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能源转型的浪潮中，中国水电以“基建狂魔”的姿态持续领跑。

截至2025年，中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亿千瓦，占全球总量的近30%，稳居世界第一。

然而，这一成就却引发了美国工程师的质疑：“大坝会破坏生态，美国正在拆坝，中国为何逆势而上？”

事情真的是这样吗？

中国水电的逆袭

1912年5月28日，云南螳螂川畔的石龙坝水电站发出第一束电流，昏黄的灯光穿透了昆明城的夜幕。

这座由爱国商人集资50万银元建成的电站，装机仅480千瓦，却用1478米引水渠和15米落差，结束了中国“有江无电”的历史。

新中国成立时，全国水电装机仅36万千瓦，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多数农村还在靠煤油灯照明。

1957年，新安江水电站在浙江淳安破土动工，上万名建设者用扁担和箩筐，在崇山峻岭间凿出了新中国第一座自主设计、自主施工的大型水电站。

杭州建德新安江水电站

85.5万千瓦的装机容量，18.6亿千瓦时的年发电量，不仅点亮了江浙沪的工厂和家庭，更培养出中国第一代水电工程师。

正是在这座电站，工程师们首次攻克了高泥沙河流的坝体防淤技术，为后来的三峡工程积累了关键经验。

1988年，长江三峡出口处的葛洲坝水电站竣工，271万千瓦的总装机容量接近当时全国水电总量的三分之一。

当截流戗堤成功合龙时，香港《南华早报》惊叹：“这项工程与美国将宇航员送上月球一样伟大。”

而真正的奇迹还在后面，2003年，三峡水电站首批机组发电，2250万千瓦的总装机容量让世界侧目。

它的防洪库容达221.5亿立方米，让荆江河段的防洪标准从“十年一遇”跃升至“百年一遇”，仅2020年就拦截洪水160亿立方米，避免了中下游数千万人的转移。

更令人瞩目的是白鹤滩水电站的崛起。2021年首批机组发电时，16台单机容量100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直接刷新了世界纪录。

这些由上万个零件组成的“巨无霸”，转动时噪音仅相当于正常交谈，效率却高达96.7%。

截至2025年6月，白鹤滩累计发电突破1960亿千瓦时，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6亿吨，足够为3亿户家庭供电一年。

它与乌东德、溪洛渡、向家坝水电站串联成的长江清洁能源走廊，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亿吨，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能源矩阵”。

美国环保外衣下的经济账

当中国水电一路高歌猛进时，美国却在掀起一场“拆坝运动”。数据显示，2010至2025年间，美国拆除的水坝超过2000座，平均每3天就有一座消失。

最具代表性的是华盛顿州的埃尔瓦河大坝，这座1913年建成的老坝，因年发电量不足1兆瓦（仅够支撑一家中型工厂），维护成本却逐年攀升，最终在2011至2014年间被彻底拆除。

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拆除费用高达6800万美元，足够新建两座中型风电场，这背后的经济账不言而喻。

美国大坝安全协会2017年的报告揭开了真相：全美现存的8.4万座大坝中，1.55万座存在“高风险”隐患，整体安全评级仅为D级。

超过四分之一的大坝使用年限已超50年，不少还是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经济刺激产物”。

胡佛大坝1936年建成时曾是“世界奇迹”，但如今坝体混凝土已出现500多处裂缝，每年维护费用超2000万美元。

更棘手的是，修复全国老化大坝需要投入760亿美元，这相当于美国年度军费的1/50，在财政紧缩的背景下，“拆坝止损”成了无奈选择。

有趣的是，美国历史上也曾有过“水电狂热期”。

上世纪30至60年代，为拉动经济，他们在科罗拉多河、哥伦比亚河上密集建坝，胡佛大坝、大古力大坝都是那时的产物。

但当时环保意识淡薄，埃尔瓦河大坝连基本的鱼道都没设计，直接导致流域内三文鱼数量锐减99.7%，直到拆除后十年，鱼群才慢慢回归。

这种“先破坏后治理”的模式，如今却被包装成“环保典范”，用来指责中国，难免显得讽刺。

中国方案

面对“破坏生态”的质疑，中国的回应藏在一个个具体的工程细节里。

在三峡水库，工程师们专门设计了“鱼道+升鱼机+人工繁殖”的组合方案：3条宽6米的鱼道供小型鱼类洄游，2台升鱼机单次可运送500尾大鱼过坝，岸边的增殖站每年放流中华鲟、胭脂鱼等珍稀鱼类超600万尾。

2023年监测显示，长江刀鱼等濒危物种的产卵场已恢复至大坝建成前的80%。

更关键的是“生态调度”机制的创新，每年5至6月，三峡水库会模拟自然汛期，将下泄流量从每秒8000立方米提升至1.2万立方米，制造“人造洪峰”诱导四大家鱼产卵。

这项技术让长江中游的鱼类产卵量较调度前增长40%，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生态保护最佳实践”。

在金沙江上的苏洼龙水电站，工程师甚至为鱼类装了“专属电梯”，通过水流牵引和机械传送，让无法跃过大坝的鱼类“坐电梯”到上游繁殖，2022年监测到的洄游种群恢复率高达72%。

中国水电的脚步早已走向世界，2024年8月，柬埔寨德崇扶南运河破土动工。

这条由中国交建承建的180公里运河，不仅能让湄公河与洞里萨湖的航运时间缩短一半，还能灌溉7000公顷农田，带动沿线1.2万人就业。

当地农民占塔说：“运河修通后，我的稻谷能提前三天运到首都，每公斤能多卖200瑞尔（约合0.3元人民币）。”

在尼日利亚卡因吉水电站，中国电建的工程师们用反向建模技术，将服役50年的9号机组修复一新，新增发电能力220兆瓦。

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工地旁建了“技术培训中心”，300多名尼日利亚工人在这里学会了水轮机检修、大坝监测等技能。

卡因吉水电站内的水电机组

项目负责人奥巴桑乔说：“中国朋友不仅带来了设备，更带来了让电站‘活’下去的技术。”

这种“授人以渔”的合作模式，与西方的“环保霸权”形成鲜明对比。

尼日利亚卡因吉水电站

上世纪50年代，美国因苏联参与埃及阿斯旺大坝建设，便通过学术机构发布反坝报告，将水电污名化。

如今，当中国在巴基斯坦卡洛特水电站输出全流程技术标准时，美国却在默许沙特扩建燃煤电站。

这种双重标准，暴露了“环保牌”背后的政治算计。

联合国《2025年可再生能源报告》指出，水电占全球可再生电力的16%，是实现净零排放的关键支撑。

中国的实践证明，“开发与保护”并非对立选项，因为中国水电占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的60%，而美国因拆坝导致水电占比从1960年的12%降至不足7%，不得不依赖页岩气填补能源缺口。

结语

从石龙坝的煤油灯到白鹤滩的智能机组，中国水电用百年时间走完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路。

美国工程师或许没看清，中国大力发展水电，不是“不知危害”，而是深知“发展与保护”可以平衡；不是“逆势而上”，而是踩着自身国情的节奏稳步前行。

正如1927年德国记者在《西门子》杂志上对石龙坝的预言：再过一百年，中国将是水电大国。

这个预言早已成真，而中国水电的下一个百年，必将继续书写属于人类的绿色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