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7日至9日,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舍尔茨玛率经贸代表团访问北京和上海,随行的是17家荷兰企业,涵盖高科技、物流、农业、医疗、航空等领域,其中包括阿斯麦(ASML)、恩智浦(NXP)、飞利浦(Philips)、荷兰皇家航空(KLM)等荷兰产业代表性企业。

这是2018年以来,荷兰首次由部长率贸易代表团访华。时隔八年的经贸团重启,本身就不是一次普通商业访问。更关键的是,舍尔茨玛在北京会见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后表示,荷中双方都希望与过去那段充满摩擦和问题的时期彻底告别,并称两国政府在处理安世半导体问题上合作顺利。
中方给了台阶,但台阶不是无条件退让。王文涛明确提出,希望荷兰为中国企业赴荷投资营造公平、公正、可预期的环境,保持半导体产供链稳定,推动妥善解决有关企业纠纷。这句话指向很清楚:荷兰若想让安世危机降温,就必须把问题重新放回规则、市场和企业治理轨道,而不是继续让正常投资被安全化、政治化。

舍尔茨玛此访是“八年首次”,上一次荷兰部长级经贸代表团访华,还要追溯到2018年。八年之后,荷兰重新派出部长带团来到中国,阵容规模未必比当年庞大,但议题分量明显更重。阿斯麦和恩智浦随团出现,说明荷兰此行不是一般市场推介,而是带着实实在在的产业压力和政策诉求而来。
访问期间,中荷共同主持召开经贸混委会第18次会议,双方还举行中荷企业家圆桌会,并签署成立中荷企业家委员会的谅解备忘录。这一安排说明,双方并不是停留在一次会见、一场表态,而是在恢复政府沟通和企业对话两条渠道。对于经历安世风波后的中荷关系来说,机制性修复比单纯释放善意更重要。
舍尔茨玛承认,近年来两国关系“不必要地”变得紧张,安世半导体争议是其中重要原因。这句话等于承认,安世问题已经不再是一家企业的内部纠纷,而是影响中荷互信、产业链稳定和经贸合作预期的敏感注脚。
荷兰现在要做的,是给这场危机降温。此前安世问题把跨境投资、企业治理和国家安全纠缠在一起,引发中方强烈不满,也让欧洲汽车、工业和电子供应链感受到压力。荷兰外贸大臣带着企业来华,不是简单“求合作”,而是在安世事件留下的裂缝上重新搭桥。
破冰的含义正在这里。破的不是普通贸易往来的冰,而是安世事件之后积累的政治不信任和供应链疑虑。荷兰如果还希望中国市场、荷兰企业和中欧产业合作继续运转,就必须把这场风波从政治对抗拉回经贸协商。

安世半导体不是生产最先进人工智能芯片的企业,它的主要产品是汽车、工业控制、电源管理等领域大量使用的成熟制程器件和功率半导体。这类芯片不在舆论聚光灯下,却深度嵌入全球制造业。车灯、安全气囊、电源管理、工业设备、消费电子,很多场景都离不开这类基础元器件。
正因如此,荷兰此前以国家安全和公司治理为由介入安世经营,影响远远超出一家企业。安世本来是中荷产业合作中的典型案例,由中国闻泰科技收购后,形成欧洲总部、中国产能和全球客户共同运转的跨国体系。荷兰动用行政和司法手段改变企业控制结构,冲击的就不只是中资股东权益,也包括半导体产供链的稳定预期。
现在看,安世危机并没有因为舍尔茨玛一句“合作顺利”就彻底结束。荷兰政府层面可以释放降温信号,企业层面的控制权、治理权、供应链协作和法律程序仍要继续处理。舍尔茨玛也承认,长效解决方案最终还要依赖安世欧洲总部与中国业务之间达成协议。这说明,安世问题正在从政府对抗阶段转入企业谈判和机制收束阶段,但真正落地还有过程。

中方的应对并不是被动等待荷兰回头。闻泰科技已经在中国法院提起诉讼,并依据《反外国制裁法》提出索赔要求。这一步意义很大。过去中国企业在海外遭遇行政干预和强制审查,往往只能通过公司沟通、外交表态和舆论抗议争取权益。安世案则把反制推进到司法层面,向外界表明,中国企业遭遇歧视性限制和不当干预时,也可以运用中国法律体系维护自身权益。
与此同时,安世中国也在重建运营能力。安世中国此前宣布在闻泰支持下独立运作,并转向中国供应商采购晶圆。这意味着中方并没有把所有希望寄托在荷兰政府态度或荷兰法院程序上,而是在生产、供应、客户和管理层面重构自己的安全垫。
这才是安世危机中真正值得观察的变化。股权可以被托管,管理席位可以被限制,但产能、团队、客户和供应链一旦在中国体系内重新闭合,谈判桌上的力量对比就会发生变化。荷兰如果继续拖延,安世欧洲总部可能拿着品牌和部分知识产权,却逐步失去中国市场、中国产能和中国供应链协同能力。这对荷兰并不划算,对欧洲汽车和工业客户同样不是好结果。

中方给出的解决路径并不复杂。王文涛提出的“公平、公正、可预期环境”,指向的是中资企业在荷兰投资经营中的基本权益;“保持半导体产供链稳定”,指向的是安世风波对全球制造业造成的现实冲击;“推动妥善解决有关企业纠纷”,则说明中方愿意把问题拉回规则、市场和企业治理轨道。
这不是无原则让步,而是有条件给台阶。荷兰如果真想让安世问题翻篇,就不能只让企业自行消化此前行政干预留下的后果,更不能一边要求中国市场保持开放,一边让中国企业在荷兰承受不可预期的制度风险。

荷兰此时访华,还有一层更深背景:美国正在继续加码对华芯片管制,而荷兰不愿被推到前台替美国承担全部代价。
阿斯麦是荷兰高端制造的国家名片,也是美国对华半导体管制中最关键的欧洲企业之一。过去几年,美国推动盟友限制中国获得先进半导体制造设备,荷兰在极紫外光刻机和部分先进深紫外光刻机出口问题上已经作出配合。问题在于,美国并不满足于既有限制,还试图通过《硬件技术多边协调管制法案》(MATCH Act)等安排,推动盟友进一步同步收紧对华出口管制。
限制如果继续扩大,就不只是新设备能不能卖的问题,还可能影响已安装设备的维护、零部件供应、技术服务和长期客户关系。对荷兰来说,这已经触及本国企业全球业务边界。美国国会可以用国家安全名义提出新法案,但承担损失的是荷兰企业,失去客户的是荷兰产业,受损的也是荷兰作为开放型经济体长期塑造的营商信誉。
舍尔茨玛访华前先访问华盛顿,荷兰确认加入美国主导的“硅和平”机制,说明荷兰并没有脱离美国主导的半导体安全框架。但他同时向美国表达对扩大对华出口限制的关切,也说明荷兰不愿让白宫和美国国会替荷兰企业决定哪些业务必须放弃。
这正是荷兰当前最难平衡的地方。它是美国盟友,也是欧盟成员,在安全议题上很难完全摆脱美国压力;但它同样是高度依赖出口和国际贸易的开放型经济体,无法承受对华经贸关系长期失温。中荷贸易、鹿特丹港中转、半导体设备售后、汽车芯片合作、农业和物流产业链,都不是一句“去风险”就能切干净。
荷兰可以自己决定哪些技术需要管制,却不愿由美国替荷兰决定哪些生意必须切断。这个区别,正是舍尔茨玛此访的深层背景。它不是突然倒向中国,也不是公开反对美国,而是在美国压力、中国市场和本国产业利益之间寻找回旋空间。

安世危机给荷兰和欧洲上了一课。安全审查的确必要,但不能没有边界;产业风险可以防范,但不能把正常投资和成熟供应链合作无限政治化。政治干预一旦打乱产业链,受损的不只是中国企业,也包括欧洲自己的汽车、工业和高科技企业。
荷兰这次来华,不是简单向中国示好,也不是彻底摆脱美国影响,而是在现实产业利益面前重新计算代价。中方给出的台阶已经摆在面前:尊重中国企业合法权益,维护半导体产供链稳定,把安世问题拉回规则、市场和企业治理。
真正的考验在荷兰一边。它能不能把口头降温变成制度纠偏,能不能在美国压力下保留基本政策自主,能不能停止把中国企业权益当成地缘政治筹码,将决定安世危机究竟是走向妥善收束,还是继续成为中荷关系中最敏感的裂痕。
更新时间:2026-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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