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写补白-刺马案

上一篇试写，显然没有效果。看来以后别写这样的题材了，改写些好玩的。

不过还是应该正儿八经的说一下这个历史上的惊天巨案。

其实说的就是清末四大案中的刺马案，发生于1870年8月22日。被刺的官员是时任两江总督的马新贻，他的前任是鼎鼎大名的曾国藩。刺客叫张汶祥，时年46岁，一个当过太平军、又混过捻军和海盗的无业游民。最高领导人当然就是慈禧太后，第一拨审理的官员是江宁将军魁玉，晚一点来的是张之洞的哥哥、时任漕运总督的张之万，最后负责审理的刑部尚书郑敦谨+继任两江总督曾国藩的组合。

这个案子轰动天下自不必说，关于案件的原委，至今众说纷纭。官方的结论是“听受海盗指使并挟私怨行刺”、“实无另有主使及知情同谋之人”，完全是根据张汶祥的口供做的定论。老张交代的杀人动机有三点：一是他作为太平军的逃兵回到宁波后发现自己的老婆和钱财被一个叫吴炳燮的家伙霸占了，于是找到时任浙江巡抚的父母官马新贻拦轿喊冤，马未受理。他只好到宁波府告状，虽然最后老婆要回来了，但是钱没有追回来，老张是个脾气暴烈的人，居然一气之下逼老婆吞烟自尽，过后越想越觉得憋屈，如果当初马新贻履行公仆职责为他做主，他就不会落得这样一个妻死财亡的悲惨下场，这狗官罪责难逃；二是他到宁波后，跟一群做海盗的朋友过从甚密，大伙亲如一家，马在做浙江巡抚期间搞过N次清剿海盗的军事行动，他的好些兄弟丧命在官府刀下，作为一个义薄云天的汉子，理应挺身而出杀马为兄弟报仇；三是他之前私下没办营业执照就开了个典当行，借助自己多年混黑道的背景搞些不太正规的交易，结果遇上马巡抚整治社会经济秩序大力取缔非法经营典当行，绝了他的生财之路。这些新仇旧恨加在一起，终于使张汶祥动了杀心，一路跟随马新贻从浙江到福建、江苏，处心积虑谋划两年之后，终于找到机会一举击杀。老张已是孤家寡人，对人生已没有任何期望，完成刺马这一心愿后，了无惆怅，只求速死。

这份供词有张汶祥的签字画押，作为最终报送朝廷的奏结，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供词貌似无可挑剔，人非圣贤嘛，有时候为了一毛钱的争持都会杀人，况乎血海深仇？但认真一看，太多站不住脚之处了。

1、妻死财亡归结于马大人不体恤民情渎职不作为，太过勉强。要杀也该先杀吴炳燮啊。
2、为海盗兄弟复仇也说不过去，马巡抚只是主持剿匪行动的主官，并未亲手宰杀过海盗。要复仇的话，目标可就多了，也不该轮到马大人。
3、政府整治导致生意破败，也怪到省长头上。这个关联度也太大了点。
4、很致命的一点，作为一份人命关天的法律文书，行文时竟用犯人呈词“尚属可信”四字。显然，审理官员也未相信这个供述。

审理过程中，张汶祥口风甚严，一口咬定就是跟马大人是私仇。但也漏了一句嘴，他行刺成功后大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样一句心潮澎湃之下的漏嘴显然暴露了这个刺杀是有长期精心准备和幕后主使的，只可惜，老张在之后的审理就此闭口不再多言。

在审理期间，太常寺少卿王家璧提出的一个观点也得到了官方的讨论，就是“督抚不和”。刺马案发生十个月前，江苏巡抚丁日昌的儿子和侄子逛妓院的时候，跟俩水兵发生冲突，然后动用权力打了一个40军棍，居然就把人给打死了。丁日昌看到子侄闲游妓馆滋事，致勇丁被责酿命，不得不上奏自请议处。朝廷命马新贻审理此案，丁日昌侄子很快投案了，但他儿子畏罪潜逃，一直到马新贻被刺仍未归案。王家璧认为，丁日昌“本系矫饰倾险小人”，“请托不行，致有此变”，意思是向马新贻走后门，马没有给面子，于是丁指使人弄死马。

这个判断是言官提出来的，显然太过牵强附会，郑敦谨当即就驳回了。事发之后丁日昌很快就上奏请议了，颇有大义灭亲之风，而且马新贻审理期间并未有何干扰办案之举。再者，一个官场混迹多年的老鸟，怎么会为了包庇儿子而刺杀朝廷二品大员，除非他是希望被满门抄斩。

不过，中央那些闲得无事的官员发表一些夺人眼球的论调搏得清誉，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清廷一向鼓励官员“风闻言事”，老王这样做也算是尽己所责吧，但江南官员那么多，单单揪住丁日昌一人，不由得可以想象他跟丁日昌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过节，不过这一点并无任何史料可以佐证。

至于其他坊间广为流传的版本，马新贻与张汶祥乃是结拜弟兄，平步青云后非但没有提携结义兄弟，反倒骗奸弟妹、诬杀二弟，以至于张汶祥一怒之下为二哥报仇，只能说是人民群众的艺术发挥了。真是结义兄弟，平时行刺的机会多的是，没必要选择守卫森严的场合出手，那样成功的概率未免也太小了。再者，马新贻临死前的遗折里，明确说到自己是被“不识姓名之人”所刺，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马大人没必要在弥留之际还说谎。

最近看到一篇文章，判断这事其实真实就是私人恩怨引发的惊天大案，之所以从历史学家到民间大众津津乐道至今，只是因为大家都有颗猥琐且八卦的心，巴不得任何事情背后都有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桃色艳事和诡异剧情。而此案发于敏感的湘军大本营，历史背景浓郁，牵连众多高官，又夹杂着侠义、背叛、奸情、苦难等众多闪亮因子，于是以讹传讹，越发精彩纷呈，其实，就是一个性格冲动的死脑筋极其碰巧的杀了一个倒霉的大官。

但参与审理的众官员的表现和遭遇推翻了这个结论。

张之万：接手此案后，拖延了好些天才动身前往参与审理，一路上表现得战战兢兢恐慌万分。他当时是漕运总督，乘船前往江宁，途中有次上岸散心时内急，担心如厕时遭遇刺客，居然安排了两百名士兵持刀持枪围成一圈警戒。以至于到江宁后，魁玉一见面就打趣“天下总督，漕帅最阔，拉场野矢都得派两百小队守卫”。审理期间他拒绝了马新贻部下提出的对张汶祥用刑逼供的要求。他非常清楚前些年湘军在两江征战和平定天京后的行迹，自然明白此案背后的关系重大，真动用大刑让张说出幕后指使，这个幕后又是他得罪不起的，该如何禀奏朝廷？万一弄死了张，没准又被人套上杀人灭口的罪证。还不如归结为个人恩怨，蒙混过关便好。如此谨慎圆滑，到底不愧状元郎的智商和“不倒翁”的称号。

魁玉的表现和张之万一样，尽可能的避重就轻。他们给朝廷的奏折夹片上说，犯人呈词“尚属可信”，被朝廷斥责。但这二人并未受到什么处罚，反倒张之万没过多久就提拔去做了闽浙总督后来还当上了兵部尚书、吏部尚书、军机处大学士。魁玉则是代理一阵子两江总督的后去做了成都将军。

郑敦谨：作为一名以铁面无私、勤廉干练著称的官员，他一接旨便冒着风雪徒步四十一天赴任，大年初一抵达江宁，大年初二即升堂审案，可谓爱岗敬业一心报国的典范。可连审14天无任何收获，最终不得不按另一位主审官曾国藩的意见，按原结论奏结。未等圣旨下达也没等张汶详正法，郑敦谨便匆匆离开了江宁，曾国藩送的盘缠他分毫未受，只是随行两位刑部郎中每人收了曾的五百两银子。郑敦谨走到清江便称病不能回京，按照清制钦差大臣不回京复旨可是要治罪的。朝廷迭下谕旨给两个月病假后命其回京，他干脆就地请求开缺，并终生不再为官。最后恭亲王和曾国藩做了工作，没有追究他的责任。据说孙衣言和袁保庆对奏结不满质问他，他的回答是，假如狠查下去，审出是某某人主使，某某军队是后台，此案如何了局？骨头再硬的清官到底还是拗不过那一股巨大的幕后势力。

曾国藩：作为前任两江总督，湘军的老大，老曾的表现无疑是最受关注也最让人玩味的。朝廷对魁玉和张之万报的奏结很不满意，加上丁日昌的奏请，慈禧和恭亲王决定委任曾国藩再次担任两江总督，并协同郑敦谨共同审理此案。老曾接到任命后，先是百般推辞，然后看推辞不成又磨磨蹭蹭拖延上任，好不容易总算到江宁了，人家老郑每天认真审理，他却呆在府里每天不是待客聊天就是翻阅《阅微草堂笔记》，做过的唯一与案子有关联的事，就是给马新贻写了副挽联，前去吊唁一次。朝廷严厉之下的逐步妥协和曾国藩平静之下暗流涌动的表现，就像是两个顶尖高手之间的对决，双方都静默不语，其实都在紧张注视着对方的一丝一毫的举动。只是这场对决，最后还是以朝廷无奈退让、老曾明哲保身这样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结束了。

孙衣言和袁保庆：这二位当时一位是江苏候补道，一位是山东候补道，其时已候补多年并无实缺，因此混得并不如意。马新贻到任后，将二人纳入帐下予以重用，孙负责督署公务总理，袁负责军务整肃，号称马的一支笔一把刀。这二人勤勉用事，也对马新贻知遇之恩甚为感激，现恩师被刺，激愤万分之下要求对张犯大刑伺候，几任主审官都婉言拒绝了。二人看到张汶祥在牢里好吃好喝养得白白胖胖，最终还只是以“漏网发逆”和“海盗指使行凶”的罪名结案，大为不满，拒绝在奏结上“书结”（签字），显然两人都清楚此事绝非私人恩怨这么简单。事后孙衣言为马新贻写的神道碑铭：“…..贼悍且狡，非酷刑不能得实，而叛逆遗孽，刺杀我大臣，非律所有，宜以经断，用重典，使天下有所畏惧。而狱已具且结，衣言遂不书诺。呜呼！衣言之所以奋其愚憨为公力争，亦岂独为公一人也哉！”极其直白的表达了“此案必有蹊跷，主审官渎职枉判”的意思，此文一出，朝野大哗，但最高层保持沉默，事态就此戛然而止。在众多高层势力的制肘中，两个低阶小官的奋争只是大潭之中的一朵浪花罢了。

而作为最高当局的慈禧和恭亲王，对于此案的态度也很是微妙。一开始听闻一品大员被刺，雷霆震怒之后也是疑虑种种，慈禧还亲自询问曾国藩“此事岂不甚奇？”。委派马新贻去做两江总督，正是看中了他毫无派系又精明干练，马新贻到任后的理政表现确实也证明了他“能员”的实力，知人善任，勤于公务，政绩斐然。这样一颗钦点圣命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官家之地被刺杀，对于已经焦头烂额的朝廷来说无疑是沉重一击。对于如此大案，清廷自然高度重视，连发四道谕旨，第一，命“魁玉督同司道各官赶紧严讯，务得确情，尽法惩办。”第二，“曾国藩著调补两江总督，未到任以前著魁玉暂行兼署。”第三，密旨安徽巡抚英翰加强长江防务和地方治安。第四，“著魁玉督饬司道各官，设法熬审，务将因何行刺缘由及有无主使之人一一审出，据实奏闻” 。之后得到魁玉和张之万“尚属可信”的奏报，极为不满，又派了以刚直铁面著称的郑敦谨和熟悉当地情况的前任总督曾国藩主审此案，派郑是看中了他的公正铁腕，派曾则很可能是怀疑此案幕后就是湘军势力，曾去审理正好可以试探他的态度。

再说一下郑敦谨的两个两个助手的际遇。回京后，汉郎中颜士璋被放到兰州做替补知府，然则并无实缺，贫困潦倒，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出身湘军，自然深知其中黑幕，对颜无辜受过十分同情，纳其到军中帮办。满郎中伊勒通阿则“给全俸以养天年”，奉旨回老家颐养余年去了。颜士璋后来做到巩昌知府，他的《南行日记》详细记述了赴宁审案的全过程。据其曾孙颜牧皋说，日记中写道：“刺马案与湘军有关”，“刺马案背后有大人物主使”。

大背景也交代一下。曾国藩一手创办的湘军崛起于湖湘，征战于两江，后于1864年攻陷天京，一举成为大清国最强悍的一股军事势力。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曾建议他取清廷而代之，虽曾国藩并未接纳并一再向朝廷表明忠心，还主动裁撤湘军兵马。天京被攻下后湘军统帅、曾国藩九弟曾国荃纵兵屠城，并将天王府毁之一炬，朝廷多年来外战屡败，赔款众多，加之太平天国战乱多年，早已库府凋零，本期望天京攻陷后能网罗太平天国积年收刮的金银财物以充实国库，想不到湘军以天国财物俱毁于战火为名毫无上缴。而战后湘军官兵回乡大肆购买田地，风潮甚至波及湖北、安徽，手头阔绰可见一斑。另外，裁撤下来的湘军散兵游勇军纪败坏，无恶不作，两江百姓恨之甚于长毛。

基于以上情形，慈禧听从恭亲王的意见，将曾国藩由两江总督调任名为疆臣之首而实权远不如两江的直隶总督，任命背景可靠做事干练的马新贻深入这块湘军腹地，一方面是想暗查太平天国宝藏去向，另一方面是制衡湘军势力以牢固掌控两江这一块赋税重地，要知道，两江三省赋税是占了大清年入的三分之一。马新贻倒也不负圣望，上任后启用以铁腕著称的袁保庆为营务处总管，负责整治湘军游兵散勇，一时大为起色。结果马新贻突然被刺，屡派大员审理仍毫无头绪，慈禧当然知道黑幕深重，但大清内忧外患已久，已成风雨飘摇之势，而八旗和绿营腐烂不堪，只能依靠湘军和新崛起的淮军稳住局面。在这样的形势下，便是慈禧这般手腕老辣之人，也不敢冒激起兵变的风险。因此，装聋作哑放弃追查，同时对审理官员一律进行冷处理，便是最适宜的做法了。

同治十年（1871年）三月二十六日，朝廷下旨，将刺客张汶祥凌迟处死，心肝取出来祭奠马新贻在天之灵。第二年的三月十二日，曾国藩午后在花园散步，突发脚麻，儿子扶回书房休息，端坐三刻后溘然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