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死之后，李闰并没有为丈夫殉葬，她又做了一个更加决绝的事

人们都还记得1898年菜市口的事情，也都知道了“戊戌六君子”的故事，但是很少有人去仔细看看另外一个人——李闰。

她并不是烈士背后的那个“某某夫人”。谭嗣同死了之后，她也曾有过要跟他一起去的想法。跳江一次，被人救了回来；用剪刀刺自己的脖子的时候也被别人阻止住了。但是最后并没有死去。并不是不想去死，而是忽然间觉得活下来比死去更加艰难、更加危险。

使她发生改变的是在监狱中的一次会面。

当时谭嗣同被逮捕之后，身上有很多伤痕，生命已经到了尽头。李闰一路向北去探监，在牢房中抱着他，并且想要给他生一个孩子。这样的想法在那个时候很容易被人理解：男人死了以后留下后代总归是有好处的。但是谭嗣同没有答应。帮她把衣服扣好之后就说了句：“即使有了孩子，在这世上也多了一个奴隶而已。”

这句话很不近人情，甚至是残忍的。但是由于太狠了，所以李闰在之后的三十年里都没有忘记这件事。

回过头来看，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夫妻一见钟情就开始了他们的感情故事。两个人结为夫妇的时候，就已经是父母之命了。谭嗣同揭开盖头之后说的就是“相敬如宾”。这四个字听上去很有面子，但是很冷酷。不喜欢科举这条路子，对于那些功名利禄的东西非常厌恶；而李闰则属于典型的旧式的闺秀，恪守妇道、顺从丈夫、不善言辞。一个是向外看的人，另一个是向内守的人，开始的时候根本就不是一个方向上的。

转折点就是儿子出生以后。

谭嗣同对孩子的期望很高，在这个家里第一次让李闰看到了自己心中所想的东西，并不是要做官发财，而是要救国、变法，把这糟糕的局面掰一掰。李闰也开始教她识字了，并且还学会了理解一些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新词汇。夫妻之间的相处方式由最初的“相敬如宾”，逐渐发展到现在的彼此扶持、共同进步。

但是没过多久，儿子就去世了。

这件事情给双方都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李闰醒过来之后跟谭嗣同说了一句话：“不怪你。”另一句是“我支持你”。放到现在的语境里就是一种安慰，在当时的语境下则是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丈夫身上。从此以后，她就不再是家里人了，而成了他的理想中的理解者。

再往前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历史了。甲午战争失败之后，《马关条约》就签订了出来，维新的思想也很快地传播开来。谭嗣同到北京参加变法，并且被任命为军机大臣。百日维新来的很快，但是垮掉的速度更快一些。袁世凯在关键时刻背叛了维新派，所以维新派失去了支持。有人劝谭嗣同逃跑，但是他不肯离开，在留下了一句后人至今都还记得的话之后才死去：“各国变法都没有不流血的。”还没有人为变法而牺牲自己，那么我就先做了。

这就是他所要承担的风险。

李闰就承接了他去世之后所遗留下来的部分遗产。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谭嗣同临终时所作的一首诗中有一句是“忍死须臾待杜根”。李闰听明白了。后来她自己给自己取了个名字叫“臾生”，这个字的意思也很简单：先活下去。

这位女士以后的道路要比许多人想象中的要艰难得多。

她卖首饰、卖嫁妆来筹集办学资金，在浏阳创办了女子学校。当时的社会观念是认为女孩子读书只是为了能够出嫁，并没有其他的用途。一定要做成。没有人把女儿送到这里来，所以她就挨家挨户地去劝说。没钱的时候，她就会用自己的工资来填补空缺。之后她又开办了女子师范学校，并且提倡女性教育事业，《女学报》就是她的学生创办起来的。并且她还做了很多关于育婴和救助的事情，特别是对于女婴进行保护。

把这些事情放到今天来看就是公益活动，在清朝的时候则是硬着头皮去推行旧思想。她是裹小脚的女人，但是也敢于提出废除缠足的要求，并且还亲自做给人们看。也就是说，她并不是为了保护谭嗣同而坚守自己的贞操，而是要一点一滴地把“女子也是人”的理念变成现实。

比殉夫要困难得多。

殉夫是刹那间的事，而活着则是长久的事情。前者很英勇，后者很折磨人。特别是对于李闰这样传统的女性而言，她本可以被束缚在“遗孀”的角色中，在牌位前度过自己的晚年，并且外人还会称赞她是贞节烈妇。但是她没有这样生活下去。把谭嗣同之死当作自己新的开始来对待。

到了1925年的时候，康有为和梁启超送来了一个匾额：“巾帼完人”。

这四句话并不是为了给烈士家属做安慰奖而说的，而是要承认李闰已经出现了。她并没有因为是“谭嗣同夫人”的身份而苟且偷生下去，而是活出了自己的样子。

很多的历史故事总是把女人当作配角来描写。李闰不属此列。她的前半生是由别人安排好的，而她的后半生则是靠自己一步一步地走出来的。谭嗣同没有留下后代，但是他的生命并没有因此而终结，在他死后还有一种新的生命在继续着，并且这种生命比原来的生命要长久得多——不是再生一个孩子，而是以另外一种方式活下去。

这就是最大的遗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