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第一个得艾滋病的人，到底干了什么？揭秘HIV“0号病人”

打过仗的人都明白一个道理：战场上最要命的，往往不是敌人太强，而是情报出了错。

情报一错，炮弹就可能砸到自己人头上。

防疫其实也是一场仗。

对手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病毒。

可人偏偏有个毛病，总想揪出一个看得见的“敌酋”。

好像只要把这个人钉上耻辱柱，这仗就算赢了一半。

艾滋病的历史上，真有这么一个被揪出来的人。

他被叫作“0号病人”，被骂成把瘟疫带进北美的头号罪人。

他的故事上过报纸头版，写进过畅销书，还被拍成了影视作品。

人早就不在了，骂声却很多年都没停。

这个人到底干了什么？

他真是那个“毒源”吗？

还是情报误判以后，被推出来顶罪的倒霉蛋？

这桩悬案，得从一个英文字母说起。

这个人叫盖尔坦·杜加，新华社的报道里译作“迪加”，指的是同一个人。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位法裔加拿大人一直被认为是导致艾滋病病毒在美国传播的“始作俑者”。

他是加拿大航空公司的空乘，长得帅，性格外向，满世界飞。

这个人设，简直像给“全球传毒者”量身写的剧本。

事情起头在美国。

疾控中心追查早期病例时发现，这些患者都跟来自加拿大航空公司的空乘人员迪加发生过性关系，因此染病。

关键的乌龙就出在这儿。

迪加不是加州人，美国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的调查人员就用英文词组“加州外”的首字母“O”给他做标记，意思是加州以外的病例。

后来可能是记录模糊，也可能有别的原因，字母“O”被看成了数字“0”，迪加也就成了“零号病人”，也就是“首例患者”。

一个圈，竟然圈出了一个“魔头”。

军事上管这叫情报判读失误。

一个符号认错，整张态势图都跟着画歪。

更离谱的是，这个惊人的笔误还出现在大量科学文献里，所以直到今天，很多人还普遍相信“零号病人”的故事。

据后来的研究者回顾，杜加当年对调查非常配合，能想起来的伴侣都报了上去。

别人要么不肯说，要么记不清。

他提供的线索最多，图上连到他身上的线自然也最多。

老老实实配合调查，反倒把自己配合成了“头号嫌犯”。

真正把他推上风口浪尖的，是舆论发酵。

迪加1984年去世。

他去世3年后，美国记者兰迪·希尔茨出了一本书，说迪加在HIV病毒的美国传播中起了“关键作用”。

不过，到底是不是他把病毒带进北美，书里也没敢打包票。

可媒体报道这本书时，暗示他就是当地艾滋病疫情的“源头”，还有报纸在头版用了《那个带来艾滋的男人》这样的标题。

人已经死了，没法再开口辩解。

“滥交”“蓄意传毒”“反社会”，一顶顶帽子全扣到了他头上。

那个年代，美国社会对同性恋群体本来就偏见很深，公共卫生系统的反应也慢了半拍。

一种来势汹汹又说不清楚的怪病，加上一群惊慌失措的人，正好需要一个出气筒。

同性恋、外国人、空少、私生活混乱，这几个标签凑到一起，杜加就成了现成的靶子。

这口黑锅一背就是几十年，直到科学家拿出了“法医报告”。

2016年10月26日，英国《自然》杂志在线发表了一篇遗传学论文，指出人类免疫缺陷病毒1型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从加勒比地区“空降”到美国纽约，引发了艾滋病在整个北美的流行。

研究团队用的是上世纪70年代在纽约、旧金山采集后一直封存的老血样，靠新技术从里面拼出了完整的病毒基因组。

结果一出来，案情全反转了。

研究表明，HIV病毒早在1970年左右就进入了美国，没有“生物证据”能说明迪加是HIV在北美传播的“主要原因”。

实际上，在这种病毒被人们认识之前，就已经有数千人感染，他只是其中之一。

1970年前后，杜加还只是个十几岁的少年，跟传播病毒根本扯不上关系。

他本人的血样也拿来做了比对。

杜加血液里的HIV基因，在HIV进化树上处在中间偏后的位置，没有任何特别之处，也没有证据表明他是第一个感染HIV病毒的人。

说白了，这就像一份亲子鉴定，结论是他身上的病毒根本不是美国HIV的“祖宗”。

参与研究的科学史学者理查德·麦凯感叹，迪加是历史上被严重“妖魔化”的艾滋病患者之一。

既然杜加不是源头，那真正的“第一枪”是在哪儿打响的？

科学家把时间线拉得更远。

此前已经有研究发现，喀麦隆南部的黑猩猩是艾滋病的源头。

艾滋病出现的历史上，有好几个人被这些类人猿传染过，但只有其中一例导致了艾滋病在人群中传播。

病毒跨物种“偷袭”人类，其实不止一次。

艾滋病病毒从黑猩猩、大猩猩或猴子身上传到人类身上至少有13次，但只有1型M组引发了流行，最终传遍全世界。

原因是1型M组出现在了“正确的时间和正确的地点”。

这个“地点”就是金沙萨。

研究人员在美国《科学》杂志上报告说，艾滋病病毒1型M组的共同祖先最早在1920年左右出现于金沙萨，当时那里是比利时的殖民地。

病毒能从一座城市打向全世界，靠的是一整条“后勤补给线”。

负责研究的牛津大学教授奥利弗·派伯斯说，1920年到1960年间，城市人口增长、繁忙的运输网络、性交易增加以及没消毒的注射，凑成了一场“完美风暴”，其中最关键的是铁路。

殖民时期的记录显示，上世纪40年代末，每年有超过100万人乘火车经过金沙萨。

殖民者修的铁路，成了病毒行军的快车道。

派伯斯还说，到了上世纪60年代，铁路等运输系统开始衰落，可艾滋病流行的种子已经在非洲撒下。

刚果（金）1960年独立前后，艾滋病病毒开始在更大规模的人群中传播，最后传遍全世界。

病毒从中非出发，经过加勒比，最后才登陆北美。

这是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长途奔袭”。

等美国终于发现这个对手时，它已经潜伏了好些年。

这么一算，杜加连“先头部队”都算不上，只是漫长战线上一个碰巧被聚光灯照到的普通士兵。

那为什么偏偏是他背锅？

说到底，这是人类面对未知恐惧时的老毛病。

历史上有过一个几乎一模一样的剧本。

上世纪初的纽约，有个叫玛丽的厨娘被认定传播了伤寒，在孤岛上被隔离了二十多年，报纸叫她“伤寒玛丽”。

她本人并没有症状，被描绘成怪物，到死都想不通自己错在哪儿。

后来每逢新疫情冒头，网上总有人急着找“毒王”，人肉、谩骂、诅咒一拥而上。

中新社的评论早就敲过警钟：“恶魔自有法律严惩，病人则需社会关怀。”

追溯源头是科学，靠的是证据和实验室。

找替罪羊是情绪，靠的是唾沫和标签。

两件事看着像，本质上完全不同。

找替罪羊的代价，可不只是冤枉一个人。

标签贴得越狠，感染者越不敢去检测，高风险人群越不敢求助。

病毒最喜欢的，恰恰就是这种躲躲藏藏。

这个道理放到今天一点都不过时。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今年7月27日发布报告，2025年全球新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120万，超过57万人死于艾滋病相关疾病，两项指标都处在30多年来的最低水平。

数字好看，底子却很脆。

报告显示，国际艾滋病防治资金从2024年的88亿美元降到2025年的73亿美元，降幅18%，是近20年来的最低水平。

报告还警告，如果不马上行动，到2030年全球新发感染可能超过300万例。

更值得警惕的是，偏见又冒头了。

报告指出，自艾滋病规划署开始追踪相关趋势以来，针对边缘化群体的刑事定罪第一次出现上升。

规划署执行主任温妮·拜安伊玛说得很直白：人们一旦害怕被逮捕、遭暴力或受歧视，就会远离艾滋病服务。

几十年前杜加身上那一幕，换了个样子还在上演。

在这个问题上，我国的思路一直很清醒。

新华社报道，我国艾滋病经输血传播基本阻断，经母婴和注射吸毒传播得到有效控制，治疗覆盖率和病毒抑制率都达到了95%以上。

2025年是我国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第40个年头，艾滋病疫情持续控制在低流行水平。

成绩摆在那儿，压力也没小。

国家疾控局副局长夏刚说，我国艾滋病经性传播的占比已经超过98%，隐蔽性强、防控难度大，再加上部分人群主动检测意识不够，防控工作还要进一步加强。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防治规划也提到，近些年社会歧视进一步减轻。

这句话分量不轻。

歧视少一分，主动走进检测点的人就多一个。

科学防治加上消除歧视，两条腿一起走，这才是对付病毒的正确打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