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张宏杰：祸害中国数千年的腐败“顽疾”，根源就在六个字

嘉靖年间，浙直总督胡宗宪跟人讲过一件稀罕事：淳安知县海瑞给老母亲过生日，买了两斤肉。这件事后来写进了《明史·海瑞传》。

胡宗宪手里管着东南几省的兵马钱粮，却把一个县官买两斤肉当新闻讲给别人听。听着好笑，想深一层就不好笑了：在那个官场上，一个只拿俸禄过日子的知县，穷到买回肉都能传到总督耳朵里。

清廉本该是当官的本分，在这里却成了怪事。四百多年后，有位学者专门研究这类怪事。

他叫张宏杰，1972年4月出生于辽宁省建昌县，蒙古族，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学士，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后。本科学经济的人去读历史，习惯先算账。

他写了两本讲腐败的书，一本是人民出版社2015年12月出版的《顽疾》，一本是《陋规》。在《陋规》的绪论里，他给出了诊断：传统社会里的"权力决定一切"，应该为腐败的产生负总责。

这六个字看着像一句大道理，其实是一份病历。要读懂它，可以看看历代王朝给腐败开过的四张药方，再看每一张是怎么失效的。

朱元璋恨贪官，是苦日子里攒下来的。1344年淮北大旱，接着闹瘟疫，他的父母和大哥前后脚死了。

十几岁的他进皇觉寺当了和尚，后来又出门化缘讨饭，官吏怎么欺负百姓，他是亲眼看着长大的。当上皇帝以后，他下手极狠。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里记载，明初官吏贪赃六十两以上就斩首示众，还要剥皮实草。洪武十八年郭桓案发，按《明史·刑法志》的说法，从六部侍郎往下被牵连处死的有好几万人。

杀了这么多人，贪官还是杀不完。毛病出在朱元璋自己定的工资上。

明代正七品知县的月俸是七石五斗米，一年九十石，还经常拿宝钞来折抵，而宝钞一直在贬值。县官要迎来送往，要孝敬上司，要撑起整个衙门的开销，这点俸禄差得远。

朱元璋是用农民的账本去算官员的日子，九十石米养活一家人确实够了，可当官要花钱的地方远不止吃饭。我认为这是整件事里最讽刺的地方。

工资定得让人过不下去，再用剥皮来吓人，就好比把人推进泥塘，又规定他身上不许沾泥。结果就是"陋规"越长越多，常例、节礼、火耗，名目一年比一年多，人人都知道，谁也不说破。

刀能砍掉伸手的人，却砍不掉逼着人伸手的那套制度。更要命的是，制度越严苛，守规矩的成本就越高，最后吃亏的偏偏是老实人。

还真有人一身泥都不沾，这个人就是海瑞。海瑞生于1514年，海南琼山人，举人出身。

在淳安当知县时，他让老仆在后院种菜，自己种来自己吃，陋规一文钱都不收。1566年，他上《治安疏》直言批评嘉靖皇帝，事先买好了棺材，结果被关进诏狱。

他不怕死，也不怕穷，官场上那些心照不宣的规矩，他一条都不认。1587年，海瑞死在南京右都御史任上。

佥都御史王用汲进屋去看，屋里只有葛布帐子和几只破竹箱，穷书生家都比这像样。丧事是王用汲张罗着凑钱办的。

很多人拿海瑞来证明清官是做得成的，我恰恰得出相反的结论：海瑞证明了清官只能是个别现象。这套制度要求每个官员都像海瑞那样活，两百多年下来，真做到的也就一个海瑞，而且他一辈子被同僚当成怪人。

一个制度要靠圣人才转得动，其实就等于转不动。拿道德去填制度的窟窿，填进去的只会是好人的一生。

到了清朝，终于有个皇帝看明白了"官员不得不贪"这一层，他就是雍正。康熙晚年为政宽仁，各省钱粮亏空得厉害。

雍正在1722年底即位，第二年就开始清查亏空、追缴赃款，"抄家皇帝"的外号就是这么来的。从雍正二年起，他采纳山西巡抚诺岷的建议，推行"火耗归公"：地方官以前私下加收的火耗统统交公，再从这笔钱里拿出一部分给官员发"养廉银"。

有些文章说诺岷是因为贪污被抄家的，这是张冠李戴，他其实是这场改革的提议人。养廉银给得很大方。

总督一年的正俸只有一百多两银子，养廉银却动辄一两万两。等于朝廷给官员开了个体面的价钱，换他们不再伸手去拿百姓的钱。

这一招确实见效，雍正朝吏治清明了不少，户部存银一度涨到六千多万两。可这张药方暗含一个条件：开方子的人得一直盯着。

雍正批奏折常常批到深夜，查账、追赃都亲自过问，整套制度靠他一个人的精力撑着。1735年，雍正在圆明园突然去世。

方子还留着，盯着它的人却不在了。在我看来，雍正的高明在于他把账算对了，他的局限在于他找不到第二个自己。

高薪只能让官员少了一个贪的理由，挡不住他们想贪的心。真正能让人收住手的是监督，而在那个时代，监督只有一个来源，就是皇帝本人。

乾隆接手时，父亲留下的底子很好。他前期也够狠：1781年甘肃冒赈案曝光，从陕甘总督到下面的州县官被一锅端，王亶望等几十名官员丢了性命，这在清代也算少见的重手。

可到了后半段，乾隆自己弄出了一样东西，叫"议罪银"。官员犯了错，交一笔银子就能抵罪，钱大多进了皇家的内务府，经手操办的正是和珅。

这笔账一算就明白：贪十万两，交出三万两，还能净落七万两。议罪银名义上是罚款，实际上是给贪污标了价。

1790年，内阁学士尹壮图上疏，说议罪银让督抚们有恃无恐，各省仓库亏空严重。乾隆大怒，派他跟着钦差去各省查库。

钦差还没到，地方官早就借来银子把库房填满了，尹壮图只好认下"妄言"的罪名。这一幕比哪桩贪污案都更让人心寒。

握刀的人自己开始收钱，刀也就成了收银台。说真话的人被当众羞辱，往后就再没人敢说真话了。

张宏杰谈到传统社会时指出，历代统治者都坚持"利出一孔"原则，就是所有的利益都要由权力来分配。所有利益都从一个口子里出，这个口子一歪，下面全跟着歪。

乾隆晚年的问题不在于他换了一张药方，而在于他自己成了病源。1799年正月初三，太上皇乾隆去世。

半个月后，嘉庆公布和珅二十条大罪，赐他自尽。民间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说法，至于抄家抄出几亿两白银，多半是野史的夸张，不必当真。

要紧的是，和珅本人倒了，他结下的那张关系网还在。嘉庆一边镇压白莲教，一边整顿吏治，到头来两件事都没办好，清朝从此一路往下走。

回头看这四张药方，朱元璋用刀，海瑞靠德，雍正给钱，乾隆本该管住自己，方法各不相同，却有一个共同点：开方子的是权力，撕方子的也是权力。张宏杰在书里举过一个冷门例子。

汉文帝宠幸为他吮疮吸脓的"黄头郎"邓通，特许他可以冶铜铸钱，邓通一下子富甲天下；汉景帝即位后，邓通家财尽被没收，寄食人家，穷困而死。一个人的发财和破产都取决于皇帝一句话，"权力决定一切"在他身上最好懂。

在我看来，这六个字的分量在于它把问题从"人"转到了"结构"上。俸禄多少由权力定，生死由权力定，连规则也由权力定，规则可以随时改，罚了可以花钱赎，杀了也可以开恩免。

官员的前程用不着向百姓交代，只需要让上头满意。这就像体温计攥在病人自己手里，想看到多少度就是多少度。

所以历代反腐常常是越反越乱：不是皇帝不想治，而是治病的人和病根本来就是同一个。

胡宗宪当成新鲜事讲，后人当成美谈传，可它其实是一张化验单，查出来的不是海瑞有多清廉，而是那个官场病得有多重。朱元璋的刀、雍正的银子、海瑞的骨气，都是真心实意的努力，但都敌不过"权力决定一切"这六个字。

历史反复证明，把希望寄托在明君和清官身上，就只能等下一位明君、下一个清官出现；只有让权力本身受到约束，好人才不必过得那么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