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杰：西安革命公园（上）

文/朱文杰

一、说说我们的革命公园

西安革命公园始建于1927年，最初的四址为东至尚德路，西界北新街，北抵西七路，南到东新街，面积达到485亩，比现在面积的3倍还多。

1928年开拓崇礼路（今西五路）时，革命公园被分割为两部分，路南为革命公园体育场（后改为西安市人民体育场），路北即现在的革命公园，面积仅剩156亩。

西安这座以“革命”为名的公园，打破了我惯常的思维逻辑。革命是什么？不是被定义为一种“暴烈的行动”嘛！而公园则一般被认为是游乐、观景、休闲、玩耍的地方。公园而加上“革命”两个字，那公园内涵自然也就格外的沉重严肃啦！确实，西安革命公园内没多少楼台亭阁，长廊环绕，曲水小桥，广阔的湖面；它没有莲湖公园的小巧玲珑，也没有兴庆公园精美豪华，更没有大明宫遗址公园的气势恢宏。

如今的革命公园位于西安市新城区西五路53号，既是一座集纪念、教育、娱乐、休闲为一体的综合性公园，也是西安城区最大的一处革命旧址。1983年12月9日，这里的革命亭就被西安市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一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19年10月16日，革命公园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3年9月29日，革命公园被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四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20年12月30日，革命公园被陕西省文物局列入陕西省第一批革命文物名录。这在全国也是十分罕见的。

二、悲壮的“二虎守长安”

要认识西安这座革命公园，要从它的历史说起。《民国西安词典》载：“革命公园系民国16年（1927）春于右任任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并主持陕政时，为收葬、纪念"围城"死难军民所建。”

1926年4月，正是广东革命政府准备发动北伐战争之际，北洋军阀吴佩孚为了对抗广州革命政府并扩大其地盘，命其所属河南镇嵩军司令刘镇华率兵8万之众，西犯关中，企图攻陷西安。刘镇华土匪般的部队沿途烧杀掳掠，甚至丧心病狂将西安郊区10万亩即将将收割的麦子焚烧殆尽，致使西安城内民众顿起粮荒。当时西安守城部队主要为陕西军务督办国民二军李云龙（李虎臣）的第十师、国民三军杨虎城的第三师，以及陕西陆军卫定一的第四师，三方联合推举李云龙为总司令，杨虎城任副总司令，“二虎守长安”的说法即由此而来。

守城的"陕军"组成后，杨虎城当即召集干部会议，他慷慨陈词，说明坚守西安的意义。他说：“我们坚守西安，就是为西北人民争人格，万一不幸，西安城被破，我就自戕于钟楼底下，以谢军民。”

二虎率领全城军民浴血奋战，坚守危城8个月，其悲壮卓绝，举国震憾。城内因疾病、饥饿、战斗伤亡等，守城军民和解围部队共死亡约5万余人，占西安人口的四分之一。当时，从东一路到解放门城墙根下的大片荒地，尸骨累累，惨不忍睹。陕西民间曾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刘镇华，心太瞎，你把百姓给得扎！刘镇华，太残暴，就像恶狼把人咬！”革命公园就是这次反围城斗争取得惨胜的产物。这段历史西安人肯定不会遗忘也不能忘记，这正是革命公园存在最大的意义！

幸而冯玉祥和于右任从苏联回国紧急驰援西安。也感谢冯玉祥将军接受李大钊"进军西北，解长安围"的建议，派孙良城、吉鸿昌率领4个师、6个混成旅来陕与西安城内军民协同作战，内外夹击，一举打败了镇嵩军。1926年11月28日，西安解围。

三、初建时的革命公园

1926年12月中旬，由冯玉祥倡议，国民联军总部发起，召集有各机关、团体以及各界人士参加的代表会议。会上推出委员31人组成委员会负责大祭筹备工作，委员会定名为"陕西省革命大祭筹备委员会"，并推举杨仁天为主任委员，聂芝轩为副主任委员。在筹备的过程中，委员会根据各方面的建议，决定将死难同胞在城内择地集体安葬，建立"革命公园"，俾作永久纪念。

1927年3月12日，国民联军驻陕总部在西安红城北门外（即革命公园内）举行规模盛大的追悼大会和公葬仪式。冯玉祥、刘伯坚、于右任均出席了整个活动。

西安城内10万多军民群众纷纷自发的赶到现场，挖土壕15条，每条土壕南北长10丈、东西宽1丈4，深1 丈，然后将尸骨用席子舒展包好，放入土壕内。

所有参加大祭的人，不论是冯玉祥、于右任，还是在场的军人、民众，人人来到北郊草滩，装满一袋袋黄土，再背负到大祭现场，倾倒黄土于坟上，一袋袋的黄土倒下去，两座土堆越堆越高，终成两座大冢。西边的是女冢，东边的是男冢，这两个大冢当时被称为“负土坟”，后来被称为“万人冢”。

革命公园内喷泉两侧，各砌一道特殊的“纪念墙”，其左侧上镌刻着《西安负土坟阵亡将士碑哀词》，系由时任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的于右任先生所撰写，内容为：“民族之战士，战于是，守于是，葬汝骨于是。世界不平，决然扫荡！民生困穷，孰为此状！以主义为垣墉，以精诚为甲仗。碧血兮人间，繁华兮冢上，革命 成功兮歌永壮。”

其右侧上镌刻着《西安负土坟殉难人民碑辞》，亦由于右任先生撰写，内容是：“长安之民，为革命守；长安之城，为革命有；以牺牲而求解放兮，将脱人群于锁钮；世方同此饥荒兮，御长围之既久；伫白日兮青天；慰幽冢兮不朽！”

革命公园最初的建筑木料都是从西安城其它文物遗址所拆取的，围墙是拆除皇城旧砖砌成，而革命亭则是将明景泰年间所建的陕西贡院（今西安贡院门位置）的"明远楼"，迁移过来，并易名革命亭的。这让我想到拆了西墙补东墙，而且还有日本学者足立喜六当年拍摄的明远楼的老照片可以证明这段历史。明远楼的"明远"两字，取自《论语》：“慎终追远，明德归厚矣。”文物价值还是非常之珍贵的。

再有革命亭前的喷水池中，立有一块太湖石，相传为一千二百多年前唐代兴庆宫遗物，一度曾移到明秦王府，修建革命公园时又移入园内的水池，在园中也自成一景。另外，大门内东西两侧修建钟、鼓亭各一座，忠烈祠是用原老西安西关明清太白庙内旧殿的材料建成的。其它一些建筑材料则是从五味什字的多忠勇公祠拆移过来的。多忠勇公祠系清同治十三年（1874）为西安将军多隆阿所建。

革命公园內的重要建筑，沿中轴线而建，依次为革命亭、忠烈祠、湖心亭等。革命亭为六角攒尖三滴水的古建筑，上下两层，高约15米。新中国成立以后，将革命亭改为三层，由高约15米升至20米，形成了现在的风格。亭底座为正方形，周围设立柱回廊；第二层向内收分，第三层切角，为正八角形。在亭子顶部南侧的檐下，悬挂着寇遐先生题写的“革命亭”三个隶书大字。两侧楹联上有当年杨虎城将军题写的对联:"生也千古，死也千古;功满三秦，怨满三秦。”试想一战成名的杨虎城，面对西安军民死难5万之众，其心情肯定也是无比悲怆，写下如此对联，倒也在情理之中。

关于西安围城，军民死难5万之众之说也有争议。文友牛茂林专门写有文章提出“城内死亡人数，到底是几万人？并指出《陕西省志》《西安市志》《新城区志》等典籍都记载不同。”

我同意牛先生的看法。但也想，因当年处于混乱状态的西安城情况特殊，涌入城內的避难人数也没户籍可查，具体死亡人数自然成了难解之谜，只能是个估计的大概数字。历史就是这样，谁能准确计算出“三年困难时期”西安饿死了多少人？“文革”时期西安又有多少“五类分子”被造反派整死呢？

在“革命亭”正北约50米处，坐落着忠烈祠，构成了“前亭后祠”的主体格局。忠烈祠的前身是1927年辟园时所建之烈士祠，供奉的是围城期间和解围之时牺牲的烈士。烈士祠亦称纪念馆，置东西照壁和铁质对狮，并有于右任手书《殉难人民纪念碑》《阵亡将士纪念碑》，刘郁芬撰《西北革命殉难军民合家铭》和李虎臣书《陕西革命大祭纪念碑》矗立其间。

1940年代初，陕西省政府决定改烈士祠为忠烈祠，重行修建，1943年建成，坐北朝南，面阔五间21米，进深三间14.5米，单檐歇山顶，以奉祀国民政府颁布张自忠、郝梦龄等38位抗战忠烈，暨陕西辛亥、护法、北伐及抗战诸役勋绩卓著诸贤。

忠烈祠前曾经的碑刻也是伤痕累累，字迹模糊，其中依稀可辨胡笠僧、井勿幕等陕籍革命先烈的名字。门柱上刻有周华民所书楹联：“军威战功颂百世，碧血赤胆悼千秋。”它的周围还建有东烈祠、西烈祠， 里面摆放着部分死难烈士的牌位，以供后人祭奠之用。

此外，除前述碑刻及杨虎城稍后所立《井先生纪念碑铭》外，其间还增加了于右任《无名英烈纪念碑》与8条屏、王陆一撰文《西北革命大祭文》碑刻，并据张凤翙、张钫诸耆宿建议，在革命亭北荷花池西建张季鸾纪念碑亭一座， 1944年5月还树立起的陆军上将胡公笠僧革命纪念碑》，供人凭吊。

于右任（左）与井勿幕

民国34年（1945）11月21日，井勿幕遇难二十七周年，陕西各界在革命公园忠烈祠内祭吊井勿幕。于右任回陕主祭。

解放前的三四十年代，革命公园的保护很差，墙垣倒塌，杂草丛生，树木凋零，牌楼与光明楼已无踪影，南烈祠和北烈祠均被拆除，整个公园破败衰落，一片荒芜的景象。对当年守城死难军民的纪念活动也不再举行，一年四季，游者稀少，冷寂萧索。

杨仁天

四、杨仁天与革命公园

提到收葬死难军民的事，就不能不牵扯到"陕西省革命大祭筹备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杨仁天。王民权先生最初依据1927年《新秦日报》所载长安公民刘家骏为掩埋露尸呈于右任、邓宝珊文，认为此不见经传之刘家骏氏，即为倡议此次收葬之最先一人，并撰有《刘家骏与革命公园的创建》一文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但时过数月，王民权又发现刘永平编《于右任集》中《故监察院监察委员杨仁天先生墓志铭》记载：十五年，西安被围八月，先生（杨仁天）时居城中。围解后，予入城，先生述市中饿死者尸骸多未掩埋，乃命其收骨数千具，葬之城东北隅。军民数万，负土成坟，即今此称之负土坟也。

《西北革命史征稿》中卷〈杨仁天传〉下也记载：十五年镇嵩军围西安，仁天在围城中赞助守城大计尤力。城围解后负责掩埋兵民骸骨数千具，即今革命公园二大塚是也。

所以王民权又撰文说：杨仁天先生于革命公园的创建，确有特殊的贡献。但是其向于诉述“市中饿死者尸骸多未掩埋”一节，鲜有人知。右任先生是创建革命公园的主持者，所述具绝对的权威性。此墓志铭既称先生向其诉告“市中饿死者尸骸多未掩埋”，可证先生于革命公园的创建，不仅在负责收葬尸骸一项，应当还有提醒当局关注此事妥为处理之举，而当时建议掩埋尸骨者不止前述刘家骏氏一人，刘家骏“其道不孤”，仁天先生也算其中之一，同样与有功焉，值得记怀。（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