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49年之后的那两年，方济各·沙勿略在日本的辩论场上，反复撞上同一堵墙。据利玛窦《中国札记》记载，他观察到：每次辩论理穷辞乏的时候，日本人都会引证中国的权威。宗教的事、行政的事，他们都以中国的智慧为依归。

挡住他的不是刀。据沙勿略书简的日译本转述，日本人心里那本账很清楚：这世上万物若都有个开始，那么传这道理的中国人，一定早就知道。据转述，日本人会以中国是否知晓来反驳其教义。

沙勿略没绕开这一问。据后世学者转述，日本人曾以中国权威质疑其教义——真理若真，中国人为何不识？他把答案定在了海的另一头：那就去中国当面问个明白。

他先去日本，因为中国的门是关着的

很多人以为传教士的路线是随手一指，看哪儿方便去哪儿。沙勿略不是。

他早在印度那几年就把眼睛盯在了远东这两个国家身上，而且从一开始就认定，中国和日本是同一个文化盘子里的两块，中国在这个盘子里有着说一不二的分量。那为什么不直奔中国？很现实：中国的门关着。

明朝正在推行严厉的海禁，外人想进去，一没有通道，二没有名分。你可以把这道禁令想成一扇上了闩的大门——不是敲两下就能开的那种，而是敲了也没人应，应了还要问你从哪条船上来的。

就在这时候，一个日本人出现了。1547年，沙勿略在马六甲遇到从日本逃出来的弥次郎。这人通日语，也能讲葡萄牙语，学起教理来又快又认真，把信条归成"十戒"翻成日语。

沙勿略对他评价极高，说如果日本人都像他这样好学，那日本人在新发现的各国人民里是素质相当高的。

一边是关着的门，一边是一个能带路的活人。选哪边，答案自己就写出来了。

1549年8月15日，圣母升天节那天，沙勿略在弥次郎的引介下踏上九州鹿儿岛的地面，成为第一个登上日本国土的天主教传教士。同行的还有两位耶稣会士。年底之前，鹿儿岛领洗的有一百多人，周边地区又添了几百人。

他很快发现日本跟印度完全是两码事。在印度，他一个月能给上万人付洗，方法简单直接：把一个村子的男人孩子聚到一处，从呼求圣父圣子圣神的名号开始，一路念下去。

到了日本，这套不灵了。他在信里说，日本人的生活习惯和思想文化比印度复杂得多，要让一个人真皈依，得花很长的时间。于是他开始学日语，编了一本日文的要理书。不懂日语的那段日子里，实际干活的是弥次郎。

1549年11月他写信提到，当地一位贵妇请人写下天主教徒信仰的内容，是受洗后取名保禄的弥次郎忙了好几天，用日语把这些事一条条写下来的。

一个西班牙人靠着一个日本人的笔，向日本人讲道。这条路已经够绕了。更绕的还在后头——他很快发现，这屋子里还坐着第三个人，虽然那个人一次也没到场。

辩到最后，对面总把中国搬出来

沙勿略在鹿儿岛得到领主的接待和传教许可，后来因为僧侣反对被叫停。他转去平户、山口、丰后府内，靠着西洋钟表、火枪、眼镜、玻璃器皿这类礼物见到了大名，在山口拿到许可，两个月内受洗的有五百人。

这些数字看着不难看。难看的是辩论桌上。他在日本待着的每一天，都能感到中国的影子。日本的宗教、文字、典籍，一层层往上追都通向同一个源头。他注意到，日本的僧侣像中国人那样收着一屋子中国书，像中国人那样读书。

他们读的写的都是汉字，只是不会说，遇到中国人就改用笔谈。同一个字，日本人念日语音，中国人念中文音，纸上却是一样的。请想想这意味着什么。

你千里迢迢去和人辩理，辩到对方词穷的那一刻，对方不认输，也不改口，只是抬手指向海的西边：这事，中国人怎么说？

据利玛窦的记载，沙勿略正是在这里被反复挡住——每逢理穷辞乏，日本人就引证中国的权威，无论谈宗教还是谈政务，都以中国的智慧作依归。

这一招之所以难接，不在于它讲了什么道理，而在于它把辩论从教义换成了资格。在当时的东亚，中国人认不认，本身就是一道资格审查。

你说你带来的是天下万国通行的真理，那么最会读书、最讲道理、最早把万物之理想明白的那一群人，凭什么一无所闻？要么你这真理不真，要么中国人不够聪明——可后一条，沙勿略自己第一个不同意。

他对中国的评价高得不像话。在写回去的日本报告里，他说中国广阔、和平，没有战争，物产丰厚，是任何基督教国家都比不上的正义之国。

他说中国人极其敏锐、富有才能，比日本人还要优秀，而且有学识。他还打听清楚了那边的规矩：中国的贵人没有不是读书人的，学问越高越受皇帝重用，所以上上下下、老老少少都想方设法读书。这就把他自己逼到了墙角。

他越是承认中国人聪明，日本人那一问就越硬。于是他给罗马写信，提了一条在当时听着很怪的要求：将来派去中国的人，光有虔诚不够，得有高深的学问、极好的头脑，得懂哲学，会辩证，能解疑难，还要有丰富的天文知识。

理由很实在——中国人爱追问自然现象背后的道理，谁能把这些讲明白，谁就受欢迎。能辩的人，才抓得住对方话里的矛盾。传道的人先得会算天上的星星。这条路后来走通了，走通的人不是他。

死在门口的那个人，把钥匙留给了后来者

沙勿略想明白了一件事：日本这场辩论的胜负，不在日本。他在信里写得很直白：他想在1552年去中国国王所在的北京。如果那里的人接受了这个信仰，中国成了基督教国家，那么日本人奉行的那些宗派，就会失去来自中国的影响。翻译成大白话，他要绕到日本人搬救兵的那个地方去，把救兵本身请到自己这边。他动手了。

他找到葡萄牙商人皮莱拉，打算借一支使团的名义进入中国，印度总督也批了。使团在马六甲受阻，未能按计划成行。沙勿略几番周旋，多方努力，仍未能把船放走。1552年8月底，他一个人到了广东上川岛。这地方在珠江口外，距广东海岸不远。

他在这里想尽办法找路进去：从果阿带来的中国人不懂官话，帮不上忙。他费尽周折雇到一名中国商人，答应夜里把他送到广州附近某处上岸，他为此立誓永不说出这人的名字。然后一切开始垮。

他病倒了，发起烧来。港里的葡萄牙船一艘接一艘走光，只剩最后一条，他连基本的用度都成了问题。答应带他登陆的商人没有来，翻译也不见了踪影。11月20日，沙勿略第二次发烧。

1552年12月3日，他死在上川岛，四十六岁。一道海峡的宽度，他一辈子没能跨过去。日本人的那一问，他到死也没有当着中国人的面问出口。

同一年，意大利生下一个叫利玛窦的孩子。这条线是后来才接上的。1578年，范礼安以东方视察员的身份到澳门，开始研究中国形势，看明白了沙勿略卡在哪儿：不是决心不够，是没找到那把钥匙。

他定下的办法是——先学语言，再守当地的规矩，把自己变成中国人能听懂、能接受的人。1583年，利玛窦进入肇庆。利玛窦干的事，一件件看都很小。学中文，学到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话。

脱掉初来时的僧衣，蓄发留须，改穿儒服，以读书人的身份出入士大夫之家。尊重孔子，允许教徒祭祖尊孔。讲天文历算和数学，用这些当敲门砖。写《天主实义》，一句句论证他所说的天主，就是中国古书里那位上帝。

后来他进入北京，凭借西学与礼物获准停留。回过头看那句被抬出来当挡箭牌的问话——据后世学者转述，日本人曾以中国权威质疑其教义——它最终被答上了，靠的却不是在辩论桌上赢一场。答法是先把话换成中国人的话说。

那句问话里其实藏着一个前提：真理若要被认，得先过中国人这一关。沙勿略听懂了这个前提，所以掉头往中国走。利玛窦不但听懂了，还照着这个前提改了自己——穿他们的衣服，读他们的书，用他们的祖宗和圣人来安放自己的神。

至于那位收了话、没来接人的中国商人，那个夜里没等到的渡口，上川岛上最后那条没走的船——沙勿略死在离答案只有一道海的地方。他没能问出那一句，后来的人替他问了，还等到了回音。

参考资料：

东方布教之勋方济各·沙勿略.光明网

《拜客训示》中早期在华耶稣会的运作——沙勿略书信中关于中国传教战略的分析.复旦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1999-06-23

嘉定会议（1628）：文明互鉴中的术语困境与天主教中国化的早期探索.光明网.1999-06-23

跨文化背景下的异国认识：以沙勿略的中国、日本认识为中心.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