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苏东坡：好心态，能把流放过成旅游

一

被贬黄州：在泥泞里种出诗意的花

元丰三年（1080年），44岁的苏轼戴着“罪臣”的枷锁抵达黄州。

彼时，他因“乌台诗案”险些丧命，从名满天下的文坛领袖沦为薪俸微薄的团练副使。初到黄州，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官场失意、经济困顿、疾病缠身，命运似乎要将这位天才逼入绝境。

但苏轼选择了另一条路—— 在废墟上重建生活。

他脱下长衫，扛起锄头，向官府借得城东五十亩荒地，弯腰捡瓦砾、除杂草，自称“东坡居士”。他在《东坡八首》中自嘲：“我昔在田间，寒庖有珍烹。丰年无疾苦，常得醉如酲。” 躬耕的辛劳化作对土地的深情，连雨后蛙鸣都成了“鼓吹”之乐。

黄州的山水接纳了这位落魄文人。

他泛舟赤壁，写下“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的宇宙之思；夜游承天寺，留下“庭下如积水空明”的澄澈意境。最令人动容的，是沙湖道中那场意外的大雨。同行者狼狈躲藏时，他拄竹杖、踏芒鞋，在风雨中长啸：“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这场雨淋湿了他的衣衫，却洗净了精神的桎梏。

黄州四年，苏轼完成了从“士大夫”到“生活家”的蜕变。

他研究出“慢著火，少著水”的东坡肉，发明“价贱如泥土”的廉价药方，甚至为溺婴陋习奔走呼号。当后人惊叹《念奴娇·赤壁怀古》的豪迈时，却常忽略：这气吞山河的词句，出自一个连温饱都成问题的贬官之手。

二

流放惠州：瘴疠之地的烟火人间

绍圣元年（1094年），58岁的苏轼再遭贬谪。

新党将他流放至“蛮貊之邦，瘴疠之地”的惠州。岭南湿热，毒虫横行，他却写信给弟弟苏辙：“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旁人眼中的苦寒，被他尝出了清甜。

在惠州，苏轼活成了“岭南发现者”。

他推广水碓磨坊，教百姓用竹筒引泉入城；见当地人“不事农亩”，便引进中原农耕技术；甚至为推广插秧船写下《秧马歌》，将农具改良变成诗歌。连朝云墓前的六如亭，也被他题上“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的禅语，让死亡与哲思在瘴烟中对话。

最动人的，是他对日常生活的极致热爱。

他发明“烤羊脊骨”，戏称“食之甚美，如食蟹鳌”；发现罗浮山下“四时春”，便在山间建“思无邪斋”；甚至与卖酒老妪结为知己，写下“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在他人避之不及的瘴疠之地，他活出了诗意栖居的范本。

三

儋州绝境：天涯海角的文明火种

绍圣四年（1097年），花甲之年的苏轼渡海赴儋州。

宋代贬官至海南者鲜有生还，他却笑称“兹游奇绝冠平生”。登岛时仅带一副棺木，却在槟榔树下办学堂、挖水井、研医术。三年间，他将蛮荒海岛变成了“弦歌四起”的文明之地。

在儋州，苏轼完成了文化拓荒者的使命。

他写下《琼州惠通泉记》，为无名清泉赋予历史记忆；指导黎族学子姜唐佐考中举人，打破海南“科举无人”的魔咒；更将中原典籍与黎族文化交融，完成《易传》《书传》《论语说》三部学术著作。离岛北归时，他摸着书稿感叹：“抚视《易》《书》《论语》三书，即觉此生不虚过。”

连最微小的苦难，都被他酿成幽默。

缺墨时以松烟自制“东坡墨”，无肉时烹煮苍耳为羹。某日醉酒归家，路遇黎族老翁笑他“富贵一场梦”，他欣然应和：“符老风流可奈何，朱颜减尽鬓丝多。” 在天涯海角的绝境里，他让文明的星火照亮了蒙昧。

四

逆旅人生：千年不灭的精神灯塔

回望苏轼的三次流放，恰似一场长达二十年的“精神壮游”。

黄州教会他在苦难中自洽，惠州赋予他化俗为雅的智慧，儋州则让他完成从文人到哲人的蜕变。当他在金山寺写下“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时，早已将政治失意转化为生命境界的升华。

这种将流放视为旅游的智慧，藏着三重启示：

其一，破除二元对立的认知牢笼。苏轼从不将顺逆、贵贱、得失看作对立面。在儋州，他悟出“胜固欣然，败亦可喜”的辩证法；在惠州，他从“岭南万户皆春色”中看到地域偏见的虚妄。

其二，践行“此心安处是吾乡”的存在哲学。无论是黄州的东坡雪堂，还是儋州的槟榔庵，他总能在漂泊中建构精神家园。正如《定风波》所写：“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其三，以入世情怀超越个体苦难。他从未因自身遭遇放弃济世理想，在杭州疏浚西湖，在密州收养弃婴，在徐州抗洪筑堤。即便贬至蛮荒，仍坚持“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的在地情怀。

五

当代回响：我们为何需要苏东坡？

今天，当我们在故宫《石渠宝笈》展前排队八小时只为看《定风波》真迹，当海南瑶城古村用沉浸式戏剧重现东坡故事，当中华书局推出“苏东坡数字人”为诗词大会出题，这场跨越千年的文化共振，揭示着一个真相：苏轼早已超越文人符号，成为治愈现代焦虑的精神药方。

在竞争内卷的职场，他的“一蓑烟雨任平生”教会我们举重若轻；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他的“人间有味是清欢”提醒我们回归本真；

在价值迷茫的当下，他的“浩然天地间，唯我独也正”赋予我们道德定力。

当我们重读苏轼，本质上是在寻找一种可能性：

如何将人生的“流放地”变成“桃花源”？

答案或许藏在他写给友人的信里：“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生死之际。”

结语：万里归来颜愈少

公元1101年，苏轼病逝于常州。

临终前，他留下人生最后的诗篇：“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这看似自嘲的总结，实则是超越时空的生命宣言——真正的自由，从不在庙堂之高，而在心灵的广袤原野。

千年后的我们，或许不必遭遇贬谪之苦，但每个人都走在各自的“流放之路”上：

或是职场困局中的迷茫，或是疫情时代的无常，或是理想与现实的撕裂。

而苏轼用一生证明：当我们以旅人的心境面对逆境，所有的荒原都能开出花来。

正如他在《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中所写：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这“游”字，何尝不是对生命最通透的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