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名毕业黄埔一期的同乡，授少将3人1战死2人被处决，1人成为元帅

黄埔军校是我国近代最著名的一所军校，曾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军事将领，在黄埔军校中，尤其第一期更是具有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其他几期根本无法媲美，更是成为资历、能力和荣耀的象征，无论数量、质量还是成就，都是黄埔历届毕业生中最高的，在世界范围亦属罕见。据统计，本期456人毕业，获少将及以上军衔的黄埔一期毕业生有146名，还不包括那些未参与授衔、战死或早逝或追授的学员。如果把所有人都算上，黄埔一期中拥有少将及以上或相当资历的军官将超过六成，而上校及以上级别的军官则超过九成。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中最精英的20个调整师里，有17个师的指挥官都是黄埔一期的毕业生，像关麟征、黄维、宋希濂、李延年、胡琏、郑洞国等，这显示了老蒋对他们的高度信任。黄埔一期占据了近40%的集团军司令员职位，其影响力可见一斑。

黄埔一期毕业生将星最多的原因，被后人称为“嫡长子”，只要不犯下滔天大错，仕途便是一路青云直上。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第一期学员的素质起点高，由于人数少，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甄选，有些学员在入学前就已经具备一定的政治和军事素养；二是一期时孙先生亲临致词，要求每个学生真正做到：贪生畏死勿入斯门，升官发财请走别路；三是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独特，不仅注重军事技能的训练，还开设了丰富的政治课程。

黄埔一期生确实是除了天赋异禀之外，关键在于他们赶上了“好时候”，毕业后先是大革命，军阀混战、东征北伐，然后是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他们的军事才华得到充分发挥，正所谓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成名万骨枯。因为名将是打出来，而不是养出来的。今天我们在这里介绍黄埔一期毕业生一个近1%的群体，是同一个地方的四名热血青年，一开始他们都怀着共同的理想进入黄埔一期学习，并同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经过近30年的奋斗，经历了战火的考验，也参加了很多战争，最后都功成名就，有三人授予少将，有一个成就最高，成了开国元帅的故事。

更让人唏嘘感叹的是，在后来的世事变迁中，历史的硝烟散尽之后，成为少将的三人都死于非命，唯独这位元帅躬耕沙场，运筹帷幄，戎马一生，不管给他什么样的部队，他都能出奇制胜，屡屡以少歼多，以弱敌强，在战场上以精准的战术打法和顽强的战斗精神，多次创造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成为功勋卓著的军事家。这四位黄埔一期毕业生，便是来自山西五台的徐向前、赵荣忠、白龙亭和孔昭林，后来他们四个人的归途和结局，更为有力地阐述了一句话：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山西五台，因县境内有五座大山的峰顶平坦如台故名五台，由于这一带地处内陆腹地，自古以来便比较封闭，当地的风土也偏向保守，大部分人都不求大富大贵，只求安天知命。特别是清末民初，当上山西都督阎锡山，以“保境安民”为由，且在军阀混战中脱颖而出，靠着一系列强硬的政治手段独霸山西，将这块膏腴之地打造成了一个“独立王国”，在政治、经济上实行高度自主化政策，无论对北洋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均是阳奉阴违。这一时期，由于统治者的横征暴敛，加之连年战争，自然民不聊生，这个时期五台有着共同理想的四名热血青年便走到了一起。我们分年龄大小开始依次说起。

先说大哥赵荣忠，1899年出生于五台县东冶镇五级村一个贫农家庭，这个村与徐向前元帅的老家东冶镇永安村是邻村，他的父亲曾经做过一些小生意，便让幼年的他开始读书，后来，阎锡山为了扩充晋军实力，培养晋军初级军官创建一所军事学校，因为当时地方无权举办军事院校，阎锡山便以普通学校之名，办军校之实。“斌”字由“文”、“武”两字组成，“斌业”的意思就是“文武兼学”那时，小毕业的学生可以报考斌业中学，毕业后成绩优异者可以保送斌业学校，不愿意保送的可以转入普通高级中学就读，小学毕业的赵荣忠便考入该校。

又说老二白龙亭，也是1899年生人，和赵荣忠同年，老家是五台县白家庄，离徐向前元帅家永安村也不过三十、四里地。白龙亭的家族背景简单，其父亲名字白希恭，母亲是李氏，在前往黄埔军校读书之前已经结婚，妻子是王氏，家中还有一个妹妹。他家祖辈务农，家境贫苦，有地十余亩，房四所。父亲省吃俭用供他读书，小学毕业后考入斌业学校，可以说他在进入黄埔军校就读之前就有一定的军事素养。

再说老三孔昭林，1900年生五台东冶镇西街村，距离徐向前元帅老家东冶镇永安村不到三里地，且小学的时候一直是东治沱阳高小的同班同学，两人的关系非常密切，是好同学发朋友，据村里老人说，当年据说徐找对象时，孔昭林还代为相看呢，孔昭林读完小学便到山西陆军学兵团学习，毕业后分发本省陆军步兵第七团任见习官，后又入山西陆军斌业学校，还担任过第一队的班长。可以说在进入黄埔军校之前，他是四个人中条件最突出的一位。

最后说年龄最小的徐象谦，那时的名字还没有改成向前。他1901年11月8日出生永安村一个贫困的农家，父母省吃俭用供他读书，后来以优异的绩考上省立师范学校，毕业后到老家一所附属小学任教员，然而，就在这当小学老师的时候，由于给小孩子们大讲特讲反封建思想，灌输救国救民理念，被学校辞退。失业的他漫无目的溜达在街头巷尾，寻求一条别的生路。一天突然遇到老同学，告诉他黄埔军校招生的消息，徐向前立马兴冲冲地决定，去上海，参加考试。可是当时要参加考试，是需要有人保荐才行。正好徐向前的哥哥徐受谦在阎锡山部下工作，认识一个姓郭的军官，这位军官出面为徐向前保荐前去应考。

在去上海考试的火车上，他们五台的四位老乡赵荣忠、白龙亭、孔昭林。聚首在一起。但说起来此时这三位当时都比徐向前更牛X，首先年龄更大一点，其次专业素养都比他高。这三位都毕业于山西陆军学兵团，受过专业的军事训练，而且在当时还有一定的军职。重要的是保荐人级别也高。这三位的保荐人叫王用宾，当时刚刚出席过国民党一大回来。同时，他们三人的履历都比他丰富。赵荣忠，曾任山西陆军学兵团班长副排长，白龙亭山西陆军学兵团毕业后，曾任五台第二、三区“保卫团”总教练。孔昭林山西陆军学兵团毕业后，分发本省陆军步兵第七团任见习官。后又入山西陆军斌业学校，任第一队班长。

但这些都不算什么，四人的关系并不会因为这些而生裂痕，因为他们之间实在是太亲了，亲如兄弟。年龄相差无几，都生自贫苦农民家庭，都满怀报国热情，而且都是本乡本土甚至本村老乡的，又是小学时期的同学。考试非常顺利，四个人全部录取，接着招生委员会给他们每人发了十来块钱的路费，要他们去广州参加复试。他们从上海乘火轮去了广州，复试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进行，经过严格的体检与考试。正式发榜那天，四个人都全部录取，他们像中举一般的高兴，随后，他们四人踏上广州郊外的黄埔岛，徐向前、白龙亭和赵荣忠三人被编入黄埔军校第一队，而孔昭林被编入第四队。

在黄埔求学期间，那时的军事课主要是典范论和四大教程。其中有步兵操典、射击规范、野外勤务以及战术学、兵器学、筑城学、地形学，另外还有军事史、交通学、实地测图。四个同乡凭着满腔革命热情，生活非常严格紧张，从早上5时半天不亮就起床，穿衣服，打绑腿，紧急集合三分钟，出操回来赶紧跑厕所，吃饭限定十分钟，接着上课，课后又出操，晚上是自习，一直到晚上9时半睡觉。

从小从农村出来吃过苦，受过累的他们四个人，从早上起床开始，参加摸爬滚打的艰苦训练，没有任何特殊。早上军号一响，马上起床、穿衣、梳洗，10分钟收拾完毕，然后进行操练，列队、射击、野营、军事演习等样样都磨练，不论是政治理论，还是军事技术，都有很大的提高。特别是射击课上，由于他们都曾经练习基础，每次都是弹无虚发，打的成绩都是非常的优秀。

虽然那时的黄埔军校可以说是速成班，但他们进步神速，很快就走上了实操阶段，1924年9月上旬，徐向前和白龙亭随黄埔军校第一队，作为孙中山的卫队前往韶关，担任放哨、警戒任务。接着，广州发生了商团叛乱时，徐向前和白龙亭奉命回师参加平叛作战。尤其让人欣慰的是，黄埔军校毕业分配时，令他们十分骄傲的是，他们四个人都因思想领先，作战勇敢，成绩优秀，全部留校工作。赵荣忠先后任第二教导团排长，入伍生队区队副，白龙亭、孔昭林先后任分队长，徐向前在第三期入伍生第一营第三队，先后担任副排长、排长。1925年2月，这四位老乡一起参加东征陈炯明的作战，同样都立下战功。

四个人在广州黄埔军校同甘共苦一年后的1925年8月，羊城广州热浪滚滚，满头大汗的徐向前和孔昭林、白龙亭三登上北行的列车，一年前，几位小伙伴乘坐轮船破浪而来，如今坐火车绝尘而去，心理上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们的目的地是河南安阳。原来，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他们四人商量要回北方发展，一来适应不了南方潮湿酷热、蚊虫叮咬的气候，颇有些水土不服，二来觉得北方更适合自己。

便尝试向军校打了个报告，出乎意料的是，时任校长的老蒋满口答应，还亲自接见了他们，并“语重心长”地勉励道：你们几位同学申请去北方，我是赞成的，现在就派你们去河南的国民二军，你们带着黄埔的精神去，可以推动国民革命嘛！还望你们多推荐有志青年来我黄埔学习。后来他们才知道，一年后，老蒋如意算盘是让他们去掺沙子。不过，另一位五台同学赵荣忠就没有北返的念头，他仕途得意，在黄埔学生军混得风生水起，已经是副连长了。便留下来当他的军官了。

此时徐向前、白龙亭和孔昭林三位黄埔一期毕业生，来到驻扎在河南安阳国民第二军工作。国民二军原是西北军，属冯玉祥系，后反对北洋政府后，改成国民二军，这个军的军长名叫岳维峻，此人志大才疏，导致部队内部派系林立、腐败不堪，靠各显“神通”捞外快；贪污、吃空饷、抢老百姓、糟蹋妇女的现象比比皆是，与黄埔学生军的革命精神，不可同日而语。加之旧军阀视军队为命根子，军权完全在他们几个亲信手中。

由于部队扩张很快，他们三人都先后担任了职务，白龙亭具体职务是参谋、连长、营附、大队长等职，孔昭林任教官、连长、营附、旅教导队长等职，徐向前是教导营教官，旅司令部参谋、第二团团副等职。虽然他们是有职无权的岗位，等于吃闲饭的，干不干没人管。但总算是成了中级干部，不过，由于部队的纪律松懈，战斗力非常弱，士无斗志，无人指挥，在广灵、灵丘、原平等地遭到对手追击，部队四散溃逃，最后几乎全军覆没。他们三个人只好回到五台老家。

就在徐向前、白龙亭和孔昭林三位黄埔同学回到老家的那些日子里，一个更不幸的噩耗传来，他们最要好的同乡和黄埔一期同学赵荣忠，因留在黄埔军校，先后担任北伐军第一军第二师团党表、第六军第十五师第一团代理团长、上校团长时，当时这支部队的军长是程潜，北伐时吴佩孚主力溃败后，北伐军继续肃清湖北境内军阀势力，其第十五师在此战中承担攻坚任务，赵荣忠作为黄埔军校培养的军官，率部向江西进军过程中在湖北黄石三圣公遇敌残部袭击牺牲，国民政府追赠其为陆军少将。

4名毕业黄埔一期同乡短短几年便有一名离去，留下的3人心情格外沉重，回到老家的3人相聚时抱着痛哭，想当年，4人一同去上海考试的时候，当年何等的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如今却阴阳两隔，茫茫不能相见，起点又回到了原点。然而，死者已去，活着的还要继续活下去。徐向前找到白龙亭和孔昭林两人商议再找出路，以图东山再起。可另外两位，经全军覆没、战友牺牲等一系列的打击，却有些意兴阑珊，心灰意懒，面露难色道：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朝难，我们累了，不想离乡远游了。不愿意跟着徐向前外出闯荡。

人各有志，不可强求，于是，徐向前借了些盘缠挥手和两位同乡兼同学道别，就独自一人踏上前途未卜的旅程。自此，他们便正式分道扬镳，各奔东西了，他们的人生发生了重大转折。先说徐向前离开家乡后，先后辗转至北京、天津、上海、武汉等地，先去湖南学兵团当指导员，不久又被分配到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一队任少校队长，这期间他加入了先进组织，先后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兼第四军军长、八路军一二九师副师长、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司令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总参谋长，1955年授予开国元帅，后担任许多重要高级职务，在这里按下不表，单一说说白龙亭和孔昭林二位黄埔同学的结局。

徐向前离开老家之后投身革命的滚滚洪流之中，虽然期间死者甚众，但他不忘初心，依然坚持，直到隆冬，犹在大江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白龙亭、孔昭林这两位同样毕业于黄埔一期，还参加过一些战争的同学，在老家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自觉“终非池中物”，不久也就相继“重出江湖”了，区别的是走了条与徐向前完全不同的道路。

白龙亭一直是追随西北军，其军事生涯与陕西地方武装力量及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系统密切相关，先后任陕西省保安团团长，第二独立混成旅副旅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当时，中国军队大部撤离冀察两省，但是，在冀中、冀南地区，依然有不少军队残留在此，其中，既有像石友三的六十九军这样的正规部队，也有大大小小的民团（村镇百姓自卫武装）武装，部队总数有数万人，虽然战斗力差一些，但毕竟数量可观，对日军也是有一定的威胁。

鉴于这些散的部队无组织，无系统下，对日军展开游击战，属于零敲碎打，当局意识到地方武装的重要性，于是，成立冀察战区第五游击挺进纵队，统辖河北、察哈尔两地的游击队，任命白龙亭为挺进纵队少将司令，他领导的这支部队，曾经或多或少给予日军一定的杀伤，但出击次数还是不够频繁，战术死板，经常死守县城，打阵地战，而且，这些部队之间也有不少问题，比较突出的是与当时的八路军部队搞摩擦，为此与我军结下梁子，更为严重的是这支部队内部相互之间也是常有冲突，勾心斗角，官兵素质较差，思想工作不到位，导致一败就乱，一撤就散，一围就降，在不到三四年的时间里，就丢掉了冀中、冀南的大部地区，余部撤到太行山区等地，后因内外交困，最终覆灭。身为少将司令的白龙亭自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也有后续结局埋下伏笔。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白龙亭只挂了个省议员的虚衔，并没有具体官职，没有直接参与到内战之中，可以算是赋闲在家，况且自己的同乡同学和曾经的战友徐向前，已经是我军的高级指挥人员，因此他也没有逃离家乡的想法，便留在家乡迎接解放。然而，接下来的“镇反”运动中他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分子，成为重点打击对象最后被镇压，时年51岁。

孔昭林出山之后，他近水楼台选择追随五台老乡阎锡山，先后任第三集团军第五混成旅参谋长、副旅长，不过此时他没有受到阎锡山的重用。随即又投靠黄埔同队同学胡宗南，担任战时干部工作训练团第四团（即战干四团）教育处高级军事教官，历授少将、中将军衔，抗日战争时期中曾参加指挥过安徽蚌埠战役。

这个战干四团可不是一般的组织，比如战干一、二、三、四团团长全部是老蒋，一团的副团长是陈诚，二团的副团长白崇禧，三团的副团长顾祝同，四团的副团长胡宗南，其中战干四团编制庞大，人员众多，居四个团之首。最多时全团官佐、士兵、学员生，连同附属单位如面粉厂、织布厂、印刷厂、农业基地、供销社、小学及驻外人员等，将近万人。单说那时战干团团歌《三千条年轻的好汉》：“战干，战干，三千条年轻的好汉。斗大的头颅，柱粗的臂膊，壮气若层云之卷舒，热血似江流之浩瀚。挺起胸，竖起肩，挑起时代的重担。为抵抗日本魔鬼的侵略而战，为建设自由平等的中国而干。卷起革命的风暴，掀起救亡的巨浪。洗清旧中国的污脏，算清旧时代的血账。战战！干干！三千条年轻的好汉。”

当时从战干团毕业的学员生，包括调训、轮训学员，先后约四万人，占四个团毕业总人数的一半左右。当时被称为黄埔第二力量。甚至一些高层人员称：北伐靠黄埔，抗战靠战干团。这句话在战干团师生中广为流传，引以为荣。追随胡宗南成为战干四团教育处高级军事教官的孔昭林自是格外卖力，那时老蒋曾企图利用孔昭林对徐向前策反，亲自召见授意，后因形势变化未能成行。要说孔昭林的真正历史罪行，就是战干四团负责军官培训，间接涉及与我军的作战体系，可谓是我军的敌对势力。

不过，到了解放战争期间，孔昭林并没有拿起枪与我军作对，依旧是在军官总队负责教育之类的闲职，同时兼在石家庄做生意，1947年石家庄解放后，按流散旧军官被华北军区强行集中整训，那时徐向前还劝说他趁早起义，加入到人民的怀抱，不过他是率领全家回到老家，孔昭林回到老家后解甲归田，不问世事，专心务农。不过，合该有事的是，有一次上级领导来村里检查工作，由于孔昭林是村里为数不多的文化人，字又写得好，村里的领导叫他在墙上书写标语进行宣传，谁知他把“抗美援朝”写成“抗朝援美”。

要知道，那个年代写这种标语不是小事，叫做反动标语，写这种标语的人叫现行反革命，必须老老实实认罪。有人提醒孔昭林你这字写反了，应该把朝美二个字调换过来，那知道他竟然他梗着脖子喊：“没写错，我就要这么写！”恰恰是“镇反”时。孔昭林算是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数罪并罚，最后被镇压，时年50岁。村里人说，本来孔昭林那种负责教育的旧军官并不属于“罪大恶极”，不会受到如此严肃的制裁，无奈他自寻烦恼写出如此标语，其结局的确令人一声叹息。

4名毕业黄埔一期同乡、同学、战友，曾经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经过深造，在各自的天地里打拼，都成了叱咤风云的将军，然而，半个甲子之后，结局会是如此的迥然不同。如今，在他们的家乡五台东冶，矗立着一座大型“徐向前元帅纪念馆”，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们来这里参观，缅怀先烈。但很少有人关注在这一条辉煌路上，他们曾经热血伙伴同路人，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留给后人只是无穷的遐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