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锐枢万象

编辑|锐枢万象

大家好，我是小锐，一场大火烧尽四百年佤族老寨，却烧不掉导演刘春雨用九年定格的文化印记，你或许听过“中国最后一个原始部落”翁丁，但未必清楚它从烟火村落沦为景区空壳的完整历程。

文化变迁从不是抽象概念，而是藏在生活细节与老寨主的叹息里，刘春雨卖房负债拍《翁丁》，究竟记录了什么？烟火与灰烬中的变迁，又藏着多少传统与发展的启示？

大火与影像救赎

2021年的大火，让翁丁老寨彻底消失。四百年茅草房、木质建筑在烈焰中坍塌，烟火不仅吞噬了家园，更带走了与老寨绑定的文化记忆和生活痕迹。

对翁丁人而言，这远不止失去居所——火塘、神林、墓地这些承载信仰的精神图腾，全随火势消散，只剩记忆留存。没人能想到，这个曾被《国家地理》盛赞的“原始部落”，会以如此惨烈的方式转折。

好在灾难并非毫无回响。刘春雨耗时九年拍摄的《翁丁》，接连入围法国南特三大洲电影节、斩获东京纪录片电影节宫本馨太郎奖。

在他看来，九年间积累的海量素材比奖项更珍贵，这些影像档案定格了翁丁人的生活与习俗，成为大火后文化仅存的“活态遗存”。

这份珍贵档案背后，是他近乎偏执的坚守：辞掉传统媒体工作，后期花光积蓄欠了几十万外债，最终卖掉昆明房产才渡过难关。正是这份坚持，让翁丁文化印记得以在灰烬中留有余温。

从外来者到“自家人”

刘春雨与翁丁的缘分，始于2012年一次偶然的拍摄任务。云南大学一位老师接到央视《民族故事》项目，计划为56个民族各拍一集50分钟纪录片却婉拒，曾在央视任职的刘春雨与同学主动接下。

老师熟悉云南民族，父亲也曾拍过佤族，便推荐了临沧沧源的翁丁——这个有三四百年历史、杨姓世代为寨主的村寨，因村民坚守传统极具拍摄价值。带着期待出发的刘春雨，没料到路途如此折腾。

从昆明坐大巴颠簸八到十小时到临沧，留宿一晚后换乘中巴，在崎岖山路上晃五小时到县城，去村寨还得碰运气，最长一次花了两天才抵达。但踏入村寨的瞬间，所有疲惫都消散了。

村民生活纯粹热烈，天亮劳作、只放本民族歌曲，欢声笑语不断。他可随意住村民家，饮酒欢歌无拘束；村民对自然的虔诚更让他震撼，视树、水、山为神灵，树绿苗长皆为神佑，这种人与自然相融的状态，让他瞬间找到拍摄意义。

信任靠日复一日的陪伴积累。初进村时，村民因他披肩发的显眼造型喊他“刘导”，不知其真名。

为拉近距离，他常年驻村，一住就是六七个月，栖身无锁的茅草房，习惯了老鼠穿梭、零食被叼，甚至会投喂老鼠。

除拍摄外，他主动帮村民插秧、割水稻，参与祭祀拍摄，接送孩子上学、帮村民看病挂号，甚至调解离婚纠纷。

2014、2015年春节他都在村里过，老寨主孙女的一句“该回家了”，早已将他从外来者变成自家人，这份信任也成了他自费拍摄九年的核心支撑。

发展双刃剑下的传统消解

2015年起，翁丁大规模推进旅游开发，彻底改变了村寨模样。机场、翁丁隧道相继修建，原本两天的路程，如今坐飞机一小时抵县城，隧道打通后十几分钟就能到景区。

隧道外是现代化房屋，隧道内牛头、人头桩营造出“原始部落”氛围，成片茅草房完美契合游客想象。

旅游开发带来了实在收益：村民从工地日赚五六十元，变成接待游客一餐赚三百元，售卖土特产也能盈利，足以支撑孩子万元学费和老人看病开支，连汉话水平都随接触游客不断提升。

但硬币另一面是传统消解，外界符号不断涌入，孩子们知晓苹果手机，大人们明白歌舞能赚钱，年轻女孩向往做导游，外界建议冲击着村民认知，纯粹生活多了功利考量。

搬迁政策更激化了传统与现代的矛盾。翁丁向来听从老人意见，但搬迁时年轻人向往新村，老人们留守老寨的想法无人理会，老寨主“不听老人们的话了”的叹息，道尽传统权威的没落。

刘春雨在纪录片中埋下隐喻：老寨主的刀是权力象征，曾自豪向游客展示，生病得知搬迁后神智不清寻刀，刀被家人收起的瞬间，寨主也成了空洞符号。

寨桩从高大气派到被外人重构，最终在大火后孤零零矗立废墟，见证文化变迁。火灾前，老寨已成景区，祭祀从一年一次沦为每日两场表演，年轻魔巴念错祭祀词硬着头皮应付，虔诚信仰变成表面形式。

流动中的根脉坚守

《翁丁》的创作藏着刘春雨对文化变迁的思考。他最初选取老寨主、大摩巴、尼勒三户拍摄，分别代表权力核心、信仰体系和年轻一代。

但剪辑时采纳建议，因尼勒故事跳脱分散主题、大摩巴戏份会让影片时长超四小时，最终聚焦更具代表性的老寨主，后续计划以大摩巴为主角拍《众神之地》。

他还加入负片效果呈现“神灵视角”，这一设计源自大摩巴的梦境描述，用胶片般的灰白质感还原梦境氛围。

老寨主的去世，是翁丁“一切都不一样了”的转折点。葬礼第三天，一公里外新村传来欢歌，肃穆与热闹的强烈对比，让他真切感受到传统与现代的割裂。搬迁后祭祀沦为形式，文化习俗逐渐淡出生活。

面对“重建翁丁为何不拍”的疑问，他反问“重建不为村民居住，算什么重生”。在他看来，即便无大火，翁丁也已失去文化本真，沦为观赏标本，大火只是带走了这个“母体”。

谈及文化是否消失，刘春雨客观判断：不会立刻消失，但老人老去后诸多传统终将淡去。年轻人听不懂祭祀词、感受不到神圣，加之祭祀耗资万元需耗费半年生活费，现实压力加速传统消解。

但他不认为变迁是坏事，直言“文化唯一不变的就是变，这就是发展”。在他看来，发展是多维度的，慢下来、往回找传统都是发展，推进发展时回望反思，才是对文化最好的保护。

九年拍摄彻底改变了刘春雨，他从传统媒体人转型学习电影拍摄，更通过翁丁人体会到人与土地的紧密联结。

东北草原出身的他，离开家乡后从未思考过父母与土地的关系，翁丁人冒雨劳作祭祀的场景，让他明白“人从土地中来，离不开土地”。

那些赞美自然的歌谣、感恩土地的祭祀，藏着最纯粹的情感，也让他重新审视自己与家乡、土地的联系。

如今刘春雨最迫切的心愿是还清外债，完成《众神之地》，并将九年纪录素材无偿捐赠翁丁人。在他看来，素材比纪录片更珍贵，是佤族文化的珍贵档案，能让后人知晓祖先的生活、信仰与制度。

九年时光，他用镜头定格翁丁的烟火与灰烬，让我们明白：文化生命力不在一成不变，而在变迁中守根脉、发展中留初心。

这些藏在烟火灰烬里的变迁，终将成为思考传统与现代关系的注脚，提醒我们每一种文化都值得尊重与记录。

本文信源：《翁丁》导演刘春雨：文化唯一不变的就是它的变--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