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和飞鸟的故事—青春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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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你笑的弧度和我很象，也许是因为守护的星座和我一样，也许是漫长的黑夜特别孤单，才会背靠着背一起等天亮。 

                                                            ——S·H·E《星光》

 

小学毕业后，鱼理所当然地考上了一所全区重点中学，我则进入普通中学就读。按照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我们的友情也许该就此划个圆满的句号，然后彼此沿不同的人生轨道前进，或许在时空交错里见上一面，甚至可能相逢而不相识了。但人生往往有许多意外说不清理由，或者就一个字——缘！我们在漫长的六年中学生活里，居然没有脱离过彼此的生活，紧紧联系我们的，除了地域接近、脾味相投，或许更源于那仓促到来、寂寞而迷惘的青春。

鱼是家中老小，母亲非常温和慈详，对鱼照料和管教细致且严格，父母对学习成绩一向非常优秀的她寄予着深厚期望，但这种厚望往往是以唠叼、批评甚至是否定的形式出现，这使刚刚进入青春期的鱼从骨子里突然地迸发了一种叛逆心理，一度产生了强烈的厌学情绪，这一点与我既是“殊途同归”，却又“同曲异工”，因为不爱学习的结果，鱼仍是好学生，特别是英语成绩非常好；我呢，还是老样子。真不知道老天爷是怎么搞的？！这个时期，虽然青春叛逆却也开始慢慢领悟人生，我和鱼，以此为界线，开始了从游戏玩伴到莫逆之交的进化，在成长的过程里不断寻找心灵的契合点。

八十年代末，文化层面渐次开放，大陆对港台通俗文学作品及歌曲的解禁，让我们苍白的青春找到了一点寄托。1989年，中央台播出了一个专题节目叫做《潮—来自台湾的歌声》，播出了一批当时台湾流行乐坛上当红星——王杰、张雨生、小虎队、高胜美、黄莺莺、东方快车等人的歌曲。节目播出后，青年人基本上都为此疯魔了，我和小鱼也没能例外。那些一下子就能抓住人的耳朵和灵魂的旋律，词曲中形容不出的缠绵意境，仿佛为枯燥的生活播下一场春雨，又仿佛在为单调的人生、未知的将来和不被理解的孤寂苦闷的心灵做了一次代言。鱼用一块砖头大的录音机贴着电视录下了一首又一首的歌曲，然后我俩坐在一处反复听了又听。内中有个叫姜育恒的，成了我俩的超爱。从那粗糙的录音机的音质里，我们一遍遍捕捉姜育恒温柔的声音，在倾诉漂泊的生活、孤独的生命、无望的爱情、沧桑的往事以及易逝的流光。这些东西，那时的我们虽然并不真得懂、真的了解，但我们年轻的心是敏感的，我们简单朴素的感情容易被这种无奈的情绪困扰而化作一股“强说愁”的真切滋味。在那个咨讯传媒一点也不发达的年代，常常和鱼通过各种途径，搜寻有关姜育恒的一切信息、音乐和照片，然后分享、讨论、沉醉其中。再后来，我们生命里共同欣赏的另一个女人也出现了，就是现在已经死去了多年的三毛。三毛的作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风靡大陆少女群，鱼和我难逃其影响的也被卷了进去。三毛多样化的性格，看似充满传奇的人生经历，广阔天地里的动人故事，无不在她灵动的文笔和趣味横生的讲述里吸引着我们，使我们平凡渺小的内心堆满了对 “浪迹天涯”的人生方式的痴迷与向往。

那些日子里，还有青春期对某个异性的暗暗关注和情感的初初萌动，也让我们的成长期里有了一些迷惘。我和鱼就是在对这些身内身外问题的不断探讨中发现着彼此的共同点。那些年里，家人、朋友、同学、老师、男生、书籍、音乐、小说，周遭几乎所有的人和事，甚至吃了什么、喝了什么，买了什么，为什么事觉得好笑了、苦痛了、甜蜜了、辛酸了，都强烈地需要和对方去分享。因此，只要一见面，我们俩总是在叽叽呱呱地讲话，好象可以一直这样讲下去永远不停似的。有时候我们在家里聊天，但不论去谁的家里，告辞的时候，另一个必然要再送了出来的，送行的时间甚至会比在屋里呆的时间还要长。在不断的对自己生活中所有事件的叙述中，我们似乎踩着对方的脚印在对方的人生中活了一遍。

终于双方的家长都开始抱怨我们这样的行为，父亲们对我俩的批判有现两句最精典的话。一句是我爸讲的，他质问我：你这是总理回访呢？一句是鱼爸讲的，他挖苦鱼：你还送佛送到西了！多年以后，我们仍然习惯着站在外面，漫无边际想哪儿说哪儿，每一次觉得结束了说一声“回吧！”但同时就会想起另一个话题，结果变成了“继续吧！”时光却另外换了两个男人来挖苦我俩。每次聊天到很晚回到家时，老公永远千篇一律不厌其烦地问我：你舍得回来啦？而鱼的老公有一次在我开玩笑说要监听他们家电话时，极为诧异地反问我：全部都是你和她在讲电话你还有啥可监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