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

少年，是人生中最短暂的一章，如朝露，如昙花，如划过天际的流星，倏忽而逝，却用尽力气去追风，单纯得似一汪清澈见底的溪水，那幸福，也会因此而变得透亮，不掺一丝杂质。每个人心底，都藏着一段属于自己的少年时光。我的那段少年时光，混杂着旖旎的微曦与深重的凄苦，仿佛一株在贫瘠石缝里挣扎着向阳的小草，一年三百六十五日，都在试图挣脱那困住我的、名为“贫穷”的沉重枷锁。因为，即便在那样的境地里，我的心底埋藏的那份被爱、被关怀、被阳光温暖的愿望，也从未熄灭过。

我的根，深扎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一个偏远得几乎被世界遗忘的小山村。土地是吝啬的，年景总是不好，农业的收成，像一句永远说不圆满的叹息。关于家族的过往，是父亲用他沉默寡言的语调，一点一点拼凑讲给我的。我的爷爷，在八十五岁那年走完了他泥土般的一生。他的一生，就是土地本身——从自家的几亩薄田，到给地主家当长工，汗水与脊背，是他唯一的资本。父亲说，爷爷一辈子，没尝过鸡鸭鱼肉的滋味，更不知山珍海味为何物。他生命的终章，竟是被一碗干饭噎死的。那碗白生生的、属于他一个人的干饭，竟成了他八十五年风雨人生里，最盛大、最奢侈的告别宴。他就那样去了，双目圆睁，仿佛在凝视着另一个我们看不见的、饱足的世界，没有遗憾。相比之下，奶奶的命运似乎更为曲折，她在爷爷离去后，又在人世间多熬煎了五年，仿佛是被阎王爷遗忘了，直到我出生那年，她才像是终于完成了某种等待，满意地、安祥地合上了眼。

我们一家七口，便是在这样的底色上，艰难地描画着日子。母亲常说，我像极了爷爷，更像父亲，不止是眉眼，连那又急又直的脾气，也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高大个子，火爆性子，让我在兄弟姊妹中，总显得那么格格不入。那时还没有“计划生育”这个词，父母顺其自然地养育了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我，行三。父亲读过几年初小，当过兵，算是家里最有“学问”和见识的人，也是顶天立地的支柱。田地里所有与力气有关的活计——挣工分，挑重担，几乎都由他宽阔而日渐佝偻的肩膀承担。母亲是文盲，却是最伟大的“贤内助”。生儿育女，纺线织布，推着沉重的石磨将粮食研成细粉，操持着一大家子永远也忙不完的家务，偶尔，还要扑到田地里，去分担父亲的辛劳。

孩子多，意味着吃饭的嘴多。我们家是村里有名的“缺粮户”，童年的记忆，大半被“饥饿”这只无形的手攥得紧紧的。饥一顿，饱一顿，是常态。而且为了一顿饱饭，为了锅里那一点点油星，兄弟们大打出手更是家常便饭。轻则哭闹声伴着撕破的衣衫，重则鼻青脸肿，好几天不说话。父母的呵斥与巴掌，在这原始的生存竞争面前，显得那么苍白无力。我的童年，就是在这样的“斗争”与匮乏中，踉跄前行。

唯有过年，才能带来一丝近乎神圣的平等与欢愉。兄弟姐妹五人，人人都会有一套新衣。要么是一身挺阔的绿“的确良”，要么是一身厚实的蓝“布地卡”，这几乎就是我们一年四季唯一的“体面”行头。冬天，会有一套母亲亲手缝制的黑色棉袄棉裤。从棉花播种、收获，到纺成线、织成布，再到一针一线地缝起来，都浸透着母亲深夜的灯火与体温。新棉袄刚上身时，总是合体的，但随着我们像拔节的庄稼一样猛长，它便一年比一年捉襟见肘。弟弟妹妹们端碗吃饭，米汤菜渍常常毫不客气地洒在胸前，天长日久，结成一层亮晶晶的、硬邦邦的痂。那污渍斑斑的棉袄，若不小心蹭着火柴，怕是真会“呼”地一下燃烧起来。然而，这一切的窘迫，都会被新年那天套在外面的新布衫完美地遮盖过去，真真是“瑕不掩瑜”了。

饥饿是主调，但童年的乐趣，却也像石缝里的野草，顽强地生长着。下河摸鱼，上树摘桑葚，偷生产队用来养牛的棉籽饼解馋，都是我们冒险的乐园。最惬意的，莫过于在社办窑厂那巨大的烧砖烟囱下，抓了螃蟹，爬上去烤得红灿灿的，外焦里嫩，那瞬间的满足，可以抵消所有饥饿带来的委屈。村里修路，任务层层分下来，我家领了五方石料的任务。于是，全家总动员，去河里捞鹅卵石，去砖厂捡废弃的砖头。人力车上，父亲是驾辕的主力，母亲在前面奋力拉套，我们这群小牛犊似的孩子，就在车后“吭哧吭哧”地向前推。那场面，现在回想起来，竟有一种悲凄的“壮观”。吃饭时，熬得黏香的包谷糁、金黄色的包谷面饼、黑乎乎的红薯面窝头，是维持生命的全部。有时父母累得实在吃不下，便会把他们那份窝头悄悄分给我们。我们这些正在长身体的孩子，肠胃仿佛是无底洞，永远也填不满。苦吗？累吗？自然是苦，是累。但那时，一家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战天斗地”，汗流在一起，劲使在一处，竟然滋生出一副“万马奔腾，其乐无穷”的大生产运动宣传画。

八岁那年，时代的春风吹进了我们这片闭塞的土地。改革开放，联产承包责任制像一颗投入湖面的石子，在我们村激起了巨大的涟漪。生产队的大锅饭被打破了，那种“敲钟上田，社员齐抓共管”的热闹而低效的劳动场面，一去不返了。我家分到了一头稚嫩的小牛犊、一副沉重的铡刀和一件锈迹斑斑的地耙。这意味着，靠生产队救济的日子彻底结束了，父母的压力，也前所未有地增大了。五只日渐长大的“小老虎”，张着嘴，要吃饭，更要上学。光靠土地里刨食，图个温饱已是不易，那笔对于农家而言堪称巨款的学费，又该从哪里来呢？

幸运的是，我的家乡是产粮区，也是产棉县。父亲曾是生产队的棉花专干，有一手种植棉花的好本事。单干之后，这成了我们家独一无二的优势。父亲可以甩开膀子，在自己分得的田地里精耕细作，种植经济价值更高的棉花。从育籽播种，到打药治虫，再到细致的棉田管理，父亲像对待孩子一样侍弄着那些棉苗。夜晚，他还会拾起爷爷留下的旧渔网，用猪血蒸制土法着色，让它变得结实耐用，然后去村里的河沟坑塘里下网打鱼。那些活蹦乱跳的鱼虾，成了贴补家用的重要来源。母亲也重新拾起了奶奶的旧业，将那架老掉牙的纺花车和织布机擦拭干净，告上油，吱吱呀呀地纺起线，织起布来。织出的粗布，送到染坊浸染后，便能缝制出暖和的棉衣棉被。穷家富路，就这样在父母昼夜不息的辛劳中，一点点地打开局面。

也就在这一年，迎着明媚的春光，我的人生，要揭开新的一页了——我要上学了。那时村办小学的入学条件简单得近乎苛刻：要能数清1到50个阿拉伯数字。队长家的三小子和我同岁，我们结伴而去。我顺利地数完了数，报上了名。他却因为光腚，被老师皱着眉头撵了回来。为了能上学，他竟想出了一条“妙计”：用一副我渴望已久的弹弓叉“贿赂”我，然后在村口的石桥底下，强行扒下了我的短裤，自己穿上，装模作样地再去报名。结果，他依然没能成功——因为那50个数字，他磕磕巴巴，只能数到29。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在那一刻，以如此戏剧化的方式显现出来。那么，队长家的三小子，只能等到来年秋季再试了。而我，则带着一种混杂着庆幸与懵懂的心情，踏入了校门。我的童年，就在这种略带荒诞的转折中，悄然过渡到了少年。我开始接触一个名为“知识”的新世界，开始懵懂地听着老师讲述“四个现代化”和“小康社会”这些遥远而宏大的词汇。

自从背上那破烂的书包，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仿佛被投入石子的水面，开始掀起来涟漪。从一年级到三年级，我的成绩一直是不起眼的中游水平。可到了四、五年级，某种质变悄然发生，我的名字，开始稳定地出现在班级前三的位置。我永远记得那个下午，我正在窑厂的废墟里捡拾砖头，准备帮父亲修补灶屋。邻家的同学气喘吁吁地跑来，老远喊着我的名字，告诉我年末考试成绩出来了，我是年级第一，还被评为了“三好标兵”！这个消息，对于身陷尘土与砖块中灰头土脸的我来说，不啻于一声惊雷。有奖状，还有奖品——一个铁皮文具盒，五本作业本，十支带橡皮头的铅笔！那一刻，“功夫不负有心人”这句话，像一道强光，照进了我幼小的心田。我怔在原地，脸上脏乎乎的汗水混合着激动的泪水，肆意横流。

而这些在如今孩子看来微不足道的文具，在我的心灵上，却刻下了深深的烙印。一年级时，我没有属于自己的书包，用的是大哥传给二哥，二哥再传给我的那个。它不仅背带断裂，四个角也早已磨破，像个垂头丧气的乞丐。上学路上，我只好把它夹在腋窝下。偏偏我脚上穿的，也是二哥淘汰下来的破布鞋，鞋帮塌陷，只能“踏拉”着走，一点也跑不快。上课铃响了，我往往还在路上拼命地“踏拉”，因此迟到没少被老师罚站。二年级时，因买不起铅笔，我就放学后在学校的垃圾堆里翻找别人丢弃的铅笔头。太短了，握不住，我就找来细木棍，用小刀劈开一条缝，把短短的铅芯小心翼翼地嵌进去，再用麻绳一圈圈牢牢绑紧，做成一支特制的“加长铅笔”。三年级，为了一本作业本，我哭着向父亲哀求。家里实在拿不出钱来，父亲沉默了许久，后来从他战友的纸厂里，捡回来一大堆灰色的包装纸边角料。母亲在煤油灯下，用针线把它们一页一页地订起来，那就是我的作业本。可惜那纸又硬又灰，铅笔写上去，字迹近看尚可，远看便是一片模糊的混沌。为此，我没少挨老师的骂：“我就不信，你家能穷到连个作业本子都买不起？”我低着头，心里充满了委屈与无奈。事实，往往就是这样残酷。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农村家庭，能活下去，能吃饱穿暖，已是父母拼尽全力的结果，而上学读书，每一步都走得格外艰辛。

放学回家，等待我的不是休息，而是另一项任务：割草喂牛。那头小牛犊头，可得伺候好，因为它是我们家未来重要的劳动力，此外，还要帮着母亲烧火做饭。这几乎是所有农村孩子的宿命，勤俭持家，分担劳动，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份内事”。我的童年与少年，便是在这劳作与求学交织的丝网中，挣扎着、前行着。

多年以后，当我坐在明亮的客厅里，将这些尘封的往事，当作“天方夜谭”般讲给我的孩子听时，他们脸上是全然的不解与漠然。他们生活在一个吃饱穿暖、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时代，他们分不清麦苗与韭菜，家务活与他们是两个世界的事物。他们的手，被手机牢牢占据着；他们的身边，永远放着泡有大枣菊花的保温杯。他们有无穷无尽的辅导班，他们的铅笔、钢笔、书包，可以因为一个图案不喜歡就轻易更换。与我们那个时代，真真是云泥之别！

遥想当年，那每一个被饥饿感唤醒的清晨，那每一双因寒冷而皲裂的小手，那为了一本作业本、一支铅笔头而付出的辛酸……一切都恍如隔世。时光无法倒流，那个在泥泞与星光下奔跑的少年，早已被岁月冲刷得模糊不清。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那段混合着苦涩与微甘的岁月，如同一本被翻过去的旧书，纸页泛黄，字迹却依然清晰。它提醒着我，也应当提醒今天的孩子们：人间万事，毫发常重泰山轻。莫负韶华，莫负这春风桃李花开日。毕竟，那追风的少年，一旦错过，便永不再来。而我们今日所有的奋斗与期许，无非是祝愿后来的少年们，能在更肥沃的土壤里，开出更加明艳、无忧无虑的花朵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