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三八节”

本来今儿人家没出题，我老人家也就没什么可说的，而且人家也嫌我老人家快语，呵呵。不过在网上瞧到一两篇文章，觉得还是可以说说。

 

第一篇与今儿的题目其实无关，是对一作家的采访，觉得此人有两点说的很是，第一是关于“垃圾”的理解，那就是越是“垃圾”，越得穿插或借用文明社会的普世原则，只不过得巧妙地运用，而不能让其流于说教，更不能让其变成对主流价值观的反动。因为那正是大众接触最多，耳濡目染的东西，很容易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当然文化人说话比较含蓄，决不能如凡凡之猫让人家觉得“口臭”，呵呵。

 

第二，他提到了“文革”是我们讳莫如深的文化之痛，这个说法很是。但是表达这一主题需要相当的功力，既要人家爱看，又要放在历史环境中去考虑问题，因为我们面对的文化所承载的思维方式一直都是教导式，而不是启发式。很多关联想象是很难从事件本身的根源去辨别的，一般大体是瞄一眼表象即联系起某种情绪。而很多事件的产生并非如此，而青萍之末是最难表述，也最容易忽视的东西。它却又是真相合理解释之所必须，这才是困难之所在。我老人家最同意梅森的一句话，那就是真相就是对事实最符合人性的解释。但人性这玩意在非常久远的历史中，向为我们的文化所忌，并不止于“文革”，至少能追述到大宋朝。

 

文化的东西，你不正视它，并不代表它不存在，只能说地表水潜入地下，而成为阴河，所以那是无论如何也回避不了的玩意。而且因为不在桌面上，你更难知道它的形态。思维方式的改变，只能依赖于教育方式的变革，并无捷径。所以文化人的自律，并不在于为尊者讳，而在于他对当前文化承载力的理解，对文明进步与现状的理解。

 

当然，猫固凡品，强说文化，只因为文化人不肯说。猫想说的是另一篇文章，一个长者的文章，当然里面有他老人家对历史的理解，以及对“女权”——他老人家称之为“母爱”——的理解。关于“女人当家”。

 

若说他老人家的观点近似于方鸿渐，那当真是不恭，因为他老人家有立足于历史的眼光，不象方鸿渐，按唐晓芙的说法不知道是调侃政治，还是嘲笑女人。因为我们的历史上无论是宣太后、吕太后、萧太后、武后、慈禧太后，还是邓太后、高太后，无论她们“贞洁”与否，她们处理问题的方法无一不是按男权社会的思维方式进行的，并不只是直觉。

 

其实你撇开历史，比较一下《金瓶梅》和《红楼梦》你就能知道那是为什么。人类的生存与社会发展是离不开生产力的发展这一过程，文化的产生必也与之相适应。在宋儒以前的相当长的历史之中，我们的文化人——也可以称为识人——就一直坚信人欲（说白了就是人性的东西）是不能根除的，以恰当的轨道——也就是符合社会发展的东西——使它正常释放才是最合适的治世途径。并不是绝人欲以成其道德，即便是李老君的《道德经》所言的清心寡欲，也不是无欲，而是不人为地激发那种欲望。

 

而社会进步大体是生产力能使某种欲望成为可能，便促使社会形态的改变。——刚才做饭去了，今天的葱油饼做得糟糕之极，第一油不行，坚果油不适合煎炸，想试试，结果是凡是违反科学规律的玩意，注定失败，呵呵；第二忘了应该用烫而，当然想省事，也没用揉面机，很多事是省不掉的，越省越麻烦。，比如这实验也是如此，我老人家想不呆这箱子里都不行。还是西点比较方便，有家伙、按程序也就是了。我老人家还得睡觉，小细脖梗你也不必值班了，就算挂空间里，也没人去瞧，或没人能瞧，你怕什么碍语？

 

无论是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转变，还是阶级社会的生产，以及代民权运动的扩张，都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这一看法我老人家不会因为意识形态的东西而改变。其实翻开《世界文明史》就能清晰地看到这一点。它其实就是利益的分配问题，前题是在那种生产力的状态下，那个阶层所呈现的生存空间是不是适宜的问题，任何人为强制的超越，都只有被潜一途。

 

说白了在原始社会就是谁所产生的“效益”能使人类生存状态稳定，适合于这个物种延续，谁就占主导地位。至于族群之间的战争，在那个环境所不能负载更多的生命时，仍不可能避免。慢说西王母当初的形象并是雍容一老妇，而是虎头豹尾之女战神；便是后来依然没“进化”到阶级社会的印第安人所残存的部分母系氏族，对于生存空间的需求也不能只是吐吐口水，抓抓头发那么简单。它与“母性”无关，倒当真与DNA的延续有关。

 

而阶级社会正是出于这种生存空间的争夺，以及族群生存的考量。而近代文明史的多次“革命”更是与生产力进步而产生的新的阶层需要固化自身利益的需求密不可分。“女权运动”妇女权益觉醒的标志，是拉娜的出走，而其先决条件其实不外是她已能获得独立的生存的途径。

 

如果有人要问在封建社会中个体劳动也能生存，但是他其实不能保证自己的利益不被劫掠，他必须依附于某一“集团”——即国家——的保护，即便不能获得利益的全部，但其实基本符合那个族群的整体利益，如若不然，结果就是王朝更替。

 

而那一个性别成为社会的主导，不在于意识形态，而在于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中是否能占有主导地位。由于生产力在科学发展的推动下，处于不断进化的状态，尽管有时也可能因为科技发展不能满足人类族群的扩张需要，那就将导致战争，战争不过是生存竞争最残酷的一种方式。

 

正是现代科技发展使体力劳动在生产方式中的比例日益下降，人类的延续成本的自然因素所占的比例也不断下降的情况下，才使男女平权能成为现实的存在。但是任何一个阶层或群体的诉求超出其在生产关系中所占的比例太多，都必将导致新的社会问题。比如美国的同居生活，它的法律不保护那种共同生活利益，但保障人类延续所必须。事实婚姻——我老人家不知道那个家国是怎么界定的，如果是以教堂婚礼而不是婚姻登记为依据，它也要有所凭。如果全部纳入法律之中，那么这种关系，就不再存在自由的上限问题。

 

两性关系的利益纠葛成本，必须考虑人类延续之必须，不然必将导致新的人口问题。至于谁在利益分配之中占主导地位，其实也在于那一种情况更适合社会发展与人类延续。如果超出其平衡点，就可能出现日本社会——确切地讲也是发达社会都已出现——的那种现象，人类将无意DNA的延续。

 

至于女人当家好不好，那就取决于那个文化在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对于那个性别在生产与社会生活中所产生的作用是如何定位的问题，如果一边倡导女子无才便有德，诱导其智力向不适应现代科技发展的方向，另一方面又强调其应该主导社会发展，那于社会进步而言就无异于缘木求鱼。

 

《家》里面有一个极精彩的、形象的描绘，那个导致觉新之妻死亡的故事就将是我们面对的现实。而为什么要比较《金瓶梅》与《红楼梦》，就在于前书是一部现实社会的白描故事，女人的生存之战，无异于男性社会，或者说男权社会，一样的血腥与冷酷。而《红楼梦》里面有曹氏的困惑：即为什么原先那些纯洁而聪慧的生命，会因为结婚而逐渐变得不堪，要知道那书里人命账最多的，并不是那些纨裤公子，而是一个美丽而聪明的女人。曹雪芹只能用大观园来隔绝“臭男人”——其实也就是外面的社会——对那些美丽聪慧的灵魂的污染。

 

然而你不能走出大观园，也就无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因为人总是要生存于社会之中的。而无论是《金瓶梅》、还是《红楼梦》，女人都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原因无他，因为那个时代不允许女人走入外面的世界，尽管她们依然无法不面对生存竞争，逃不出“物竞天择”，只不过多了一层自己不能左右的“牺牲”——那是由依附者的能力所决定的东西。

 

和平不取决于你是用那种思维方式考虑问题，而在于你能不能知道利益平衡意味着什么，知不知道共生的原则是你在利益产生之中所占有的地位。社会财富的生产与人类延续的关系最终决定这一平衡所应该在的位置。任何无限扩张的权利，如果没有其在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中的地位来支撑，其结果都无益于文明进步与社会发展。

 

而有很多东西，之所以被定位于基本人权，正是由于其在人性中是不能根绝的玩意。如乐生恶死，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孟夫子他老人家千年之前就明白的道理，现在亦为文明社会所共知，中世纪残酷的宗教法庭也没法让其根绝，而为文明社会所唾弃——当然前题仍是科技进步所改变的生产关系才使其成为可能。不然就只能如恩格斯他老人家所言的那样，利益强制固化的结果，必然导致其补充条件的产生，“屈辱”就是其代价。

 

猫是小器而易盈，固知尊严不可能溢出能力之外，人之权利乃己之自由之边界。天赋人权实人所固有，不能出售与赎买。不敢希求其之外的其他东西，那怕只能“光荣地孤独”。因为猫自知不能生存于社会之外，而浮游于太空之中，呵呵。所幸科技发展已使这一愿望成为可能。

 

如有碍语，敬请见谅，呵呵，小细脖梗儿，上班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