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编纂学近代转型概说

内容提要以近代社会和史学转型为背景，传统历史编纂学经历了一场解体与重构的艰难变革，其过程大致可以1900、1919年为节点划分为突破传统格局、建构近代体系、形成多元格局等三个阶段，而主要呈现出：史学科学化与历史编纂理论、方法的突破；章节体的兴盛与“新综合体”的发展；专史书写的兴起；学术规范的形成与历史叙事的转型等。其间，传统历史编纂学主动进行自我调适，使数千年形成的优良传统融入新潮流，焕发新的时代光芒。

关键词历史编纂学章节体“新综合体”专史书写历史叙事

〔中图分类号〕K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6）02-0092-10

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传统史学是以历史编纂学为主体的，一切理论的阐发、事实的考辨、价值的传播等，皆以此为载体或归宿。①可以说，自汉至清的历史编纂学，基本形成较为统一的体系，并作为史学的主体象征、历史文化的主要载体以及农耕文明、君主社会的组成部分而存在。近代史学，尤其是以西方现代史学为参照的20世纪中国史学，旨在走出以历史编纂学为主体的传统史学（以叙事为中心），进而建立以历史研究为主体的现代史学（以问题为中心）。从这个意义上讲，传统历史编纂学经历了解体与重构的艰难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传统历史编纂学主动进行自我调适，使数千年形成的优良传统融入新潮流，焕发新的时代光芒。

大致说来，近代历史编纂学的发生及发展可划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自鸦片战争爆发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西文化冲和及经世思潮下历史编纂学突破传统格局的时期，最显著的特征为世界意识和近代意识的滋生和强化。以“考史”反动面相出现的“著史”，成为发挥史学“重新认识世界”和“实现救亡图强”功能的主要媒介，世界史、当代史与边疆史编纂异军突起，有关历史变易、民族观念以及国家疆域等的新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贯彻，而经过创新后的典志体则成为容纳新内容、传播新知识的流行体裁。第二阶段，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五四”前后，是传统历史编纂学解体、近代历史编纂学体系初步建立，即以封建皇朝为中心的历史编纂体系向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编纂体系过渡的时期。传统历史编纂学中具有象征意义的正史，遭到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家的猛烈攻击，以西方现代史学为参照的“新史学”借助历史教科书编纂，主导了一场以进化史观、民族主义、整体视野、民史书写、史论结合等为基本特征的“国史重写”运动，进而引发历史编纂学从目的到理论、从内容到形式、从方法到叙事的全面变革。第三阶段，自“五四”以后至新中国成立以前，是近代历史编纂学形成多元互涉格局的时期。一方面，西方史学理论的大量输入以及科际整合的治史取向，缔造了历史编纂指导思想和方法的多样化图景；另一方面，日本侵略引发的民族危机推动了通史编纂的高涨，分科意识的上升促成了专史书写的兴起，而历史编纂的社会化以及史书体裁的综合化趋势亦渐次凸显出来。

一、史学科学化与历史编纂理论、方法的突破

完成地理大发现与资本主义革命的西方国家，以武力敲开了依旧徘徊在农耕文明阶段的中国大门。此后中国百余年间的思想行程，即为从接受落后现实到实现文明对等乃至重建文明中心。期间，作为传统学术大端的史学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并经历了一个蜕变、整合的过程，逐渐脱离旧有格局，走向科学化。与此相适应，历史编纂学不仅渐次丧失在史学中的主体地位，并于理论和方法上皆实现根本性突破。

历史编纂学主体地位的丧失，是随着史学的现代转型一步步完成的。严格来说，在20世纪初西方史学成体系地传入以前，历史编纂学的地位并未被真正撼动，其作为经世史学的主要载体发挥着特有功能。乾嘉时期的历史考证，多以正史为对象，并在很大程度上服务于历史编纂，与“五四”以后将“考史”视为史学鹄存在根本差异，分属不同的史学体系。鸦片战争以后，这一“考史”风气因无益于时事而渐趋衰落，以关怀现实为主旨的“著史”迅速兴起。此种交替与更迭虽未超越传统史学范畴，历史编纂学在形式上也仍在旧有体制内革新，但时代条件的特殊变化赋予了历史编纂新的内容和意义，使其展露出不同于以往的学术特征，即完成“三大转向”：由中国转向世界；由内地转向边疆；由古代转向现当代。

其中，世界意识的增强与世界观念的重建，是晚清历史编纂学领域最突出、也是最核心的变化，其余变化大都肇源于此。清朝在整体上所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导致朝野对于世界变化反应迟钝，虽偶有介绍西方情况者，如康熙时陆次云著《八译史》、雍正时陈伦炯著《海国闻见录》、乾隆时郁永河著《裨海纪游》等，然无人问津，以至鸦片战争爆发两年后道光帝仍在追问类似“究竟该国地方周围几许”《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47，中华书局，1964年，第18页。等幼稚问题。以《海国图志》《瀛环志略》《法国志略》等为代表的一系列介绍世界各国知识的史著遂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试图扭转中外之间在信息掌控上的不对等局面。尤为关键的是，随着世界知识传播的日益广泛和深入，士人头脑中以地域和文明中心自居的传统夷夏观念悄然发生了变化，承认西方的先进并向其学习的主张被明确提出，而在外国的参照下，关于疆域、民族和国家等的近代意识亦开始萌生，实已酝酿着中华民族由自在向自觉阶段的过渡。故此，历史编纂学的对外转向，对于传统天下观念向近代世界观念的转型，无疑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历史必变、今胜于古的史学观念，在救亡思潮和激励民心的双重推动下，被广泛投射到历史编纂学领域，并以今文经学为媒介，逐渐与近代进化史观衔接起来。此外，晚清边疆危机的日渐加剧，以及清廷思想控制力度的减弱，使得边疆史地、元明史以及清朝现当代史编纂亦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潮流，并在史料采择方面开始注重外国史料及中外对比，而且逐渐表现出史论结合的特色和趋势。

19世纪后半期的历史编纂学，虽整体上仍能维持原有体系，但各方面均开始打破旧有格局，滋生新的元素，至19世纪末已是蓄势待发，梁启超在1901、1902年分别发表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成为其喷薄而出的助推器，自此以崭新面貌出现。梁启超对“新史学”的倡导，就结果而言，以历史编纂学为主体的传统史学开始逐步向以历史研究为主体的现代史学转型，但就出发点而言，其学术批判以二十四史为主要对象，理论建构亦服务于新史编纂。《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中国历史研究法》皆旨在“说明一部通史应如何作法”，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则侧重于专史编纂诸问题，并力矫“五四”后兴起的史料整理与考订之风，明言“应该大刀阔斧，跟着从前大史家的作法，用心做出大部的整个的历史来，才可使中国史学有光明、发展的希望”。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合集》（专集之99），中华书局，1989年，第168页。在梁氏的话语体系中，传统史学被看作是以二十四史为主体的历史编纂学。因此，“新史学”首先应当被视为对传统历史编纂体系的批判与重建。自汉代始，历史编纂与君主专制制度的一体化程度逐步加深，而怀有新政治诉求和新史学理念的梁启超意欲超越以往修修补补的做法，实现带有根本性的整体重建，即推倒以封建皇朝为中心的历史编纂体系，建构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编纂体系，主要包括：确立进化史观在编纂思想上的主导地位；以国家主义、社会视野重新厘定历史编纂内容；突出国民意识，转变历史编纂的价值取向以及采用新式体裁和叙述模式等。20世纪初涌起的以历史教科书为载体的“国史重写”运动，正是历史编纂转型与历史教育改革因缘互动的直接表现。故此，表面看来，史家的理论认识多落实于通史编纂，然而这一时期的通史编纂与传统的修史，不论在理论、目的还是内容、形式等方面显然已经发生了颠覆性变化，加之报刊等历史传播新载体、分科治学模式以及出版业的逐渐兴起，皆使得历史编纂学在史学中的主体地位真正开始坍塌。

  新史学思潮开启了输入西学以建设中国现代史学理论的大门，此后史家围绕“什么是史学”这一核心问题展开持续探讨，尤其是留学欧美取代留学日本成为潮流、史学界摆脱中介直面西方史学后，探讨迅速走向多元化。与此同时，以大学历史系、历史学会、史学期刊以及史书出版和图书馆等为基本要素的现代史学机制逐步得到确立，史学走向职业化、学科化、学院化和专门化。以叙事为中心的历史编纂学被纳入以问题为导向的历史研究范畴，史家多以大学或研究机构为安身立命之所，并以“术有专攻”为努力方向，遵循现代学术规范，往往不再将倾一生之力纂修一部流芳百世的史书视为史学大宗，而以撰写、发表论文或专门性著作作为表达史学见解的主要方式，故专门家众而通人寡，且修史所需时间亦因现代史料保存机制和出版业的发展而大为缩短。因此，历史编纂学虽仍为史学不可或缺的重要分支，但所占比重和地位与古代相较显然已不可同日而语，而理论与方法则随史学的发展得到进一步突破。

首先，西方史学理论的多途输入使得这一时期历史编纂在指导思想上趋于多样化，打破了进化史观取代复古、循环等旧史观后的一统局面，大致形成进化史观、综合史观和唯物史观三足鼎立的格局。其次，从事历史编纂的史家开始有意识地弥补20世纪初对史料问题的忽视，试图将求真与致用熔于一炉，并首次将其上升到理论高度加以总结，即张荫麟关于编纂过程中史家所受历史资料之限制的论述，同时新历史考证学派在史料扩充、鉴别、整理以及史实考证等方面取得的显著进展也对历史编纂学产生重要影响，极大拓展和增强了历史叙述的丰富性和准确性，尤其是考古史料的发掘直接促成了史前史和先秦史的“重写”。再次，史家重现客观历史进程的方式由隐晦转向直接，不再“寓论断于叙事”，参见白寿彝：《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1961年第4期。或依靠体裁、体例、修辞来进行“春秋笔法”式的裁断，而采用“史论结合”的叙述模式，将其对历史演进的解释、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等，概括为明确的论点。最后，跨学科思维被引入历史编纂，哲学、社会学、地理学、统计学、人类学等学科方法均对历史编纂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史家对于传统历史编纂学的态度趋于理性，由破坏性批判转向建设性吸收，历史编纂学的优良传统得到重估并被整合到新型体系内。

二、双线并行：章节体的兴盛与“新综合体”的发展

史书的内容和形式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体裁形式的确定和运用，往往决定它所能容纳的内容之深度和广度。历史理论上所达到的新高度，必须落实到编纂体裁这一载体之上。这并非单纯的有关史书结构的技术问题，而是体现史家对历史事实、进程和价值的理解、把握及评判。体裁的变化意味着历史事实的重组，所呈现历史结构或历史面貌亦随之迥然而异。我国史家在历史表现形式方面具有突出的创新精神，不仅勇于创造丰富多样的史书体裁，而且对于已有体裁的运用也并非墨守成规，往往加以发展，赋予新的内涵，从而使每一种体裁几乎都有完整的演进脉络可寻，此为中国历史编纂学所特有的自我更新传统，其发展虽有内在逻辑，但从根本上说，始终与历史的发展保持着密切关系。晚清以来，史学取代经学成为显学，而历史编纂学的优良传统在应对全新的时代课题时再度发挥重要作用，最为引人注目的无疑是史家对典志体加以改造，使其成为传播世界史地知识的主要载体。不过，在20世纪之前，史书体裁的变革仍大致维持在原有系统内，此后，随着“新史学”的兴起，中国史学发生根本转型，史书体裁也相应地突破传统范畴，形成新的取向和格局。其中，最关键的变化就在于，西方章节体的传入为其发展增添了新的元素，并迅速反客为主，占据主流位置。

作为舶来品的章节体被我国史家认可并广泛运用到历史编纂中，是在20世纪初期，这股热潮大约持续到辛亥革命之前，向国人展示了一种全新的历史书写模式，但它在某种程度上是晚清教育改革的产物，基本局限于历史教科书的编纂。而教科书主要在于提供历史知识，往往内容简略、浅显，且仍带有浓重的日本史学痕迹，对于章节体也远未做到运用自如。至“五四”前后，将章节体娴熟运用到中国通史编纂并取得显著成绩的，以吕思勉最为突出，王桐龄、萧一山则创造了运用章节体编纂大型史书的成功范例。此后，章节体成为20世纪中国史书编纂的主要体裁，人们对此也都习以为常，很少有人提出疑问。周谷城曾批评章节体“除将历史事情纵剖之外，还按朝代横断之……于是纵剖出来的诸部门间彼此必然的关系固不明白，即每一部门前后相续之状或演变之状，亦令人茫然无知”。（《中国通史・导论》，开明书店，1939年）

乍看起来，章节体的迅速风靡颇为“突然”，细究下去，则这一现象的出现实为“必然”。 首先，我们不能孤立看待章节体的传入和兴盛，应将其置于特定时代和学术背景下加以考察，其为中国社会近代化和史学典范转移的必然结果。当西学在知识分子心中完全占据文化优势后，他们“反求诸己”所看到的多是传统之鄙陋，表现出强烈的激进情绪，渴望毕其功于一役。这一文化心态表现在被赋予了救亡功能的史学上，即为20世纪初梁启超等对传统史学近乎全盘的否定，试图一举颠覆原先的皇朝史学体系，以西方现代史学为模板建立新的史学典范，而章节体正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的优点在于综合贯通、照顾全面、逻辑严密、层次清晰、结构灵活等。它打破传统的王朝分期模式，便于采取社会变迁的历史分期标准，呈现整个历史发展的阶段性、连续性和总趋势，并可以推演未来的走向，因此在发挥史学社会功能、重塑大众历史观念方面具有其他体裁所无法比拟的优势；它可以容纳丰富的内容，而且结构十分灵活，既可以分门别类地展现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方面情形，写清单个历史事件、历史现象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又能够在宏观上阐明彼此间的逻辑关系，从而构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史网，符合人们认识历史整体性和丰富性的要求；它打破原先较为单纯的叙事传统，而以分析研究作为基调，能够将史论结合发挥到极致，而且便于在特定的历史场景中再现人物，为人物定位。上述优点能够充分满足20世纪初中国史家宣传新史学并藉此实现救亡目标的需要，故而备受青睐。换言之，章节体的兴起是人们接受新史学的必然逻辑结果，二者乃不可分割之整体。

  其次，中国传统史学中的纪事本末体，成为章节体顺利传入的重要媒介，此颇有类于今文经学与进化论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在章节体传入之前，中国史学的发展也已经提出突破旧有编纂形式的要求。早在18世纪末，章学诚就明确提出用纪事本末体因事命篇、灵活变化的优点弥补纪传体的缺陷。至20世纪初，这一体裁再度成为新史学家学习西方、从事编纂形式创新的基础。诚如梁启超所言：“纪事本末体与吾侪理想之新史学最相近，抑也旧史界进化之极轨也。”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73），中华书局，1989年，第20页。这一时期的学人大都将二者等同起来，正因为如此，他们所编纂的章节体史书往往同时具有纪事本末体风格，而其他传统体裁的优点也在一定程度上被糅合进去，因此成为中西史体真正融合的先行者，并开启了章节体中国化的行程，此后史家对新综合体的探索也自始至终都刻有章节体的印记，这是20世纪中国史书体裁发展的一大特色。章节体与纪事本末体之间确有相通之处，尤其表现在突出事件的重要性、展示历史演进大势等方面。当然，章节体的进步性显而易见，比如它将“事件”发展为“专题”，极大扩充了历史编纂的范围，并且特别注重事件、现象等之间的联系，而纪事本末体则存在范围狭窄、互不连属的缺陷，因此梁启超才会提出“事实集团”的概念。他说：“过去的纪事本末体，其共同的毛病，就是范围太窄。我们所要的纪事本末体，要重新把每朝种种事实作为集团，搜集资料，研究清楚。”（《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合集》（专集之99），中华书局，1989年，第31页）

与此同时，史书体裁的综合创造趋势亦渐次凸显，同章节体的兴盛大致成并行之势，一齐构成20世纪中国史书体裁创新发展的两大主线。“中国史学发展到17世纪以后，在历史编纂上出现了一种探索新综合体的趋势。”陈其泰：《近三百年历史编纂的一种重要趋势》，《历史编纂与民族精神》，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新综合体”的特点，在于突破单一体裁的限制，从而创造出既能反映历史演进大势，又能涵括社会丰富内容的体裁。这一趋势在晚清得到延续，如《海国图志》采用“志”“论”“图”“表”相互配合的方式；《元史新编》采用“传以类从”的方法，“皆以事得性质归类……虽是纪传体的编制，却兼有纪事本末体的精神”；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合集》（专集之99），中华书局，1989年，第26页。《法国志略》充分吸收典志体与纪事本末体的优点加以糅合；官修《筹办夷务始末》亦尝试将纪事本末体的优点引入编年体；等等。至20世纪，新综合体的创造和发展蔚为大观，尤其在中国通史编纂中占据重要地位，主要遵循三大路径。

第一，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章太炎与梁启超在中国通史体裁设计方面形成大体相近的思路，分别提出“表”“典”“记”“考纪”“别录”五体配合及“年表”“载记”“志略”“传志”四体配合的设想，而“记”和“载记”的设置即是对纪事本末体优点的吸收。此外，金毓黻亦主张：“新史宜立纪、表、志、传、录五体；录者，纪事本末之异名也。”金毓黻：《静晤室日记》，辽沈书社，1993年，第6535页。第二，纪事本末体与典志体的大胆糅合。最先将这两大体裁糅合一处而编纂中国通史的是卫聚贤。他充分借鉴两大体裁的贯通和分类优点，编成一部《新中国史》，既从纵向上对中国历史演进大势作整体梳理，又以分类观念对中国的社会、生活、工具、民族、意识等作贯通叙述，认为：“分类叙述，又患其彼此分离，不能发生相互的关系，故于《新中国史》首列一表，并有一类历史的概念以为贯串。”卫聚贤：《中国史学史讲义》，上海持志学院内部刻本，1932年，第24页。不过，无论从框架还是规模上看，卫氏之作都显得极为简略。时隔近十年后，吕思勉以基本相同的编纂理念完成了影响巨大的《吕著中国通史》。第三，寓传统体裁的精华于近代章节体之中。这一时期的历史编纂，大都采用分章节的形式，以往多被简单定义为章节体而不加深究，以致忽视了其内在所蕴涵的民族特色和风格。事实上，新史学家大都致力于将传统体裁（尤其是纪事本末体）与西方章节体加以糅合，夏曾佑、吕思勉、萧一山、张荫麟等史家的努力即共同体现了这一方向，而作出的建树则各具特色。夏曾佑等早期新史学家在对所撰史书体裁的自我体认上，往往不称章节体，反强调对传统体裁的继承和发展。比如，夏氏曾谓：“五胡之事，至为复杂，故纪述最难。分国而言，则彼此不贯；编年为纪，则凌杂无绪，皆不适于讲堂之用。今略用纪事本末之例，而加以综核。”（《中国古代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43页）此后，萧一山《清代通史》的综合性最为突出，除吸收纪事本末体的优点外，在人物和史表方面又对纪传体有所继承。需要特别指明的是，此时史家所运用的纪事本末体已经逐渐突破了“事”的限制，而发展为“专题”，因此原先典志体的内容（近代多称文化史）就以“专题”的形式很自然地被吸纳其中。梁启超所谓“把每朝种种事实作为集团”和金毓黻所谓“将外交、经济、学术、文化等亦按纪事本末体加以记载”都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总之，近代史家处在中国历史编纂学发展的重要转折关头，以雄伟的气魄进行各种大胆的尝试，展示了中国史家所具有的非凡想象力和创新精神。这不仅说明近代以来史书体裁的发展趋向多元和综合，并且也证明了中国传统史书体裁与近代西方传入的新史体之间存在共通性，其精华符合于近代史学的要求。

三、专史书写的兴起：历史编纂内容的拓展与细化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史学的近代化是由以叙事为中心的历史编纂走向以问题为中心的历史研究，而专门化和精细化则是这一重大学科转向的必然结果和核心表征。学科意义上的专史体系，乃是现代西潮冲击的产物，与农耕文明下的中国学术传统存在根本区别，包含“分科的学史和分科的历史两种，前者为用各个学科现在的形态追述出来的学科发展史，后者为用不同学科的方法眼界研治的一般或分门别类的历史”。桑兵：《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81页。分科意识的不断上升以及对西方现代分科体系的逐步接纳，是专史书写兴起的一大关键，而这显然不是一蹴而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