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维度中“市民社会”概念的研究路径及其启示

摘要：“市民社会”是早期马克思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是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解决现实的“物质利益”问题的切入点，是准确理解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关键。但长期以来，这一概念被有意无意忽视，或者直接被“资本主义”取代。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望月清司以文本为原点，通过对马克思思想形成过程的分析，得出“市民社会”概念是串起马克思关于“共同体”―“市民社会”―“社会主义”这一历史认识，是理解和预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一未来历史过程的“应有之物”。了解望月清司“市民社会论”的分析方法，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阅读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还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受到某些质疑时更好地对这些质疑做出回应。

关键词：市民社会；望月清司；异化；分工；马克思；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黑格尔

中图分类号：A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5）04-0012-05

望月清司是日本二战后研究马克思的思想及其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毕生心血汇集于《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这部著作中，他也凭借着这本唯一的著作，奠定了自己在日本马克思主义学界的地位。望月清司的历史理论成为与广松哲学、大冢史学齐名的日本三大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之一。他的历史理论的核心，是对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这一早期概念进行了深刻的挖掘，并沿着马克思思想逻辑发展的脉络，对马克思的历史观提出有别于教义体系的全新的解释。因此，研究望月清司有关“市民社会”概念的思想，并对其文本进行解读，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阅读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还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受到某些质疑的时候，更好地对这些质疑做出回应。

一、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形成

和一般教义体系用“资本主义”来形容马克思着力批判的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特征的近代社会不同，马克思严格区分了市民社会和“资本主义”这两个概念。根据望月清司对马克思所有文本的考证，马克思仅仅使用过一次德语的“资本主义”，而使用最多的是“市民社会”这个词。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无疑受到了黑格尔的极大影响，或者说是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到的，光靠哲学和历史学解决不了新出现的利益问题，无法对“法兰斯思潮”作出评价，所以，“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①于是，马克思开始废寝忘食地研究英国政治经济学，希望从根本上阐明市民社会。在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之后，马克思才写下了那一段众所周知的“唯物史观”。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对“市民社会”这一“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进行彻底地分析和批判之后，才能回顾世界历史并且展望未来。

前面提到，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承接于黑格尔。那么马克思又是如何扬弃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并最终将其纳入自己的历史理论的框架之中的呢？在望月清司看来，为了完成这个工作，马克思借用了前人的三大理论成果为己所用：费尔巴哈的异化论、赫斯的货币以及恩格斯的经济学。1840年，随着威廉四世的继位，普鲁士对黑格尔派等自由知识分子的压制越发严重，身处这一沉重的德国历史背景之中的马克思认识到，用“天上的批判”无法改变“地上的批判”，要想揭露市民社会的秘密，仅仅依靠批判现状的语言是无法完成的，必须同时对市民社会的所有或者说法律体系，也就是其成立的根据即《法哲学》进行批判。于是，马克思超越了费尔巴哈又回到了黑格尔。马克思看透了普鲁士国家权力的本质，颠倒了黑格尔关于国家和市民社会的顺序，并论证了市民社会优先于国家的地位。首先，在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上，黑格尔看到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与黑格尔所认为的二者的分离最终会被国家的普遍意志所吸收的观点不同，马克思认为二者是无法和解的矛盾；其次，市民社会是基础，决定和制约着国家这一上层建筑；再次，二者为了维护统治权会结成同盟对抗“无产阶级”。②马克思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这两篇论文暗藏着从黑格尔内部扬弃黑格尔的线索：《论犹太人问题》中是作为人的自我异化的货币；而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界定了“无产阶级”。马克思借助在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中获得的犹太教理论阐明，市民社会在不断地从自身产生政治国家的同时，还创造了“自身纯粹的形象”货币。“货币是以色列人的嫉妒之神；在它面前，一切神都要退位。货币贬低了人所崇拜的一切神，并把一切神都变成了商品。……货币是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的同人的相异化的本质；这种异己的本质统治了人，而人向它顶礼膜拜。”③至此，马克思还需要最后一个武器来清除附着在黑格尔“市民社会”概念上的“德国杂质”，如果不这样做，“市民社会”概念就经不起理论的考验。正在马克思苦苦思索之时，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正好寄到了《德法年鉴》的编辑部，恩格斯的论文给了马克思极大的震撼，这是他开始拼命钻研经济学的契机，也使得马克思意识到，自己的市民社会概念必须加入经济学的内容。根据望月清司的判断，“市民社会”一词在《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穆勒评注》中几乎完全消失的事实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放弃了市民社会概念，而是表明马克思已经下定决心要从“国民经济学”这一对自己来说全新的角度重新分析他在批判黑格尔时获得的“市民社会”概念。总之，经过分工的经济学和异化论的锻打，市民社会这一概念才真正成为科学。④

二、“市民社会”概念与马克思的历史理论

在传统的教义体系中，“市民社会”概念被有意无意地忽视或者无视，是马克思众多“消失了的范畴”之一。之所以对这些概念和范畴不加理会，原因之一在于教义体系将早期马克思的思想作为一种不成熟的思想而区别对待。教义体系将马克思的历史观形容为“唯物史观”，并判断其诞生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这样也许能将马克思的历史观雕塑成人们便于理解的样式，但是，这种做法割裂了早期马克思和中晚期马克思思想的连续性，其关于历史的理论逻辑被轻易地切断了。把马克思的历史观看成是原始共同体―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五段式固然有其合理的因素，但在望月清司看来，马克思一直都没有放弃过他在认识世界历史的过程中使用的各种武器，从异化到交往，从交往到分工，马克思用这些范畴和概念去批判市民社会，而市民社会，正是以“资本家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各种社会”的基础。为了确认市民社会就是人类历史积累的产物，马克思又追溯到了本源共同体。所以，“对马克思历史理论形成足迹的考察就不应该按常识，譬如像唯物史观史学那样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始，而应该从《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经济学笔记》开始，甚至就应该从对‘异化’逻辑的内在研究开始。”⑤循着这样一条清晰的脉络，望月清司确定了自己所理解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即“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既是洞察整个世界史=人类史‘共同体’的基础理论，同时也是展望整个文明史=市民社会史的‘人的共同体’的基础理论。对他而言，现代的市民社会毫无疑问是一个炼狱，由本源劳动者结成的‘所有’共同体只有通过这一炼狱才能在真正的人类社会基础上实现更高水平的共同体联合。”⑥简言之，“市民社会”是理解马克思关于“共同体”―“市民社会”―“社会主义”这一历史认识，预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一未来历史过程的“应有之物”。 我们知道，即使在马克思文本学研究氛围厚重的日本，教义体系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也是深远且广泛的。要从自己的角度解读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必须在研究方法上与教义体系区别开。为此，望月给自己定下了研究过程中必须遵守的“军规”。第一，严格区分马克思历史理论和唯物史观教义体系。前提之一就是不能将马克思的言论神圣化。第二，追溯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发展进程。虽然这是很多当代马克思研究采取的视角，但望月清司更加严密。他不仅研究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写作分担问题，还对鉴别出来的部分进行了必要的分析，将研究对象仅仅限定在属于马克思的部分。甚至马克思恩格斯两人合作的论文也不属于他分析的对象。第三，对于马克思的历史叙述，不考虑它们是否经得起现阶段历史学成果的检验，而是考虑它们是否适合当时的经济学分析=体制认识的水平以及它们是否有效。因为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在历史文献方面的‘错误’，我有时引证光凭记忆，没有核对原著”。⑦第四，排除预想和判断，将重点放在追溯马克思历史理论，例如其想法、范畴、逻辑、展望的发展和自我雕琢上。为了防止读者作出预判，望月清司尽可能不去使用“唯物史观”“辩证法”等概念，而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用语，也严格遵守马克思的原始规定。⑧正是因为严格遵守了上述“自我约束”，望月清司的历史理论才能够脱颖而出，在日本马克思研究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三、“市民社会”概念的理论支撑

为了阐明“市民社会”这一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核心，望月清司还有一个必须完成的工作，即对马克思驱使过并服务于“市民社会”的范畴或要素进行梳理。这些范畴和要素包括“异化劳动”概念、“分工=交往”概念、“城市和农村的分离”以及“奴隶制或农奴制”等。

如前所述，马克思执着已久的“市民社会”概念曾在《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穆勒评注》中消失了，因为经过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洗礼的马克思发现了斯密的英国式“市民社会”，马克思将斯密的市民社会对象化为资本家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市民社会，下定决心与黑格尔决裂。一般对“异化劳动”的理解，来源于《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那段著名的话，即“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⑨望月清司认为，这段引文只是将《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某一个部分割裂出来的片面理解，一旦将视野扩展到“第二手稿”和“第三手稿”，这段引文无论如何也涵盖不了《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全部内容。这是因为“异化劳动”在“第一手稿”中一出现，马克思就决定将“市民社会”范畴埋藏于心底，并将“异化劳动”理论置于“市民社会”与《穆勒评注》中的“社会交往”异化论之间。在“第一手稿”的前半部分，马克思对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这三大阶级的三大收入源泉问题做了批评性摘要和评注。三大阶级的鼎立在本质上是两大阶级的对抗，阐明这一点是异化理论的基本前提。马克思分析到，社会无论出于衰退、进步还是富裕状态，工人都只能获得至多从濒临饿死的四个孩子中救活两个的那点“剩余”。“国民经济学把工人只当作劳动的动物，当作仅仅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⑩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但工人却与财富的积聚成反比。工人的劳动被资本家剥夺，他们的劳动丧失了与素材的联系，最终变成了“抽象劳动”。马克思在对三大收入源泉的比较分析告一段落后提出：“现在让我们超出国民经济学的水平，试从前面几乎是用国民经济学家的原话所做的论述中来回答以下两个问题：（1）把人类的最大部分归结为抽象劳动，这在人类发展中具有什么意义？（2）……把工资的平等看作社会改革的目标，他们究竟犯了什么错误？”{11}马克思提醒自己，以私人所有为前提来考察人的劳动的抽象化=异化绝不可能突破“国民经济学的水平”，而历史的真相是本源意义上的“异化劳动”转变为国民经济学意义上的“异化劳动”；人的劳动本质在“人类发展过程中”转变为私人所有，于是历史和理论合二为一。在进行了上述论证后，望月清司得出结论，马克思所提出那个问题“把人类的最大部分归结为抽象劳动，这在人类发展中具有什么意义”所包含的历史认识辐射的范围，就是市民社会和劳动异化。

要“对黑格尔体系进行全面地批判”的马克思，必须对黑格尔进行内在的研究，同时又要严格警惕使自己陷入“对黑格尔的依赖关系”，还要超越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黑格尔的“劳动”―“市民社会”观和费尔巴哈的“交往”―“类的共同体”观是马克思实现这一逻辑飞跃的契机。马克思的立脚点在哪里呢？望月清司指出，它只能是马克思在巴黎通过对经济学的研究而获得的“异化”和“分工”相互联系的观点，从这一双重视角出发重新构建他本来固有的“市民社会”逻辑。以《神圣家族》为中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异化=外化”转变为“分工”并被固定下来，而“交往”的内容在不断扩大，与“生产力”概念结合在一起了，其结果就是“社会”作为马克思固有的“市民社会”概念得到了恢复。{12}

另一方面，马克思之所以回到共同体的研究，是为了说明资本的原始积累和随之而来的市民社会。望月清司分析，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中花大量笔墨去论述共同体的三种形式，特别是城市和农村的分离的原因在于，它是马克思历史理论的主线之一。“雇佣劳动的前提和资本的历史条件之一，是自由劳动以及这种自由劳动同货币相交换……而另一个前提就是自由劳动同实现自由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分离，即同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相分离。因此，首要的是，劳动者同他的天然的实验场极大地相分离，从而小规模的自由土地所有解体，以及以东方共同体为基础的共同体土地所有解体。”{13}古代共同体正是小规模的自由土地所有者们所依赖的“村落共同体”。马克思将古代共同体分为三种类型：亚细亚、古典古代和日耳曼。第一，亚细亚共同体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工农业统一之上的，所以无论服役多么带有强制性，也无论纳贡怎样夺走了全部剩余，这些剩余劳动在原理上都是服务于所有主体即共同体及其成员本身的“必要劳动”。同时，亚细亚的地理环境奠定了“所有”和“交往”的基础结构，即早熟的“工业和农业在共同体内部的结合”，城市不可能从这一结构中外化出去。也就不能期待亚细亚共同体中会诞生和形成“市民社会”。第二，古典古代共同体，指的是阿尔卑斯山脉以南的欧洲，与日耳曼共同体一起构成了欧洲世界的两种类型。古典古代共同体虽然也诞生了很多城市，但这些城市只不过是“作为乡村生活的中心和农民的居住地”的城市，“市民”实际上是“自由而自给自足的农民”。这里存在着人们固有的重视农业，轻视工商业意识的物质结构基础。所以，城市和农村分工的可能性，用望月清司的话来说，马克思甚至连它们产生的萌芽都没有找到。第三，日耳曼共同体的城市是农村生产力的外化形态，“是从农村这个历史舞台出发的，然后，它的进一步发展是在城市和农村的对立中进行的；近代是农村城市化，而不像在古代那样，是城市农村化。”{14}农村与城市之间存在等价交往，以这一社会分工=交往为基础，日耳曼共同体的产业化=社会化才得以全面发展。这也是望月清司在总结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时提到的，只有日耳曼的西欧世界才是适合市民社会发展的土壤。才带有“城市和农村的对立”这一发展为近代资产阶级社会的谱系。 最后让我们来看看“奴隶制和农奴制”问题。传统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历史分为原始社会―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五大阶段，而望月清司指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按照共同体―市民社会―社会主义（未来共同体）来说明历史发展进程的。那么，“奴隶制和农奴制”去哪里了呢？在望月清司看来，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的兴趣一直集中在对市民社会=资本家生产方式本质的认识上，即展望如何创造对即将到来的未来共同体而言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马克思历史理论的视角在于“分工”和“交往”而非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追求市民社会的历史贯穿性，在这一贯穿性中去论述“近代”所发挥的历史作用。近代使“中世纪”的农奴制解体，并从中世纪那里继承了市民社会，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大工业和资本家积累的世界。{15}从这个意义上说，“奴隶制和农奴制”是唯物史观经济史的课题，而相对于整个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而言只具有派生的意义。

四、“市民社会”概念的现实启示

望月清司曾在自己这本著作的序言里说过，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不是要解释和整理过去，而是要预见未来”。{16}“市民社会”概念在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中具有三重属性。首先，它是“整个历史的真正基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其次，它是一个商品的世界，伴随着私人所有的产生，在这个世界里，物支配人，商品所有者在商品交换中是平等的关系；再次，它是资产阶级社会，是以雇佣劳动和生产资料私人所有为特征的社会。“市民社会”概念帮助我们客观认识当今的资本主义世界：在这个社会里，“资本主义”的分工和交换得到了全面发展，它所带来的“大工业”蕴含的积极因素是“更高级的社会形态”=“自由人的联合体”不至于堕落为“粗鄙的共产主义”的根本条件。最终，生产、分工被以人的方式组织起来，普遍分工和世界交往将会实现，从而在严格意义上扬弃“资本主义”以及避免在新社会中产生新的异化。{17}

另一方面，“市民社会”概念为身处社会主义的我们提供了一个解释社会现实的工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到底是什么？针对有人认为它已经脱离了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质疑，我们该如何回答？根据马克思的“晚年构想”，俄国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越过“卡夫丁峡谷”而从农耕共同体直接进入到社会主义。我国一些学者也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符合马克思的“晚年构想”，“市民社会”已经被我们跨过。{18}然而，中国发展事实告诉我们，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市场经济飞速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指出，要使得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中国在保障国民的物权、财产权方面加大力度，等等。虽然这条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现在正需要我们团结一致排除万难，但我们有为之奋斗的信心和动力，因为终点就是“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即“自由人的联合体”。正如马克思曾经告诫过劳动者的那样：“宁肯在现代市民社会里受苦，也不要回到已经过时了的旧社会中去！因为现代市民社会以自己的工业为建立一种使你们都能获得解放的新社会创造物质资料，而旧社会则以拯救你们的阶级为借口把所有国民都抛回到中世纪的野蛮状态中去！”{19}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8页。

②④⑤⑥{12}{15}【日】望月清司著，韩立新译：《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页、第39页、第8页、第499页、第162页、第454页。

③⑨⑩{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94页、第267页、第233页、第232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6页。

⑧{16}{17}【日】望月清司著，韩立新译：《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10页、第5页、第13页。

{13}{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5页、第484页。

{18}韩立新：《中国的“日耳曼”式发展道路（上）》，《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1期。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