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人类学视野中的“现代化”反思

社会变迁是人类自我理解的一个重要话题。然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从一开始必须提出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人们何以获得其知识，人类知识后面的认识论前提是什么，话语和知识又怎样参与了历史的真实创造等。所提出的这些问题使人们强烈地感受到，如果承认人的社会性存在，那就必然要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对人、对生活的审视，受到了现代社会框架的制约。因此，当分析到现代的时段，不可避免地与所谓“现代化”概念相遇时，便面临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即是把一些具有根本性缺陷的论说，视为既定的前提全盘接受，赋予这些流行概或知识以完全的合理性；还是正视人类知识的不完全的实质而提出疑问。这种质疑性蕴涵着一种可能，或许可以获得一个可依凭和信赖的全面性视野。

一、认知、话语和权力

一个社会系统的结构是由不同的个体和群体的地位构建起来的。在这种地位结构中，功能便是一种作用，或是在既定地位中的个体的实际行为。功能与结构是相互影响的。所谓社会变革就是一个社会的功能和结构发生转变的过程。所谓新石器时代或农业革命以及现代世界的形成，都被认为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巨大的分水岭。不管人们是否接受进化论的假说，都不容否认社会结构上的这种根本性差异。这样，理解社会变迁的关键点，就在于人们对社会变迁的原因和定向的分歧。

埃弗雷特·罗杰斯认为[1]，基于变革原因的考察，社会变革是个二元范畴：内在变革与接触变革。在既定的社会系统中几乎没有外来影响的介入而发生的变革为内在变革；接触变革则是由介入社会系统的外来原因所引起的，它又分为可选接触变革和定向接触变革两种类型。当外来者无意地或自然地把一种新思想传播给一个社会系统的成员时，他们会选择其所愿意采纳的东西，创新思想的接受者是依其独特的需要来对这些新思想作出选择、解说、采纳或抵制的，这便是可选接触变革；定向接触变革则是指那些把自身作为变革样本的外来者，为达到既定的目标而进行的变革传播。

如果说，以往最重要的变革类型是内在变革和可选接触变革，那么，在当代社会中所发生的确实是一种定向接触变革，即便是一些偶尔存在的诱导性内在变革，也展现着强烈的方向性。于是，在此所提出的问题便是，这种“定向”的标准是什么？经济发展的量度是定向社会变革的一种类型，它包含着以更为“现代”的生产方法和社会组织的改善，来获得更高的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的目标方向。当这种量度以“现代化”的概念而得到表达时，一方面确实表现了经济发展作为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特征的基本事实；但另一方面，即便仅就经济目标而言，为实现经济发展而采取的“现代”方式，也同时意味着远远超出了经济范围的一系列新的思想、价值观和规范的确立。当人们普遍地从与“经济发展”极为相似的意义上来定义“发展” ，进而把“发展”定义为社会系统的变革时，便十分清楚地表明，现代化的涵义绝不仅在经济事实方面。

这样，无论在人们对仅仅依靠内在和自然变革所得到的经济增长率日益不满，而力图以现代的方式获得更大的经济增长，并通过诸如政府规划等不同方式来实现定向变革的实践层面，还是在对现时段民族经济进程的分析层面，都遭遇了“现代化”概念这一既有巨大诱惑力、又是一个重大陷阱的困扰。从为保证发展成功的最低限度上，到针对以经济的和社会的标准为基点，把全球民族划分为发达的和欠发展的、传统的和现代的两大部分的流行做法的一个更大的范围，社会变革与发展的问题，都以“现代性”的预设为前提、并受到这种预设的制约。

恩格斯认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这一个“ 伟大的基本思想”揭示出，人们获取知识的环境对这些知识的制约性、一切知识必然具有的局限性、以及人类认识的相对意义：“今天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认识都有它隐蔽着的、以后会显露出来的错误的方面，同样，今天被认为是错误的认识也有它合乎真理的方面，因而它从前才能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2]。人类知识体系的这种本质特征，使米歇尔·福柯对其提出了一系列的质疑：“对知识的热情，如果仅仅导致某种程度的学识增长，而不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或在可能的程度上使求知者偏离他的自我，那么它归根到底能有什么价值可言？”“如果思想不是用以向它自己施加压力的批评工作，那它又是什么？它要不是在于努力弄清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才能以不同的方式思维，而是去为早已知道的东西寻找理由，那么它的意义究竟何在？”“面对真理的历史给所有思想带来的危险”，应该看到，“如果要不断观察与思考，有时候关于了解自己能否采取与自己思维不同的思维方法去思考，能否看到与自己的所见不同的事物这样的问题便会变得绝对必要”。应该“了解在何种程度上为思考自身的历史所作的努力能使思想摆脱它所思而不悟的东西，使它能够采取另外的思维方法”[3]。

这样，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问题的关键并非一种认识的正确与否，而是这种认识为什么会产生，是这种认识背后的文化机制。福柯指出：“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认识主体、认识对象和认识模态应该视为权力— 知识的这些基本连带关系及其历史变化的众多效应。……权力—知识，贯穿权力— 知识和构成权力—知识的发展变化和矛盾斗争，决定了知识的形式及其可能的领域” [4] 这便可以看到，一个语词只有进入特定的话语的范畴才能获得意义，“权力和知识是在话语中发生联系的”，“不同形式的话语是不同形式的抑制和知识图式不停地来回运动的载体”[5]。特定的话语背后，总体现着一定时期的群体共识，一定的认知意愿，而形成了一定的“知识型构”。这种特定时期社会群体的一种总体关系的存在，决定着那一时期解决问题的可能途径与范畴；决定着那一时期提出问题的可能方式与思路。如果说，谈论社会变迁本质上是一种往事的叙说，那么，它就是一个当前人们的社会行动，并且影响着当前的社会体系，从而，往事只能按照现在而不可能按照过去的真实性加以叙说。因此，对任何有创意的研究来说，其首要的前提在于对支配其研究的概念、范畴和整个话语体系进行深刻的梳理，展现出对所谓“现代”的本质、特征，对“现代化”话语中透出的多层涵义作一番探究的充分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