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参加红卫兵

第二章 ：参加红卫兵
    1966年，我七岁。神州大地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迅速蔓延全国。一直到1976年10月6日在华国锋同志的英明领导之下，果断地逮捕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粉粹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后才宣告结束。我珍贵的黄金十年，风华正茂的少年时代就这样伴随着一场文化大革命而告结束。1978年夏，在高中毕业礼后，我在日记里写着；“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浩劫，让我一事无成。文不成，武不就。毕业之时就是我们失业之日，前路茫茫，不知何去何从。。。”

    以我的年龄，还不够资格当一名红卫兵，但是，我真的当了红卫兵。1966年某日，当我斜背着蓝色的小书包，蹦蹦跳跳地赶到位于埔边的紫阳小学学校门口。突然，听到一件天大的喜讯，顿时，精神百倍；因为同班的同学们告诉我，从今天起，我们不用再上学了！“是真的吗？”我有点不相信，（当时，在我心目中最高兴的事莫过于不用上学整天玩。）但六年级的学哥学姐们都这么说。他们告诉我“现在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全中国的学生都不用上课了！”我还是有点不太相信。跑回教室里一看，确实没多少人，都在议论纷纷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事。离开教室后一路走，一路在想文化大革命是什么东西？为什么学生都不用上课？来到了学校的操场，正在迟疑的时候，突然，听到学哥们怒吼：“走！咱们造反去！去批斗反革命分子！。。。”还说以前谁欺负你，你都可以批斗他，包括老师。我心里想；首先把那该死的班主任给批了，老是在我妈面前告状，害到我三天两头要吃妈妈的藤条。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一转身看到班主任正骑着自行车从学校侧门出来。小兄弟们！上！五六个小同学一起上，死命地拉着自行车的后架子，还真把他给拉停下来了。然后，责问他，以前对我们那么凶对不对？他说：“是我不对！以后再也不会那么凶对你们了，回去后会好好检讨自己，自我批评，希望你们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看在认错的态度端正，几个小朋友商量了一下；也找不到更好的理由责问他，也就放他走了。（后来，1967年3月国务院下了通知；所有中小学师生停止外出串联，一律返校，一边上课，一边闹革命。复课后一直都没有再见到他，后来，换了另一位老师当我们的班主任。）

    放走了班主任我们也各有各回家了，在回家的途中遇到了另一位学哥是邻居的陈明霞（陈神助之长子；陈神助当时是苏内大队的干部）把我给叫住了，问我想不想加入红卫兵，“想！”他就带我到总部，发了一个红袖章给我。前面中间上方印着正楷字；毛泽东思想，（是红卫兵的番号；有的叫“红色”、有的叫“八二九”很多叫法。）中间印着毛泽东书体“红卫兵”三个大字，后面印着02。问陈明霞02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是副部长。（当然，他自己就是01号的正部长；因为他是干部之子。）我问他；“副部长有多大呀？”他说很大很大，除了正部长最大，再下来就是副部长了。（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他们的队伍里缺少了一位很会唱歌又会指挥唱歌的人。因此，才哄我去当了个副部长，本来，一个七、八岁的小孩顶多也就算是个红小兵。（1967年废除少先队改为红小兵）他告诉我第二天早上八点在总部集合。接着，我就高高兴兴地回家了，把学校里通知即日起不用上课并叫我们要踊跃参加组织活动的事情告诉了妈妈，当然，不敢告诉她欺负班主任的事。虽然不用上学，但仍然天天都要参加活动，天天指挥，领唱革命歌曲，“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预 。备。 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应该是当时唱得最多的革命歌曲之一，从那时起，除了回家吃饭、睡觉。几乎从早到晚都要呆在总部里，随时候命。干啥呀？一但接到上级的最高指示那就得马上列队，军事化行动，身穿绿色军装、带绿色军帽，脚穿绿色军布鞋，左手臂戴着红卫兵袖章、左前胸戴着毛主席像章，口袋里带着毛主席语录（称为红宝书）全副武装（在当时是最潮的打扮）学习解放军作风。集合要做到紧（快的意思）、静（安静，不能窃窃私语）、齐（整齐有序）点名，报数要声音洪亮。然后，高唱革命歌曲，一路游行一路唱歌或是敲锣打鼓、或是手执红宝书（毛主席语录）高呼革命口号！有些人手举红旗、有些人手拿红缨枪。（类似受阅部队）天天如此、一切行动听指挥！口号喊得最多的就是“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最高指示，毛主席说。。。！”“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打到刘少奇！”“炮打XXX”“炮打司令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一年大事回顾：

    1966年3月28-30日，毛泽东在上海三次同康生、江青等人谈话，严厉指责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他说：“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市委；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说吴晗、翦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指彭真）；并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担任写稿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毛泽东还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说各地应多出一些孙悟空，大闹天宫。毛泽东的这一谈话，预示着“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日益迫近。

    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一是前言，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提出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党委会。这是为了开展文化大革命采取组织措施；二是列举《二月提纲》10条罪状，逐条批判，提出一套“左”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三是结语，要求各级党委立即停止执行《二月提纲》，夺取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号召向党、政、军、文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猛烈开火。著名的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开始，文革纪念日也是以这个日子而定的。

    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7人在康生授意下写大字报攻击北京市委和北大党委。毛泽东称它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并批准于6月1日向全国广播。

    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等，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这个小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8月底，由江青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

    5月31日，经毛泽东批准，陈伯达率领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夺权，“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群众起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同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的诬陷、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一张大字报，经毛泽东批准，向全国广播。6月4日，《人民日报》公布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同时发表北京新市委决定，改组北京大学党委，派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在这些事件的影响下，各地青年学生首先响应号召，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发生了许多混乱现象

    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决定“从今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并指出：“高等学校选拔新生，必须坚持政治第一的原则”，“贯彻执行党的阶级路线”。这两项通知由于“停课闹革命”，当时并没有得到执行。

    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对他们写的“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表示热烈的支持”，并说：“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同时，毛泽东要求他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从此，红卫兵运动遍及全国。１８日，毛泽东等在天安门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红卫兵在林彪、江青等的煽动下，以破“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为名，盲目地焚烧古典著作，捣毁文物字画，破坏名胜古迹。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随即开始全国性的大串连。到１１月下旬，毛泽东先后八次在北京接见了一千一百多万师生和红卫兵。红卫兵在全国到处鼓动“造反”，揪斗所谓“走资派”，搞乱了地方各级党委。

    8月5日，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12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其中规定：“八小时工作以外的时间，除了每周一次讨论生产问题外，都由群众自己商量安排，进行文化大革命。”“工人群众在文化革命中有建立革命组织的权利。”工人群众和工人群众组织之间，“可以在业余时间，在本市革命串连，交流文化革命经验。”“学生可以有计划地到厂矿，在工人业余时间进行革命串连……工人也可以派代表到本市学校进行革命串连。”这个文件的下达，使“文化大革命”正式扩及全国工交财贸各部门的基层单位。

    12月30日，在张春桥支持下，王洪文等在上海制造了有十多万人参加的武斗流血事件（即围攻市委所在地康平路的事件）。事后，张春桥毫不掩饰地说：“我们打电话叫造反派赶快参加战斗。这次较量是个转折点。这一仗一打，市委瘫痪了，垮了。讲话没有人听了”。“康平路事件”是全国大规模武斗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