。家境贫寒，无地可种，土坯房漏雨，下雨时屋里要摆三个盆接雨水。年少时他给地主放牛，牛能吃饱，他却常常挨饿。后来学裁缝，师傅的尺子经常打在他手背上，留下一道道红印。

1927 年 11 月黄麻起义爆发，他才十六岁，拎着一把沾着猪油的剁肉刀离家，跟着队伍攻打黄安县城，棉裤沾满泥土。

“怕死就不是好汉。”

这段记载保留在相关回忆文字里，具体措辞或许略有出入，但大意不变。

城墙上枪声不断，身边战友接连倒下，他一刻不停向前冲杀。

1928 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只用四年，他从普通战士升到主力营营长；1932 年，出任红十二师三十六团团长，当时的师长是陈赓。

苏家埠一战，国民党大军压近。他带领一个营绕到敌军侧翼，深入敌后切断敌军一个师的退路。顶住敌人反扑，稳住正面战线，战局就此逆转，拿下胜利。战后陈赓拍着他的肩膀，称赞他指挥机敏。

潢川激战的时候，他甩掉上衣，袒露胸膛，端着机枪向敌人扫射。左肩中弹之后，他丢下机枪，接过大刀继续冲锋。战士们看见团长这般悍勇，斗志大涨，跟着他向前猛冲。

仗打完之后，三十军的战士提起军长，无不敬佩他敢打敢拼、不惜性命。

柳林河之战险象环生，卫立煌率领八万部队包围红四方面军两万主力，指挥部岌岌可危，张国焘、徐向前都拔枪准备迎战，参谋们紧急销毁文件。就在紧要关头，余天云带兵从侧翼驰援，猛攻敌阵，击退敌军。

这件事，让徐向前对他印象极深。

1933 年部队进入四川，木门会议之后部队扩编，原来四个师扩为四个军，余天云当上红三十军军长，年仅二十二岁，李先念担任军政委，麾下师政委包括王建安。许世友和他同期，地位当时还略低于他。

红四方面军后来名将辈出，许世友刀法凌厉，王建安作风硬朗，都受人敬重。但要说一个 “猛” 字，全军上下最先想到的，永远是余天云。

身居高位、手握兵权之后，他骨子里傲慢的性子越来越突出。

红三十军指挥所门口，常年摆着两样东西：两根皮带。

皮制门牌长年被汗水浸透，油光发亮。走到这里，所有人都会不自觉放低声音。

1934 年春天，部队行进在川北狭窄山道。山路曲折，一边是陡峭崖壁，一边是万丈深谷。挑夫走在前头，挑着铁箱赶路。路边斜靠着一截断木。

那天山雨刚停，青石板路面湿滑。挑夫脚下一滑，想要撑住岩壁稳住身子，没能站稳。

木杠一歪，铁箱滚落山谷，重重撞在怪石上，两声金属撞击之后，归于沉寂。

余天云骑马赶到，双眼通红。

他翻身下马，抓起缠着红绸的皮鞭就挥了出去。

第一鞭撕开挑夫后背的棉袍，划出三寸长的口子；第二鞭抽在肩头，挑夫膝盖重重磕进泥里，额头撞在石板上，闷响惊飞了枝头寒鸦。李先念快步冲上来，死死攥住他挥鞭的手腕。鞭梢划过半空，抽在石板上砸出一个小坑。余天云猛地回头，目光凶狠。两人相距只有半尺，鞭杆横在中间，李先念的手指紧紧按着皮鞭发白的红绸勒痕。山风卷着碎石刮过断崖，挑夫身上破旧布条被撕成碎条。路边木杵插在泥里，木柄上还沾着挑夫补丁上的棉絮。鞭梢垂进泥浆，黄泥映出鞭子黄杨木的纹路。

“天云同志，他是我们的阶级战友，也是苏区百姓。”

余天云转头，眼神锐利地看向李先念。

“打仗容不得半点松懈，军纪松了，怎么打胜仗？你管思想工作，我只管打仗。”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写得明明白白，红军不能变成旧军阀的私兵！” 李先念手里攥着文件。

余天云抽回鞭子，冷笑一声，翻身上马。走出几步，回头看了一眼跪在泥地里的挑夫，手指摩挲腰间枪柄。

李先念上前半步，挡在挑夫身前，稳稳站住。

战马走远，挑夫依旧跪在泥泞里，肩头棉衣裂开一道触目惊心的大口子。

这件事在营里传了几天，慢慢被风沙冲淡。余天云没有受到任何处分，依旧腰间挂着两根油亮的牛皮皮带，在战旗之下谋划战事。

入秋之后，又出事了。

行军路上，司号连一个小号兵吹错号令。少年嘴唇干裂，铜号号嘴被磨得光亮。

余天云在指挥所听见不对的号声。

他走出房门，低声问：“是谁吹的号？”

号兵浑身发抖，从队列里走出来。

余天云拔枪，枪响，号兵当场倒下，再也没有动静。铜号摔落在地，喇叭口磕出一块凹陷。

消息很快传到总指挥部。徐向前正看着地图，听闻此事，一掌拍在桌上，茶缸震起来，茶水泼在地图上。

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徐向前当面斥责余天云。

“号手吹错号，该按纪律处罚。是谁给你的权力，随便开枪杀人？”

余天云挺直身子，梗着脖子。

“总指挥，战场上号令出错，一整个团都可能蒙受损失。我这么做，是为保全全军。”

“胡说！”

徐向前当即下令，免去余天云三十军军长职务，收缴武器，带离会场，送去后方审查。

余天云盯着被收走的那支枪，枪柄上的红绸是他亲手缠上的，已经陪了他三年。

按理来说，这件案子到此就该了结。

可三个月之后，余天云不仅官复原职，还调任兵员更多的红三十一军当军长。

那次处分，只是走个过场。

重回部队那天，他还是那件旧军大衣，腰间换了一把新枪。到三十一军军部，他绝口不提号兵的事。

当晚军部摆了酒菜。

1935 年 6 月，懋功，夹金山脚下。

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一路长途跋涉的一方面军战士身形瘦弱，军装褪色难辨原色，七八成的人草鞋磨穿，不少人赤脚赶路，步枪上的刺刀所剩无几，连队人数锐减，只剩几十人。

四方面军有八万兵力，装备齐整，战士绑腿依旧整齐干净。

两军将领简短会面，一方面军代表主动伸手相握，诚意厚重。四方面军这边，有人热情回应，也有人只是点头示意。

余天云和三十一军几名团长站在路边土坡上，双手叉腰，望着下方走过的队伍。

“看这副狼狈样子，也配叫铁军？” 他高声说道。

坡下几名一方面军警卫听见，停下脚步回头望向他们。

余天云调整皮带，手按在枪柄上。

“不服就叫你们军团长过来，当面较量。”

旁边团长赶紧把他拉离土坡。

入夜，会师联欢晚会如期举行，篝火熊熊燃烧。一方面军战士唱起江西山歌，四方面军战士唱起四川歌谣。歌声此起彼伏的时候，余天云独自离场。

八月，中央决定北上。张国焘坚持南下，之后四方面军掉头向南。

南征之前，三十一军指挥所摆下宴席，粗瓷碗盛满青稞酒。余天云喝下半碗，猛地把碗摔在地上。

“一方面军丢了江西根据地，现在还想指挥我们去北方受冻。”

一名指挥员谨慎劝道：“军长，我们还是要服从中央命令。”

余天云一脚踢飞身边木凳。

“服从？张主席才是总政委。彭德怀一个三军团长，开会的时候还敢跟我顶撞。”

他拔刀砍向桌面，刀刃深深扎进木头，只留一小截在外。抽刀时，刃面寒光刺眼。

“要是硬逼我们北上，我就带人拦下来，先扣住彭德怀，再慢慢清算。”

屋里一片死寂，油灯灯芯跳动，火星飞溅，灯油在铜盏里漾开波纹。几位团长垂手站立，指尖无意识摩挲粗陶碗沿。

这番话传到红三军团指挥部。

彭德怀就着冷水啃硬邦邦的青稞面馍，馍块要掰成小块泡在搪瓷缸冷水里才能下咽。

会议结束，他把吃剩的半块馍放在缸边，没有回应。

沉默片刻，他拉过地图，继续凝神研究。

彭德怀性格刚强，向来不屑这种强硬要挟。但在当时，这番话充满危险。张国焘麾下猛将众多，一旦内部冲突爆发，红军自相残杀，后果不堪设想。

余天云，是张国焘手里最锋利、最激进的一把刀。

九月，四方面军挥师南下；十月，卓木碉另立中央。

大军向南推进，打到百丈关。

川军精锐云集，薛岳部从侧翼猛攻。红军在百丈关苦战七天七夜，伤亡近万人。阵地反复争夺，山上树木几乎被炮火打光，土地被反复翻耕。原定建立川南根据地的计划被迫终止。

战败之后，部队怨气很重。为稳住军心，张国焘在卓木碉开办红军大学，召集师团级干部集中受训。名义上是学习。

刘伯承被任命为红大总教官，跟着四方面军总部行动，负责授课、绘图、制作沙盘。

余天云也进入红大学习。

他虽然依旧挂着军长职务，在红大里，身份却是学员。班里大多是师长、团长，只有他一个军长，坐在最后一排，和级别低于自己的学员一同听课。

开课第一天，他靠着土墙，脱下一只军靴，脚搭在板凳横档上。

红大夜里不靠煤油灯，点松明照明。松脂燃烧冒出滚滚黑烟，烟灰落在笔记本上，留下一道道黑印。白天教室开窗，风扬起沙盘里的细沙，飘落在前排学员肩头。

刘伯承细致讲解步炮协同、大兵团机动战法，火力配置、步兵跟进节奏，每一处要点都画在图上。

听着听着，余天云不屑地哼了一声。

刘伯承停下讲课。

“余天云同志，有意见可以讲。”

余天云站起身，鞋带没系紧，脚跟绊到鞋帮。

“我打了七年仗，从大羊山到万源，硬仗都是靠大刀硬拼出来的。这些战术条文、扇形战术，全是外国教条。”

“洋教条看着好看，可中央苏区怎么丢的？一方面军为什么只剩几千人？”

教室里气氛一变，不少人停下笔，曾经在一方面军任职的教官脸色大变。

刘伯承把铅笔放在讲台上。

“中央苏区失守，根源是政治和战略层面的失误，不是正规战术本身有错。”

“正是我们没有熟练掌握协同作战，才付出巨大代价。吸取教训，才能减少战友牺牲。”

余天云上前一步。

“教官，你教这些战法，有没有打死人的先例？”

刘伯承神色凝重。

“余天云，这里是课堂。”

“课堂又怎么样？”

余天云抬脚踹翻沙盘，沙土飞扬，木牌滚到讲台边上。后排学员纷纷起身，有人上前劝阻，有人站到讲台前。余天云推开阻拦的人，直视刘伯承。

“你本身就是打了败仗的人，凭什么教我带兵？”

刘伯承稳稳站着，半步不退。

“我曾经立下誓言，今天再说一遍：红军枪口，永远对准敌人。”

余天云手伸向腰间枪套。

何畏突然从门外冲进来，已经拔出枪。

这一次，他抬枪的速度比上一次更快。

何畏一把攥住余天云手腕向上一抬，枪响了，子弹击穿屋顶瓦片，尘土碎渣落在沙盘上。

四个人立刻把余天云按倒在地，枪和马刀都被收缴。他脸贴沙土，不停怒骂。

“刘伯承，我记住你了。”

刘伯承整理讲台上的教具，捡起地上的铅笔，示意旁边保卫干事。

“按军纪处理，关禁闭。”

余天云被强行带走。房门关上，屋里众人依旧站着。屋顶弹孔透进一束光，落在散乱的沙盘上。

当天何畏去找张国焘。

张国焘听完事情经过，背着手在屋里来回踱步很久。桌上一碗冷炒面，表层已经结硬壳。

余天云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战将，能打仗的猛将本就稀少。

可这一次，全校两千多名干部战士都听见了枪声。

张国焘最终做出决定：撤销余天云全部职务，开除党籍，在红大保卫处禁闭反省两个月。

处分通告送到禁闭室。

余天云坐在草堆上，接过文件，指尖死死按住 “撤销职务”“开除党籍” 两行字，很久没有挪开，纸面被指尖洇出湿痕。

他反复折叠、展开这份通告，折痕越来越深。

忽然，他发出一阵尖锐的笑声。门外站岗的哨兵忍不住朝里面望了一眼。

他还在等，三个月前他受过处分之后很快复职，他还抱着同样的期待。

可等来的不是官复原职的消息。

就在这个寒冬，他的妻子刘伯新被判处枪决。

刘伯新是安徽六安人，出身贫苦，曾任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团长，带着女战士上前线、运物资、救护伤员。她性情刚烈，说话干脆利落，腰间常别着一把小巧的手枪。

“很多道理，急不来。”

部队南下之后，粮食补给线断裂。

过草地之前，妇女独立团战士饥饿难耐，不少人啃草根、煮皮带充饥。刘伯新看见这个情况，下令宰杀一头藏民牦牛，分给战士充饥。

牦牛被杀，牛肉分食，肉汤也喝干净。这件事被藏民上报到张国焘那里。

当时张国焘正着力整顿群众纪律，杀牛这件事，不大却不能放任。

军法处来人的时候，刘伯新正在给女兵缠绑腿。绑好之后，她起身，把手枪放在桌上，枪柄缠着一块磨损发毛的蓝布条。她捋平布条，转头看了一眼墙上挂着的草鞋，拿起一双递给女兵，又从衣襟取下一根针别在女兵袖口。那块蓝布条从枪柄滑落，搭在桌边。

“牛是我下令杀的，跟其他人无关。”

说完，她转身出门。

草地边缘，枪声响起。那天风大，枪声传不远。

警卫员把消息带进禁闭室，说话声音很低，说完低下头不敢看余天云。

余天云坐在草堆上，一言不发。

过了许久，他从军装口袋里拿出一双旧鞋底，是刘伯新留给他的。

他把鞋底放在膝头，轻轻摩挲。

他一动不动。

那一晚，禁闭室没有点灯。哨兵说，整夜里面安安静静，一点动静都没有。

从这天开始，余天云不再进食。

起先饭量变少，之后推开饭碗，到最后连水也不肯喝。他整日躺着，双眼空洞地望着头顶。

没过多久，他染上痢疾，高烧不退，时而胡言乱语，嘴唇起皮。人迅速消瘦，军大衣套在身上，像裹在枯树枝上。

1936 年 4 月，在朱德、刘伯承等人反复劝说下，张国焘同意北上，准备和红二方面军会合。红军大学跟着队伍，从党坝转移到丹巴。

余天云禁闭期满，没有人通知他恢复职务，没有任何消息给他。

他病得已经走不动路。

部队安排四名战士，用简易担架抬着他。担架只是两根杉木杆，中间绑着褪色的旧绑腿布承托。人躺上去，布往下坠，抬担架的人要时不时伸手托一把。

行军路上雪花纷飞，山风从垭口呼啸而过，吹得担架上的布片啪啪作响。

路边行军的战士，有人匆匆瞥一眼，有人刻意避开目光。

曾经挨过他鞭子、受过他呵斥的基层官兵，都低着头赶路。

余天云躺在担架上，望向灰蒙蒙的天空，乌云压得很低。

队伍走到大金川边。

江上是一座铁索木板桥，十三根铁索承重，桥面铺着木板，板缝之间能看见湍急江水。桥两端固定在巨石上，人一走上去，整座桥都摇晃不停。

江水从峡谷狂奔而下，狠狠撞击礁石，白浪翻涌，水声轰鸣，桥上说话要凑到耳边才能听清。

桥头守卫高声喊话：“慢行，依次过桥！”

四名抬担架的战士走上铁索桥，木板咯吱作响。走到桥中间，摇晃更厉害。一名战士停下脚步，寻找稳固落脚处。桥下江水轰鸣，盖住人声。担架上的余天云突然坐起身。警卫员伸手想去扶他肩膀。余天云转头望向两岸雪山，雪白的峰顶和深色山腰分界分明。他嘴角微微一动，随即翻身从担架上栽了下去。警卫员伸手去抓，只扯破了他大衣衣角，布料撕裂的脆响一闪而过。担架布拖在桥板上，一端垂到桥外。

“抓住他！”

桥上一片混乱。有人探身往下看，只有滚滚江水。

保卫干部带着人沿江搜寻半个时辰，只在回水湾捞起一顶旧军帽，帽子上的红星被水泡得褪色。

人找不到了。

消息很快传开，两岸行军的队伍停下脚步。

没有哭声，没有哀乐。很多人站在江边看着汹涌江水，片刻之后，转身继续赶路。

一名年轻战士摘下帽子擦脸，他曾经在三十军当过号兵。

“这下，再也不用怕他了。”

身边班长拉起他。

“别说了，赶路。”

班长紧锁的眉头慢慢舒展，压在心上很久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刘伯承接到报告的时候，正站在路边看地图。他慢慢折好地图，摘下眼镜，用衣袖擦掉镜片上的水汽，重新戴好。

他走到江边，望着滔滔江水，久久沉默。

张国焘得知消息时，正躺在炕上抽烟。烟灰落在裤腿上，他浑然不觉。

他按灭烟头，坐在炕沿，垂着头很久。

四方面军不少干部身上带着旧军队的习气，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改掉的。

当天下午，部队在草地边缘为余天云举办追悼会。找不到遗体，只设了一块木牌灵位，上面用墨写着他的名字。

张国焘站在最前面致辞。他肯定余天云作战勇猛、立下战功，同时说，自杀的行为并不光彩。

台下所有人肃立，一片安静，没有人出声。

二十二年之后，北京。

1958 年 5 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会议持续五十多天，主题是批判军队内部的教条主义。

这时刘伯承已经六十六岁，左眼视力本就不好，右眼又患上青光眼，眼压高、眼球胀痛，头疼难忍。他从上海赶到北京，先在医院休养。会议进入关键阶段，他由人搀扶，坚持到场。

会上有人提起当年红军大学的旧事，批评教条主义，说正是这类思想，造成不少同志过早牺牲。

会场瞬间安静。在场经历过长征的老将，都清楚这话指向的往事。

没有人接话。

刘伯承坐在椅子上，双手放在膝头，没有辩解。桌上放着两支崭新磨尖的红蓝铅笔。他伸出手指碰了碰笔杆，又放下。他摘下眼镜，用衣角擦去镜片上的薄雾，重新戴上，抬眼望向前方。窗外杨树叶子随风翻动，阳光在叶隙间忽明忽暗。那半截当年折断的铅笔，不在这张桌子上。

这件往事，最终没有继续深挖。

那截断铅笔，一直被那名文书藏在一本泛黄笔记本里，跟着他走过无数路途，历经岁月。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烈士名录》里，关于余天云只有一行简短记载：

1936 年 4 月，在四川丹巴渡河途中溺水牺牲。

名录里没有写皮带，没有写课堂对峙，没有写铁索桥上的一幕，只写溺水牺牲。

如今大金川两岸已经修起宽阔公路，旧铁索桥早已拆除，换成钢筋水泥大桥。卡车平稳驶过桥面，江水依旧从峡谷奔涌，撞碎礁石，翻起白浪。

桥头边上，一位老人摆摊卖核桃，挨着残存的旧桥墩。游客问起这座老桥的旧事，老人指着江面，语气怅然，说这里曾经有人落水遇难。

至于落水的是谁，老人说不清楚。

那本笔记本里，半截铅笔静静躺着，纸页泛黄，断口痕迹清晰，笔杆上还有牙印，仿佛藏着过往。笔记本最后一页空白，没有写下一字一句。

在那一年，无数人倒下，很多人连这样一行记载都没能留下。

只有那半截铅笔，一直静静待着，再也等不到它的主人。

江风掠过，吹起摊位上的塑料袋，老人伸手按住，继续用小刀剥核桃。核桃壳堆在桥墩底下，一年一年，越积越多。

他曾经统领一军，到生命终点，送他上路的，只有四名抬担架的战士。

有人叹他命运可悲，却不能忘记他曾经打过的恶仗；有人指责他行事暴虐，却不能否认他持枪冲锋的身影。两样，都是真实发生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