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板门店换俘 300名女战俘抱出100多个婴儿 登记表写着父亲不详

那摞登记表

板门店的八月，热得人没处躲。

我蹲在帐篷后头抽烟，汗顺着脖子往下淌，把领口洇湿一片。前头交换战俘的场地上，印度兵站成一排，锡克族的大胡子把脸绷得铁紧。美国宪兵在另一头，钢盔底下汗流得比我还厉害。我掐灭烟，听见有人喊：“女俘那批到了。”

我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

我叫陈守拙，那年二十三，在遣俘处下面做文书。说文书好听，其实就是管表格的。谁来，谁走，什么名字，什么番号，带了什么东西，有没有伤病，全得一笔一笔记下来。杜平主任的秘书方虹是我顶头上司，他交代过一句话：“手要快，字要清楚，别问多余的话。”

我记住了。可有些事，你不多问，它自己往你眼睛里钻。

火车从釜山方向来，到板门店的时候已经快傍晚。车厢门拉开，先下来的是朝鲜女俘，一个接一个，步子有快有慢。有人怀里抱着东西，用军毯裹着，裹得严严实实。我起初以为是被褥，后来听见毯子底下有动静，才反应过来那是个孩子。

一个，两个，三个……我数着。旁边朝鲜人民军的联络官也在数，脸色不太好看。最后统计上来，473名女俘，23个儿童。数字报到方虹那儿，他拿铅笔在纸角上敲了敲，没说话，只让我把儿童单独造册。

“名字怎么登？”我问。

“母亲名字后面加一栏，子女姓名、性别、年龄。父亲栏——”他顿了一下，“先空着。”

我没追问，回去把表格重新画了一遍。

那天晚上登记到第七个还是第八个女俘，记不清了，她怀里孩子哭得厉害，掀开毯子喂奶。我把表格递过去，她看了一眼，摇头，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说：“不会写。”

“孩子叫什么？”

她说了个名字，朝鲜话，我拿不准是哪几个字，就按音记。写到父亲那一栏，笔停住了。她看见我停笔，把脸别过去，声音很低：“不知道。”

我抬头看她。她大概二十出头，颧骨高，脸上有冻疮留下来的疤，头发剪得跟男人一样短。孩子在她怀里拱着，小脚丫从毯子边上伸出来，脚趾头粉粉的，跟这场面格格不入。

我在父亲栏里写了“不详”。

她看了一眼，没有反应，抱着孩子走了。

后面又遇到几个，回答都差不多。“不知道。”“记不清。”“没了。”有一个年纪大些的，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用中国话说：“同志，你写‘不详’就行，别的别问。”她怀里那个孩子看着快一岁了，已经会抓她衣领玩。我把“不详”写下去，笔尖在纸上刮出沙沙的声音。

那天夜里我在帐篷里整理表格，油灯不太亮，飞蛾扑来扑去。方虹进来翻了翻那摞儿童登记页，问我：“多少？”

“二十三个孩子。父亲栏，全是空的。”

他沉默一阵，把表格合上。“先收好。这些东西归专门的人管。”

“谁管？”

“上面会派人来。你别操这个心。”

他没再说下去，我也没再问。但那些“不详”两个字，在我脑子里搁了一整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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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国的火车往北开。女俘和孩子被安排在几节专门车厢里，志愿军归俘在另外的车上。我跟着方虹坐办公车厢，一路上不断有电报来，催进度，问数字。方虹忙着回电，我就趴在摇晃的桌子上抄名单。车窗外面从朝鲜的焦土慢慢变成东北的黑土，苞米地一眼望不到头。

到昌图是八月底。站台上锣鼓喧天，老百姓举着花，小孩喊口号。归管会的郭铁主任亲自到站台上接，中灶待遇，四菜一汤。战士们下车的时候好多人都哭了，互相扶着，有的腿还瘸着，有的胳膊吊着绷带。我站在车厢门口清点人数，手里攥着名单，一个一个勾。

女俘那边更安静些。她们从另外的站口被接走，没有锣鼓。我远远看见那个颧骨高的朝鲜女人抱着孩子上了一辆卡车，孩子用一条灰毯子裹着，只露头顶一层黑绒毛。卡车开走以后，站台上剩下一股柴油味。

归管会在昌图城外，一片平房，围了铁丝网，门口有哨兵。前三个月主要是养身体，治病，看电影，听报告。归俘们吃中灶，细粮，每天有肉。我在政治部帮着整理档案，把每个人的被俘经过、在战俘营的表现、有没有变节行为，一条一条归档。表格摞得比人高，我每天从早抄到晚，右手食指磨出一层薄茧。

十月中旬开始政审。动员教育、检查交待、作出结论，一步一步来。归管会搞了个示范连，让大家对照《党员八条标准》和《狼牙山五壮士》做检查。示范连的人上去念交待材料，有人在台上哭，说自己在战俘营里“贪生怕死，给敌人举了手”。底下坐着的人脸色都不好看。我坐在最后一排记录，笔尖停在纸上，半天写不出一个字。

那个颧骨高的朝鲜女人不在归管所。她是朝鲜人民军的人，按协定应该移交朝方。但孩子的事卡住了。朝方联络官来核名单，看到儿童那一栏，问了一句：“父亲是谁？”

我翻表格：“登记的是不详。”

“二十三个全不详？”

“全不详。”

联络官把表格翻来覆去看了两遍，最后用红铅笔在页边画了个问号，走了。那个红问号在我脑子里又搁了好几天。我跑去问方虹：“朝方要是追问父亲身份，我们怎么答？”

方虹正在写材料，头也没抬。“答不了。这些孩子是在美军战俘营里怀上、生下来的，母亲不说，你上哪儿查父亲去？”

“那就不查了？”

他搁下笔，看了我一眼。那眼神不算严厉，但让我觉得自己问多了。“陈守拙，你的工作是管表格，不是管孩子爹是谁。表格收好，别丢，别的少打听。”

我嘴上应着，心里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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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审到十一月底突然变了风向。原来做好的结论不算数了，说标准要“从严”。恢复军籍的改成“承认被俘前军籍”，党内轻微处分改成开除党籍，连以下一律复员。归管所里气氛一下子紧了，走廊上碰见人，谁也不多说话。我手里那些档案翻来覆去地改，一页纸上贴满批注和小纸条。

有一天下午，我在库房整理女俘移交材料的副本。那摞儿童登记页夹在一个牛皮纸袋里，封面上写着“遣俘处·女俘随带子女名册·副本”。我抽出来翻了一遍。二十三个名字，二十三个“不详”。笔迹是我自己的，每个“不详”都写得端端正正，像一排沉默的牙齿。

袋子里还有一份附加说明，是美军战俘营那边提供的英文名单复印件，后面附了简单的情况备注。大部分女俘的备注栏只有一两个词：“no information”“unstated”。但有一页不一样。那个颧骨高的女人，英文名字拼作“Kim Ok-sun”，备注栏里用打字机打了一行字，后面又被人用钢笔划掉了。划得很重，纸都毛了。我举起来对着窗户光看，勉强辨认出几个字母，像是某个美军人员的姓氏，后面跟着一个编号。

我把那张纸翻过来，背面什么也没有。又对着灯看了半天，划掉的字实在认不全，只确定那是一行能指认某个具体人的信息。不是“不详”。是被人专门划掉的。

我把名册塞回牛皮纸袋，放回原处。手有点抖，自己也说不清是为什么。

过了两天，我趁午休又去库房，想把那个牛皮纸袋再抽出来看看。库房换了锁。原来那把铁锁换成了一把新铜锁，黄澄澄的，在暗处也反光。我问管库房的老赵：“怎么换锁了？”

老赵蹲在门口抽烟，眼皮都没抬。“上面换的。这屋里的东西封存，不经政治部批准，谁也不许动。”

“那袋女俘名册也在里头？”

“在不在的，你我说了不算。”他把烟屁股摁灭在地上，站起来拍拍屁股，“小陈，我劝你一句，有些袋子，封上就是封上了。你才二十出头，别给自己找不痛快。”

我没吭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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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中旬，归管所开始处理安置。大部分人复员回乡，少数留队。我在办公室抄最后一批结论表，方虹进来，把一摞文件搁我桌上。“这批归档，封皮写清楚，送机要室。”

我翻了翻，里面就有那个牛皮纸袋。封皮上加盖了一个长方形红戳，戳上四个字：“永久封存”。旁边用钢笔注了一行小字，是方虹的笔迹：“涉及友方人员及子女身份事项，未经批准不得调阅。”

我拿起笔，在移交清单上签了名，日期写的是1954年1月。方虹把文件抱走的时候，在门口停了一步，没回头，只说了一句：“陈守拙，你表格管得不错。以后接着管。”

门关上以后，办公室就剩我一个人。窗外昌图的冬天灰蒙蒙的，苞米茬子戳在冻土里，一望无边。我坐了一会儿，把桌上散落的草稿纸归拢到一起，最上面一张是我最早画的那版儿童登记表的底样，父亲栏那一列还空着，笔画清清楚楚。

后来我转业到地方，在县里民政局管了三十年婚姻登记。每回填表碰到“父亲”那一栏，笔就会顿一下。有的人填得快，有的人填得慢，有的人干脆空着。我从来不问为什么。但那些空着的格子，我一张也没丢过。

八十年代有人来县里查朝鲜战争的旧档案，说是做研究。我陪着去了档案室，翻了半天，别的东西都在，唯独那摞女俘子女名册，连牛皮纸袋都不见了。档案员查了登记簿，指着一行记录给我看：“1954年1月移交，1955年3月调走。调往何处：未注。”

来查档案的人问我：“陈老，你经手过这批东西，还记得上面写什么吗？”

我说：“二十三个孩子，父亲全写的‘不详’。有一个的英文备注被人划掉了，划得很重。”

“划掉的是什么？”

“认不出来了。纸都毛了。”

他合上笔记本，没有再问。我送他出门的时候，外面太阳挺好，县民政局门口那棵老槐树正抽新叶子。他走了几步又回头，像是想起什么：“陈老，那二十三个孩子，后来有下落吗？”

我摇了摇头。

“一个都没有？”

“登记表上写的‘不详’。后来档案封了，调走了，就再也没人知道了。”

他站了一会儿，点了下头，走了。

我回办公室接着给人办结婚登记。下一对进来的小年轻，男的抢着替女的填表，填到父亲那一栏，笔停住了，扭头问女方：“你爸名字怎么写来着？”

女方白了他一眼，把表抢过去自己写。

我低头盖章，没说话。

窗外那棵槐树，叶子绿得扎眼。

第二年开春，归管所的人走得差不多了。留队的调去各处，复员的回原籍。我因为是技术干部，算留用，又干了半年多，主要帮地方民政局接手一些安置扫尾的杂事。档案大部分移交完了，就剩几箱子零碎，搁在仓库角落里等着拉走。

有天下午，我在仓库清点剩下的破烂，翻出来一个没封口的纸盒子，里面装着一叠手写的材料，是女俘移交时朝方联络官留下的底单。每一页都盖了朝鲜人民军的章，用朝文和中文两种文字写着人数、日期、车辆编号。其中夹着一张小纸条，上面用中文写了几个字：“金玉顺，平康郡人，随带男婴一名，要求查找家属。”

金玉顺就是那个颧骨高的女人。纸条上的字迹跟朝方联络官底单上的字迹一样，但这一张没盖章，像是临时补写的。底下还写了一行小字：“婴儿出生日期，1952年11月，开城。”

我把纸条揣兜里，回去翻了翻我之前抄的登记底册。金玉顺，番号栏写着朝鲜人民军某部卫生员，被俘时间1951年5月，关押地点在巨济岛。孩子出生在开城，说明她是在停战谈判期间、交换伤病俘那个阶段生的。那时候战俘营里条件差，生孩子的女俘不止她一个，但能活下来的不多。

我又想起了那个被划掉的英文备注。

那时候我已经开始留心了，平时没事就到县里文化馆翻旧报纸，看有没有关于战俘营的报道。1953年秋天的《人民日报》上登过几篇通讯，写的是朝鲜女俘在战俘营里坚持斗争的事。有一篇提到女俘在“婴儿室”里照顾孩子，美军看守克扣奶粉，她们就绝食抗议。文章不长，署名是个记者，我没听过那名字。但里面提到一个细节：有个女俘带着孩子从巨济岛转到釜山，路上孩子发烧，美军军医不给看，是志愿军俘管人员偷偷塞了两片药。

我把报纸借出来，抄了那段话，夹在本子里。

到了1955年春天，我正式转业，分到辽北一个县民政科，管婚姻登记和优抚安置。走之前我去跟方虹辞行，他那时候已经调到省军区了，忙得很。我在传达室等了半个钟头，他下来，握了个手，说了几句客套话。我趁他转身要上楼，追了一句：“方科长，那批女俘孩子的档案，到底为什么封？”

他停下脚步，回头看了我一眼。走廊里人来人往，他把我往边上带了带，声音压得很低：“陈守拙，你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爱刨根问底。”

“我就问这一回。”

他叹口气，掏出烟点了一根，抽了两口才说：“那些孩子不全是战俘营里生的。有一部分是女俘被俘之前就怀上的，还有几个是跟朝鲜人民军的人有的。那时候两边都在抢人，名单混乱。朝方想查父亲，查来查去查到他们自己人头上，有的还活着，有的死了。这事牵扯到双方关系，上面就压下来了。”

“那划掉的那行英文是怎么回事？”

方虹看了我一眼，这回眼神跟以前不一样，有点意外。“你倒是看得仔细。那页是美军战俘营提供的原始名单，备注栏里写的是某个美军军官的编号，那军官据说是负责管理女俘营的。后来发现那编号对不上，美军那边又出了更正函，就把原备注划掉，以更正函为准。”

“更正函上说父亲是谁？”

“更正函上写的是‘数据有误，无可靠记录’。”他弹了弹烟灰，“说白了就是推卸责任。你指望美军给你写清楚哪个兵搞大了女俘肚子？他们自己都不认。”

我点点头，没再往下问。方虹拍拍我肩膀，上楼去了。我走出军区大院，门口站岗的战士给我敬了个礼，我回了个不标准的，心里琢磨方虹那番话。他说了一部分实话，但有一块没提——那些档案为什么“永久封存”。如果只是数据混乱、外交扯皮，存档备查就完了，用不着封那么死。

但我刚答应只问这一回，不好马上食言。

到县民政局上班以后，日子平淡得很。每天盖章、填表、调解家庭纠纷。有一回一个老太太来给孙子办出生登记，孩子父亲那一栏空着，老太太说是她闺女没结婚生的，男方跑了。我按规矩写了“不详”，老太太千恩万谢，说：“同志你通情达理，别的地儿非逼着填，填不出来不给办。”

我笑了一下，心想这世上的“不详”还真是哪儿都有。

1959年秋天，县里组织干部下乡搞秋收，我分到靠山屯。屯子不大，三十来户人家。生产队长安排我住在一户姓朴的朝鲜族人家。老朴五十多岁，话不多，老伴儿做饭，家里有个闺女在县中学念书。

住了几天，晚上没事跟老朴唠嗑。他问我在县里干啥工作，我说管登记。他又问以前在部队干啥，我说在朝鲜待过，管俘虏登记。老朴听到“俘虏”两个字，手里的烟袋锅子停了一下。

“你管过女俘？”他问。

“管过一阵子。”

“哪一年？”

“1953年，板门店换俘那会儿。”

老朴闷头抽了几口烟，半天没说话。他老伴在灶间收拾碗筷，哗啦哗啦响。后来他站起来，从炕柜顶上摸出一个小木匣子，打开，里头是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纸。他递给我。

我打开一看，是一张朝鲜文的身份证明，上面贴着一个年轻女人的照片，方脸，颧骨高，头发剪得短短的。照片底下写着名字：金玉顺。籍贯：平康郡。出生年月：1931年。

“这是我闺女。”老朴说，声音很平。

我抬起头看他。他脸上的褶子很深，眼睛不大，眼袋耷拉着，看不出什么表情。

“她人呢？”

“没了。1953年冬天没的。孩子活下来了，是个小子。我跟他妈把孩子从朝鲜接过来，养在屯子里。”他指了指隔壁屋，“这小子现在在县里念初中，住校。礼拜天才回来。”

我问他：“金玉顺的档案上写孩子父亲不详，你们后来查过没有？”

老朴把烟袋锅子在炕沿上磕了磕，磕出一小撮灰。“查过。找过朝方的人，也找过这边管遣俘的。人家说登记表上写的不详，就按不详办。再问就没人搭理了。”他顿了顿，“后来有一年，来了个人，说是搞外调的，把我们家那点材料全收走了。连这张照片的底版都拿走了。这张纸还是我老伴藏米缸里才留下来的。”

“哪一年？”

“六零年。那会儿闹饥荒，人都没劲，他们还顾得上跑这来收材料，你说怪不怪。”

我把那张身份证明还给他，老朴接过去，小心地塞回木匣子，盖上盖，搁回炕柜顶。

“你那个外孙，他知道这事吗？”

“知道个大概。小时候问过，他妈就说打仗打散了。后来大了，不问了。”老朴往被垛上一靠，眯着眼，“同志，你要是有门路，帮我打听打听。不图别的，孩子快二十了，总得知道自己从哪儿来的。”

我说我试试。

回县里以后，我给方虹写了封信，问能不能查到金玉顺的原始移交记录，特别是那张被划掉的英文备注页有没有存档副本。信寄出去一个多月没回音。我又写了一封，这回寄到省军区政治部，用了归管会的旧关系。隔了半个月，回信来了。就一行字，方虹的笔迹：“该件已按机要程序封存，无副本可查。勿再问。”

我把信折好，塞进抽屉最里头。

但老朴的话我一直搁在心里。1961年冬天，县里搞肃反运动，各单位抽人查档案。我被分到公安局帮着整理旧存。公安局档案室在地下室，阴冷得很，架子上堆着解放以来的各种卷宗，落满灰。我负责清理一批标注“待销毁”的旧材料，一摞一摞过，有用的留，没用的送造纸厂。

翻到第三天，我摸到一个牛皮纸袋，封皮上写着“1953年遣俘处转来·女俘随带子女材料”。纸袋没封口，里头的东西已经被人抽走过大半，剩下几张零散的表格和一份手写的处理意见。处理意见是当时政治部一个副主任签的，字迹潦草，大意是：“该批子女身份涉及友方军事人员，情况复杂，暂不公开查询。原始材料封存，待后处理。”

底下附了一张单页，是英文名单的中文翻译件。我一眼就认出了金玉顺的名字。翻译件上她的备注栏写着：“该俘自述婴儿父亲为美军第某师人员，姓名不详，编号不详。美方未予确认。”后面果然有一行被划掉的中文字，是某个具体姓名加编号，划掉之后在旁边用红笔批了两个字：“不实”。

批注的人没签名。

我把这张单页抽出来，夹在衣服里带回了家。晚上在灯底下看，那个被划掉的中文名字认不全，但编号还能辨出前半截：“US-58”。我后来查过美军编制序列，58开头的编号是军医部队的代码段。

第二天我把那张纸塞回档案袋，原样放回架子上。过了几天，那批“待销毁”材料被装车拉走，我亲眼看着卡车开出公安局大院，往造纸厂方向去了。

那年春节前，我回了趟靠山屯，给老朴家捎了两斤红糖和一包奶粉。老朴的外孙正好在家，个子挺高，瘦，眉眼间有点金玉顺照片上的影子。我问他念书怎么样，他说还行，想考高中。我说好好念。

临走的时候老朴送我到村口，我没提档案的事，只说：“还在查，有信儿告诉你。”

他点点头，把手揣在棉袄袖子里，站在路边看我走远。

我知道那批材料进了造纸厂就是化成纸浆的命。但我把那个编号记下来了：“US-58”。留个念想，兴许以后有用。

后来还真用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