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山河已是秋(中）——记忆中的许多大小事作者：山 民（节选）

忽有故人心上过，回首山河已是秋。——龚自珍——7——参加省少代会是1959年6月，是沿着上学的时间线忆起来的。其实这一年，对我人生影响最大的，还有一件事，是我的家庭灾难，而这场灾难的预兆，在两年前，也就是1957年就发生了。这是我一生第一次照相，时间应该是1956年夏天。母亲抱着三弟，脸上笑容是那样恬静。因为那时，父亲已成为峄县名医，方圆百十里的病人常来求治；两年前买了一架那年月十分罕见的缝纫机，母亲已能够做中山装甚至西服；那些年，乡邻乡亲谁不相信和尊重我的父亲母亲呢。祖父已经去世，祖母还算硬朗，面前三个孩子智商看起来也不错，未来还可能有更多的孩子问世，现在有新式教育，一定让他们好好读书，他们的明天肯定要比父辈好的。由此，父母的心那时也平静，快乐。明天，人们常常充满信心地想着明天，可明天，明天的明天，是多么的不可知啊！看，照片上的我黑黑瘦瘦，第一次看见照相机镜头，双眼流露出好奇和求知；三弟还不会说话，可脸上已透出倔强；最让人喜爱的还是二弟，他虎头虎脑，四肢强健，一脸的坦然与自信。谁能知道，多半年之后，我家悲剧的命运，竟从二弟开始了呢？就是他，1957年夏天突然高烧，继而很快昏迷。父亲那时刚参加完省中西医结合培训班，马上联想到，这有可能是近两年流行的乙型脑炎，中医称为暑温，发病急、变化快，进而会出现抽风、强项、呼吸衰竭，治愈率很低。马上找来乡亲，用担架抬着二弟去峄县医院。走不到五里，突然暴雨来临，一声惊雷，昏迷中的二弟马上抽搐起来。我的家乡那年月，急救症除非县医院还有一线希望，可还有近三十里路，风狂雨急，雷电交加。父亲知道，这种急性抽搐最怕雷，去县医院是不可能了，只好回来。父亲用尽所能地为他治疗，顶尖的办法是用安宫牛黄丸化开，强行往下灌。我的二弟，我们兄弟中体格最显强壮的五岁男孩，毫无预兆，突患大病，在不停的风雨雷电之中，接连灌了几天药，不见显效，再几天，竟溘然离去。【照片左为母亲抱着三弟，中为父亲和我（作者），右侧是叔和二弟。】一个最出色的让人疼不够的男孩，突然间就走了。上边那张照片，是他到这个世界来过的唯一踪迹。他的父亲，百里之内众口交赞的医生；他的母亲，世界上最慈爱的妈妈；面对爱子，束手无策，眼看着他远去，千唤不回。天，忽然间就塌了。父亲，每天就是喝酒，喝酒，喝酒。喝醉了就说：“你为什么来呀？为什么要走？告诉我，咱们这个家前头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呀！？”这个“还有什么”是什么呢！？母亲，每天都要到那小小的土堆上，哭啊，哭啊，哭啊。反复念叨着：“你最懂事，最疼你的兄弟，五年，你没让我费过心呀，没让我生过气。今天你为什么去了？难道今年春天从房上掉下来的是……”那时从屋顶掉下一条蛇，母亲怕它伤着孩子，想都没想就把它打死了。二弟走了以后，母亲总是想着这样那样的原因。二弟丙辰年生，属龙的。可二弟他，爹的话，娘的话，啥也没听见，就这样走了，走得无影无踪。那年我8岁，二弟病时我还不知道害怕，甚至不耽误和邻居的孩子一起去玩，是二弟走了之后，我才突然害怕起来。在二弟小小的坟前，每天每天，母亲撕心裂肺地哭，我也哭，紧紧地抓着母亲的手，直到她泪尽声哑，太阳下山，硬拉她回家。父亲的话，我听不懂，但那满是绝望的表情，让我幼小的心知道了恐惧的感觉：我家还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那一年再没出现更大的事，一切暂时平息下来，我还是上学，父亲还是上诊所给人家看病，母亲还是给人家做衣服。直到1958年初夏，听说头一年全国各地都起了“风雨”，如今这“风雨”来到这里，我的一家人，谁也想象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有人揭发我父亲说了三句话：猪肉大豆都出口了，不然咱的生活更好；工人待遇高低农民待遇低，农民的日子不如工人；农业社的粪都上在近湖里，远湖的庄稼长不好。父亲不记得说过这些，因为除去看病和唱京剧，家长里短、闲言碎语他从不爱说。但那揭发者坚持，说是他俩单独在一起时说的。白天黑夜，一场一场急骤的疾风骤雨，父亲熬不过去了，认了这从来不记得说过的“罪”，我家的命运从此改变。1958这一年，除父亲莫名地获罪之外，在我孩子的眼中还有许多奇怪的事。如前面说的全民除四害、全民大练钢铁、用犁耕一条线收地瓜，各村男男女女集合起来用铁锨翻地一米多深。还有，说马上要过好日子了，到时候电灯电话楼上楼下。社里当家的拉着车，高高兴兴地收走家家户户的铁锅、烙煎饼用的鏊子，一起砸烂，扔进了炼铁炉，紧接着各村各社开起了大食堂，煮地瓜熬白菜，吃饭不定量，不要钱，热热闹闹，喜地欢天。可时间不长，一切都突然变了：食堂解散，各家各户重新买锅做饭，粮食私人家里没有，社里每人每天发几两地瓜干，让人永远难忘的大饥饿开始了。1958年各种庄稼收成还是不错的，可都像用犁收地瓜那样，收的不及撂的多，再加上吃食堂大锅饭，怎能不挨饿呢？——8——1959年初开始，10岁的我，忽然知道挨饿的滋味实实在在不好受了。秋收时扔下、埋在土里冻烂的地瓜被人们扒光了；荠菜、泽蒜、苦菜、秫苗秧、七七芽、婆婆丁，直到最难下咽的癞蛤蟆棵等，依次被挖光了；榆树芽、槐树芽、柳树芽，甚至最难吃的苦椿树芽等，被捋光了。榆树那年月是罕见的好东西，因为它的叶、花、甚至树皮都是好吃的。榆树还有一个品种叫“要榆”，“要榆”的皮厚实，没有筋，扒下来烤黄，放在碓里砸碎，放到开水里一煮，又面又香，代替粮食煮地瓜叶子，真是绝妙的好吃。可这种好吃的食品能有多少呢？榆树皮很快就扒光了，能吃的树叶揪光了，能吃的野菜挖光了，枯黄的大地上到处寻不见可吃的，一天到晚地饿、饿、饿。地瓜秧子极难得。河西石拉村我二姑送给我们三小把干地瓜秧子，生吃都那么香。父亲上周村打水库了，那么重的劳动还吃不饱，母亲将一把地瓜秧子捎给了他，过了些日子，他让人捎回四个全地瓜粉的小黑窝窝。母亲一看止不住哭了：打水库是要从低处推一车车的土爬大堰的，一天几个黑窝头无法吃饱，连累带饿推着推着就晕倒了。本来捎地瓜秧是让他填填肚子的，怎么能再省下几个窝头拿回来呢。还有，我的四弟1959年农历正月二十一日来到这个世界，父亲给他取名泰生，盼望的是“丕极泰来”，可这“泰”哪有来的影子呢！此时大食堂已解散，社里每人每天几两地瓜干，还不能保证天天有。我母亲已全身浮肿，站起来都困难，还是多亏河西我二姑，送来一只刚下完羔的山羊，靠它一点点奶水，四弟孱弱的性命才勉强撑了下来。父亲在周村水库上，垒石头，推土爬坡，每天几个地瓜窝头；母亲、三弟和我，就靠那点点分到手的地瓜干，加上糠一把菜一把地往前熬。记得那年春天，东边苍山县的新兴逢会，我很想去赶会，母亲给了我两角钱让我去了。赶了半天会，饿极了，把母亲给我的两角钱拿出来，花5分钱买了两个黑黑的窝头，原来是麦草磨成粉做的，又苦又涩难以下咽。吃不下，又饿得走不动路，就到离新兴集不远的大姑家找吃的。姑姑告诉我，幸亏没强咽那窝头，因为不少吃了窝头的人大便干结，十分痛苦。大姑那村食堂还未停，她领了两个苲草窝窝，我吃了才有力气回家。回家后，西河里的飘流的苲草，被我村里的人们拔光了，尽管那种水草长满了虫子。1959年夏，我在城前小学初小毕业。那时乡村的学生少，学校也少，城前小学没有五年级，五年级要到离家十五里的石佛寺去上。石佛寺是个破庙，一年之后又搬到庙西紧邻着的魏楼，称魏楼完小。从我们当时住的萝藤到魏楼15里路，小路曲曲弯弯。早晨5点起，母亲因水肿行动困难，我太小，母亲不敢叫我到水井挑水，叫我挑着小罐子到人家姜窖挑。挑来水，煮好地瓜叶子，喝六七碗地瓜叶了水，母亲再把煮好的八九片地瓜干给我包在小手绢里，和同村的同学加上河西我的姑表哥赵凤民一起上学去。天还未全明动身，走到学校还是晚了，一位讲课的老师看着我们，虽说也清楚我们的情况，但还是要批评我们,并且批评的常常是我：“王善民好迟到，迟到还戴着个破棉帽，引得同学哈哈笑……”话是笑着说的，而我立时觉得脸火烧一样痛，低着头进屋。吃午饭的时间到了，附近村的同学都回家了，我们五个吃自带的饭。我的那八九片地瓜干，一点一点慢慢吃，还是很快吃光了。下午四点放学，早餐的七碗地瓜叶子水，午餐的八九片地瓜干，早不知去哪儿了，就是饿，肚子空空地饿，走最多三里路就再也走不动了，五个人躺在路边草地上歇。一棵可吃的野菜也没有，唯有茅草刚抽出的花，可一根一根拔下来吃。至今还记得，弯弯曲曲的小路，路旁白色的枯草丛中新发的茅草、白白的茅草花穗儿，揪一根在嘴里嚼着，热热的西晒的太阳照在身上暖暖的，一点起来走路的力气都没有。十五里，路真远啊，一周六天，十二个来回，真是难熬。就这样熬到农历的四月底，熬不下去了，请长假回家等着麦收。收了麦子，还是舍不得吃，挑到北边山村里换地瓜干。麦收后洋槐叶，可不是春上的槐芽，又柴硬又有苦味，放开水里煮一会儿，捞出来控干，掺上瓜干烙煎饼。有这样的煎饼也可以住上几天校了，就是在两间空屋里，铺上麦草，男女生各一间，盖上从家里带来的破被，过夜，省去每天三十里的奔波。人生第一次住校，发生过两件难忘的事。一是某夜里老鼠咬了一位同学的耳朵，痛得他哭，哭声把我们惊醒；二是住校吃得的是煎饼咸菜，咸菜也不够吃，那是初冬，五个同学凑了一角钱买了一颗大白菜，在村民家里炖了，那香味这一辈子未再吃过。高小两年，除去没饭吃休学，只上了一年多的课。尽管是缺课，两年也很快过去了，转眼到了小学毕业升中学的时候。据说升学考试我是考了全考区第一，可是因为我父亲是右派，人家不敢要。后来是我们那公社的书记说：“十几岁的孩子，考试成绩那么好，却没有录取，因他父亲是右派。可他父亲还是个老中医呢，对孩子能有多少不好的影响？我看还是给人家上学的机会吧！”结果，录取张榜的时候：王善民，枣庄十中，备取生第一名。后来过了很久，才知道，这位书记叫李文先，是他这一句话，给了我上中学的机会。他是我一生中不可忘记的恩人。虽然他和我素不相识。这是1961年夏天。——9——1961年，是“三年困难时期”的第三年。农民的生活靠得是当季的收成：一季麦、一季玉米加地瓜，偶尔有点杂粮即高梁、豆子等。那时候不受灾的正常年景，亩产也很低，比如小麦，一亩地也就六七十斤。年初四个多月的春季，靠一点点救济粮加糠菜熬着；麦穗刚灌浆就割下来烧着吃，麦子收了，一家四五口，也就分个百多斤，不舍得吃，拿去换了瓜干吃。我家的吃法是先拿麦换豆子，每天做一锅豆腐，父亲挑了到山里换瓜干。做豆腐的时间是晚上生产队收工我放学之后，烧火的事是我的。豆腐做出来12点前后我再睡觉，第二天一早跑三里路去上学。我家是1960年由萝藤搬回我的故乡后山头的。后山头到我上学的枣庄十中所在地峨山，三里路。这样第二天一上课，就打盹，常常要靠同位的一位女同学把我推醒。推醒后我怕再睡着，就用圆锥刺手心。那时的十中新建才两年，收了两个年级。我舅家大表哥赵克明头一年考在了那里，那年读初二，我和姑家表哥赵凤民一起，读初一。学校十分简陋，可老师们很好，记得有王伟才、孙晋蕴、吴世清等。我那年十二岁，他们给我的感觉如父亲母亲，不仅教学认真，对学生也像对孩子一样关心。可只上了一年，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学校并入枣庄一中，我们也随着迁入峄县，进入枣庄一中十一级四班。这是1962年。我的故乡峨山公社后山头村，在峄县最东边，东边紧挨着苍山县境，是偏远的农村。第一次进峄县是父亲带全家照相，1956年夏，我7岁；第二次1959年6月去济南参加少先队代表会，来回路过这里，我10岁。这次是来上学，算是正式进城，对一个13岁的孩子，是新奇和愉快的。峄城是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古县，四周一围城墙尚在，当中是古旧美丽的灰瓦房，整齐的街道。出县城东门，面朝西开门的便是枣庄一中，1952年建校，划市前叫山东省峄县中学，校址是数百年历史的峄县黉学，清代一些秀才读过书的地方。我是一个难以忘旧的人，进入一中后仍怀想十中的那一切。听说王伟才、孙晋蕴两位老师调入了枣师附小，我去看他们，他们像面对自已的孩子一样看着我，告诉我到了新学校更要好好学习。我知道他们很想说我的身体太差，但我知道他们清楚我的家庭，没法改善生活。我的性格十分念旧，但也急着拥抱新的生活。我喜欢学校有那样多的班级、那样多的老师、那样多的同学。我喜欢学校有那样大的图书馆，可以借书看。我喜欢学校里有一个专门教唱歌的老师，叫张道琳，他会弹让人陶醉的钢琴，他的性格又像他弹出的琴声那样带着刚劲与柔美，十一级四班的同学又把我选成文娱委员，每周我都能跟这老师学一首歌回来教给同学。我还从张老师那儿学了打拍子，在一次全校唱歌比赛中获得了优秀指挥奖。还有一位老师叫赵俊才，是个精瘦的老头，教我们美术，向我们展示了那么多好看的国画、西画，激发了我对身边的大自然的热爱，只是他有一张像是始终藏着忧愁的脸，常常让我不知如何是好。当然还有那么多让我难忘的各科的老师，几乎每人的讲课都让我喜爱。特别是化学老师、我的班主任杨梦舜，后来在我生命面临危急的时候，拉了我一把。还有，让我难忘的是操场边上的两种树。半亩地大的一架藤萝，那古老粗硬的藤上一串串清雅的紫花，当它们盛开时，学校高三的大哥大姐们就要离校了，我就会无端的感动，一个人到藤萝附近的榕树下，黙黙地坐上一会，看那也在盛开的榕花。榕花是一小团一小团娇红色的绒，连在一起像一片又一片的云，它的美使得它还有一些名字，叫马樱花、合欢花、木芙蓉花。不知为什么，这两种树在我的心中形成一种朦胧的感觉：长大、毕业、还乡、大学，云一样飘浮不定的意念。这一切都是一中给我的，但是，那么多美好的记忆解决不了生命的苦楚。因为，生命有一种最基本的需求：每天都要吃饭。从我的家后山头到一中三十五里，星期六下午一步一步走回去，带了饭，星期天下午一步一步走回来。这个来回不管刮风下雨，一步都不能少的。这个来回所带来的饭，极少时候是地瓜干煎饼咸菜，大部分是掺糠或掺菜的窝头和糊盐，即炒糊了的盐粒。一九六三年过了春节，窝头带不成了，带回的是地瓜叶，吃时淘洗了，放在小盆里加上盐，到伙房在蒸饭的时候代蒸，顿顿如此，没别的吃。身体的反应很快到来了，开始是头晕、眼花、上课时打盹。一个半月后，腿、前胸、胳膊、脸，依次肿了起来。怕走路，一动就喘。有同学害怕，是不是得了肝炎，找校医检查了两次，确诊为营养不良性水肿，给我开了一瓶大豆磷汁，我的班主任杨梦舜老师，骑着自行车把我送回了家。看到我的家，五口人，一片瓜干也没有，吃的是发黑的地瓜叶，杨老师落泪了，说回校后看看想什么办法。另外，也是这一年，一九六三年农历五月初二，我那苦命的小妹妹来到了人世，我的母亲此时浑身浮肿。父亲也无心再起什么名字，就给了她一个农村最常见的女孩名：秀。在家吃的肯定还不如在校，给我带到学校的还是绿一些的地瓜叶，在家里五口人吃的是霉变了发黑的地瓜叶。一个月后的一天，杨老师骑着自行车来到我家，把我带回学学校，学校每月给我19斤地瓜干饭票，这样的补助在那个年代可是最多的呀，我很感动，又坚持了下来。初中毕业的日子很快来到了。留校上高中是心里所渴望的，在一中上了两年，老师同学的感情甚深，最重要的这是将来考大学的唯一台阶。可再上三年高中，吃饭怎么解决啊。这时我才知道，为什么每年这个时候我总要到合欢树下久坐无语了。看着那红云一样的合欢花，神往，又无助。就在这个时候，山东艺术专科学校来招生了。我报名了。考试是根据题目自我设计一段小品。给我的题目是，周日，父母让我做作业，同学在窗口叫我出去玩，父母同学都是虚设，由我一人表演。我喜欢音乐喜欢表演，考试自然用心。这次艺专的考试让我铁定了心，必须报一个“管饭”的学校。可学校的决心也定了，一定动员我留校读高中。班主任杨老师没有多说，他知道我家的情况，吃饭是大事啊。教导处的马主任找我谈了三次。吃饭，每月19斤饭票是能保证的，也就解决了多半了。只要留校读高中，答应我的是，三年后不用参加高考，学校保送，并且还是名校、理科，绝密专业。学校从领导到老师，对我真是好极了，可吃饭的补助显然还是不够，从家里带哪有可能啊。那次水肿把我吓坏了，想来想去，除了艺专之外，第一志愿我还是报了淄博卫校，只是把第二志愿由师范改到一中。后来，听说淄博卫校录取了我，山东艺专也通过了考试。但老师的爱是最大的力，最终的结果，我还是没离开枣庄一中的怀抱。——10——1964年暑假开学，我留校，升入高一，在九级一班。虽说已知道这是一中的老师硬留下的，我心中还是对他们充满感激。他们对我的这份信任中，自然还有父辈一样对孩子的关爱啊。从记事以来，虽说生活中总不断地出现难处，但我的性格中还有一种力量，求新，新物品，新地方，新的日子、新的生活，总有让我热爱的地方。九级一班从十一级四班过来的同学很少，任课老师也几乎全是新的。按习惯，新领的课本总要挤时间翻一遍，发现看不懂的地方比升初中时，明显多了起来。越是不懂的地方多了，越是盼望着尽快学。如果说从小学一直到初中，学习是完成任务的话，升入高中，仿佛眼前打开了一扇又一扇的门，每座门后边都是景色不同的公园，急于进去，而一进去就会沉醉。以前的学习，开学领到新书，着急地看一遍，然后每天的上课就是完成任务，除了音乐没有特别喜欢的课。进了高中，一下子觉得什么课都有意思起来。从小生活在诗词当中，对语文的情感是不必说的，但生活告诉我，涉及语文的工作这辈子是要一定要远离的。可进入高中后，《岳阳楼记》等几篇课文很快让我爱上了古代散文，不能不爱。英语是以前涉及过外事工作的顾老师教的，他的发音亲切而随意，让我感觉到不是在上课，而是来到一位年长的讲英语的朋友身边，心中满是愉悦，渴望尽快的能和他会话。物理、化学是最容易让人喜欢上的课。从记事开始的十几年，遇到的物体的千种门类万种变化，早已在心底打上了无数的问号，慢慢地从这两门课中，多半可以找到答案。后来，又到图书馆借了一本《十万个为什么》，物理、化学就变得更有玩头。代数、三角、几何等，如果是为考试而学，那麻烦就来了，单单记忆公式、背定理，就会让你头昏脑胀。如果你转换一个口味，这几门课中有多少种好玩的游戏啊。从接触这几门课开始，我就发现了解题是有着无穷无尽的趣味的。单说证明题吧，好像今天在沙盘上模拟战争，从已知的A，还可以找那么多可供资助的B、C、E、F等等，结果是要你实现的G，你可以使用多少种方法，去品尝不同道路带来的种种乐趣。这种解数学题像做游戏的僻好，在以后我的生活中维持了许久，甚至十年后偶尔看到数学题，还要拿来做一做。再后来我慢慢认识到，在人生路上，碰到新问题，不自决的寻找已知条件，借用各种事理，或许能找到最恰当的解决方案。至于地理、历史、生物，只拿它们是追求知识的课外书，读来也是挺有趣的。反正在高中的学习，除了体育我体质太差，实在是没有力气做好，其它的还是充满乐趣的。可进入高中，吃饭还是解决的不好，除了19斤地瓜干饭票外，在农村收庄稼的季节，带上几次煎饼，其余的还是不断地带地瓜叶。35里路也很艰难，那路是鬼子来时枪压着百姓修的沙石路，鞋子一下雨舍不得穿，一路踩着石尖尖走下来，脚经常起泡。记得一次是队里快要收玉米此时还不甚熟，家里自留地点的几棵提前收了，连玉米核一起磨碎，烙了一包煎饼供我一周的口粮。星期天午后刚上公路，天突起暴雨。风大，全身的雨具就一顶席荚子戴不住，很快全身连同一包袱煎饼立时湿透。雨急，睁不开眼，鞋脱了掖在腰里，顶着风，走一步退半步。好歹走到峄城东边的七里店，天全黒了，只好到路边一家借宿。女房东见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淋得水兔子一样全身直抖，眼泪流了下来。安排我在一间柴屋里睡下，给喝了碗姜汤，又将衣服脱下烤干了。次日一早来到学校，将包袱里的玉米渣煎饼揭开，不到星期三便由绿毛变成黄毛、黑毛。那是一周的饭啊，还是一点点吃了下去。这周没带地瓜叶，也没动用瓜干票。就是这个月的某天，发现日记本里夹着六斤粮票。旁边一张纸条，写着：“因你家庭生活困难帮你6斤粮票请收下”。不知是哪位同学，意外地感动，我把粮票和纸条交给了老师，一段时间，查无所获，又退还了我。一段时间之后，留心笔迹，知道是位女同学，是三年前坚定的主张让我上中学的公社李文先书记的女儿李敬英。她和另一位女同学范荣云，看到我和张守科同学实在困难，分头送了粮票。我找到她们表达感谢，并把粮票还给她们，她俩笑笑说：“不是我们。人家真心帮你，退给谁谁也不会要啊。”我不知说什么好，只在内心里感谢她们。这张粮票和纸条，在我的笔记本里保存到现在。它让我坚守做人要保持良心，因为人在困难的时候总会遇到好人。尽管醉心于学习，可上高中身体出了个大问题，一上课就打盹。这是初中的营养不良性水肿留给我的，校医说无药可医，再说这时的营养依旧不良，无好饭可吃。我倒也没在乎，反正对知识的酷爱，让我下了课花费一点时间补上就是，基本上不影响我的成绩。 高一高二期间，还有一段特殊的记忆，就是莫名其妙的沉郁，酷热的夏天大雨欲来时的感觉：透不过气，无端的胸闷。比如这是1965年4月26日、27日、28日三则日记：从小学到初中毕业，除了挨饿几乎没有烦恼的事情。学习没用发过愁，自己感觉到不管在哪个班里，无论哪个时候，同学和老师对我都很好，一直是学习委员或者文娱委员，初三时还入了团。虽然吃不好饭，但满满地自信与快乐。进入高中，一切都变了。入高中后是班里的文娱委员，三好学生，团支部还安排我帮扶某些方面差些的同学。按说不应该不愉快啊！可翻开那段时间的日记，可以看到几乎在不停地批评自己，一个十六七岁的孩子，心目中的自已几乎处处是错，不是个人主义，就是资产阶级思想，相对的标杆是张思德、白求恩、雷锋、龙梅、玉荣、欧阳海、向秀丽这些共产主义战士，把自己每天的生活一点点地对比这些英雄人物，然后是严酷地斗争自己。下面是1965年的一篇日记的一部分，可以看到当时的思想压力。当然，那个时候感觉到风暴到来前的高气压的，不止我一个。——11——峄城区大事记载：1963年全年粮食作物实际收获面积503197亩，平均单产67斤。1964年麦季全区共收获小麦219.386亩，单产86斤，全区每人平均口粮54.7斤，获得了较好的收成。我的家乡后山头是峄城区最东边的一个村，山地和半山地，粮食产量是达不到平均数的。人均口粮自然也比全区低。我一家五口，唯一的劳动力是年近半百的父亲。母亲在1959年和1963年先后生下四弟和小妹之后，两次全身浮肿，后又查出了风湿性心脏病，怎样哺育孩子、怎样参加劳动不用说了。除了我在外上学之外，1964年小妹才1周岁，四弟才5岁，三弟9岁上二年级。在那个凭工分吃饭的年代，每一季我家摊的粮食，吃不上半个月就没了。春节靠救济加野菜，夏季靠老槐叶，秋季开始就靠地瓜叶了。那年月地瓜种的多，每年秋季，全部的地瓜叶子都要收晒起来。晴天收晒的青绿青绿的，但秋天阴雨多，大部分地瓜叶就受潮变黑了。青绿些的让我带着去上学，全家人吃的几乎全是黑地瓜叶。再一个救急的路是去我外祖母家挖野菜、拾麦子。外祖母家在台儿庄区与峄城区的交界处，红瓦屯北面的水湖村。那个地方村庄稀少，土地开阔。春天可以挖到很多的萋萋芽，然后外祖母帮我们用开水烫了，再放在泥地上㬤一夜，再一团一团装进布袋背回家里。麦收前还可以挖到别的地方没有的“双芽子”，既可以当饭还可以用盐醃了做菜。偶尔还可以挖到一些极好吃的菜，比如泽兰根。那是当今超市最名贵的酱菜。挖菜虽然有些苦，但在那一望十几里没村庄的原野上，顶着已经热起来的春天的太阳，累极时，抬起头来，天高地阔，会有无端的遐想。水湖村周围是大片的黑土地，每年收麦子要比我们山地晚半个月，每年我们这地方打完麦场，他这儿正好割麦。拾麦就是远远地跟在割麦人的后边捡遗落的麦穗。这儿的负责人尽管也吵吵骂骂地不让拾，由于这些拾麦人大多也是当地居民北边山区的亲戚，也就睁一眼闭一眼地过去了。这里的麦子要七八天割完，如果整个儿跟着拾，一个人最多可以拾三四拾斤。而我这个五口之家在当地一个麦季最多能摊一百五十斤，如果外加这三四拾斤，也是不小的补助啊。可这仅仅是计算，谁能去拾呢？父亲在生产队管得很严，母亲又多病，三弟八九岁跟着我能拾一点，而我在学校最多有一星期的麦假，在我们村里忙完外祖母这儿还不开镰呢。所以那些年真正能去拾麦也不过一两次，只留下了珍贵的记忆。倒是三弟去过几次，跟舅家的表兄妹一起拾，但他毕竟太小，拾不多。去外祖母家是我童年少年最盛满深情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