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多样性视角对比马来西亚、新加坡语言政策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欧洲殖民时期大批中国和印度劳工移民的引入，形成了该地区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特征。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不同，殖民者将新加坡作为军事基地，将马来西亚作为原材料基地，造成两国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差异。1963年新马一度合并，但因内部矛盾和国际影响最终走向分裂。两国独立后采取了不同的经济政治文化政策，特别是语言政策，对两国文化多样性的演变带来了具体的影响。

一、文化多样性视角

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社会繁荣发展的不竭动力。作为多种族多语言国家，新马两国的语言文化多样性受到了全球化和后殖民主义的种种影响。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曾被葡萄牙、荷兰、英国殖民，殖民史带来了区域开发和经济提升，独立后宗主国英国的影响也未曾消失。两国的语言政策分别体现了后殖民主义理论批判话语中的模拟与混杂理论。模拟指的是被殖民者对殖民者的一种复制，但这种复制与对象并不完全一致，内含嘲弄和变形。混杂。指殖民话语的内部对其实行压迫，使之带有杂质进而变得不纯，最后其防御机制彻底崩溃，对殖民主义霸权的批判和颠覆也就得以实现。后殖民文化常介于模拟和混杂之中，被殖民者在反对殖民统治的同时又在文化上不断地向其学习。

二、马来西亚的语言政策

英殖民时期对马来西亚各族群分而治之，为马来族建立英文学校，马来语和英语并重，限制其他族群教育。1957年马来亚独立，独立后的语言政策经历了阶段性变化。

独立初期，1957年马来亚宪法将马来语作为国语。1957 1960年根据《拉萨报告书》进行了教育改革，承认英文、马来文、华文三种语文源流学校并存，以各自母语为主要教学媒介。1960年《拉曼达利报告书》限定小学的两种类型：国民小学（以马来语教学）、国民型小学（以英语、华语与泰米尔语教学）。1967年，马来西亚《国家语言法》将马来语作为国家唯一的国语及官方语言，英语沦为第二语言。1969年三一五种族冲突事件使得马来西亚少数族群问题被搁置。

1970年，马来西亚开始推行新经济政策，由于该政策对马来族的明显倾向也被称为原住民政策，这一时期的国家政策都偏向以马来人为中心。政府教育方案规定：将马来语作为各校主要教学用语，英语作为第二语言。而政府对其他族群的母语教育态度消极，未给予政策上的关注，马来语地位得到巩固。

1991年政府提出2020宏愿，计划将马来西亚打造成为拥有第三世界国家最好的教育系统的国家之一，英语教育再次受到重视。1997年受金融危机影响，马来西亚学生到国外留学成本增加，政府批准建立私立大学，以英语为媒介语。同时，为与国际先进科学技术接轨，2002年，马来西亚出台政策从小学阶段开始将英语作为数理课程媒介语，该政策颇受少数族群争议。

三、马来西亚的族群和语言

马来族为马来半岛土著民族，通用语为马来语，殖民时期接受英文教育，独立后基本全部接受马来语教育。马政府认为，只有将马来语立为国家语言和官方语言，才能使马来人获得应有的语言权力和经济机会。因此马来语从独立初期就获得了极高的地位。

马来西亚华裔族群通用语为华语。华裔移民多为商人，经济地位相对较高。华文教育包括小学、中学、大学一套完整的系统，但华文学校的数量较少。70年代由于华文教育受损，华社开展了独中复兴运动，建立了一批华文独立中学，全部依靠华社筹备资金。

马来西亚的印裔族群以泰米尔语为通用语，该族群社会地位低，内部差异大，可以从语言、宗教、社会地位、教育、种姓分别开来。以泰米尔语为母语的教育仅限小学阶段，中学以上的教育都以马来语为主，泰米尔语为选修课。在印裔族群中，泰米尔语的使用正在逐代减少，有被英语取代的趋势，语言转用现象在印裔族群中非常明显。

目前，马来西亚形成了特定的语言阶层分布，马来语和英语为高阶语言，华语与泰米尔语被视为中阶语言，低阶语言为华文方言和其他少数民族语言。而在日常生活中，各个族群都存在转用其他语言或者混用多种语言的现象，出现了多文化混杂的状态。

四、新加坡的语言政策

自1959年独立后，新加坡出于对周边国家政治环境的考虑将马来语列为国语，英语、马来语、华语、泰米尔语为通用语。早期语言政策强调马来语，同时多语并重。70年代则形成了独尊英语，以三种民族语为辅的多语制。新加坡保存了宗主国语言作为官方语言的地位，也延续了英式教育模式。从1957年起推行双语教育制，即在母语学校的学生必修英语，英语学校的学生必修母语。

新加坡领导人李光耀强调建立新加坡人的新加坡，因此新加坡语言政策方面强调将国民意识建立在各民族共同语英语的基础上，在建构国家意识的同时消除各民族语言冲突，以此促进国家政治统一。新加坡的语言政策总体上是以多语并存谋求民族和谐与政治稳定，以英语加速现代化进程。90年代，中国经济迅速崛起，中国与新加坡的外交活动日渐频繁，华文教育重新受到政府重视，出台一系列政策推广华文，提升华文的重要性。

新加坡的语言政策有着鲜明的模拟的痕迹，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融合了本土的语言文化，这种东西方文化的混杂有利于消解这个多民族国家中多元文化的对立。

五、新加坡的族群与语言

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历史相通，殖民前和殖民时期的族群活动和语言教育情况基本相同，直到独立后才出现差异。首先，国语马来语的实际应用主要为马来族群内沟通，以及国歌、军队口令，并没有成为国民统一的基础，实际上的国语和工作语言是英语，也是新加坡的顶层语言。

独立早期新加坡的华族内部有明显的分歧，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多为接受英国教育的精英分子，作为执政党推行了各种政策消磨了华文教育体系。包括不承认唯一的华文大学

南洋大学的毕业学历，最终造成大学关闭，华文教育失去向高等教育机构，长期处于低谷。这种状况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而发生了改变，目前华语教育的普及程度明显有所提升。

同马来西亚一样，新加坡的印裔社会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都被边缘化的少数族群，印度人父母和和华人父母一样倾向于让孩子接受英文教育，结果是新加坡受教育的印裔孩子不会说泰米尔语。

六、一元文化论与多元文化论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新马对多民族文化采取的政策有明显不同。新加坡从独立起就模拟了原宗主国英国的政策，采用多元文化共同发展的方针，而马来西亚在独立过渡时期试图抵御西方的影响选择了马来文化中心主义，经历过一元文化论和多元文化论的争论之后最终走向了多元文化道路。

1971年8月，马来西亚国家文化大会制定了国家文化形成原则，强调以原住民文化为基础，即马来文化中心主义，成为之后十几年马政府的指导方针。这种一元文化论产生了新经济政策这样倾向原住民的政策，为马来西亚造成诸多社会问题。

由于1969年的民族冲突，华人社会一直保持沉默，直到1983年3月发表了国家文化备忘录，强调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应该通过多元的民族形式来建设，该备忘录是谋求适合于多民族国家的多元文化和平发展观，是多民族国家文化平衡的重要保证。

七、结论

通过对新马语言政策和族群现状的分析可以发现，语言教育政策会对边缘化或一体化、排斥或赋权、贫穷或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同时在多语言政策下出现的语言混用等现象也说明语言政策对国家、族群、语言认同方面有巨大影响。

新马语言政策演变中体现了诸多影响文化多样性的因素。首先，全球化潮流对文化多样性造成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经济领域，无论是西方经济带来的英语冲击还是中国崛起带来的华文复兴，都影响到了两国的语言政策。同时，由于在信息科技领域的主导地位，英语将长期威胁少数族群语言的生存。从国家内部来看，无论是族群间还是族群内不同阶层的矛盾都会影响语言文化的延续。

以新马两国经验为鉴，拥有五十六个民族的我国在处理少数民族语言教育方面首先应当采取循序渐进的政策，尽量保存少数民族的文化完整。一种语言的消失会带走一段文化与历史，一个民族的母语是其它语言无法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