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严三实”与传统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参加安徽代表团的审议时指出：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树立和发扬好的作风，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三严三实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党的作风建设的新论断，是新时期党中央对领导干部的根本要求，是领导干部的做人之本、为官之道、成事之要。三严三实作为中国共产党在作风建设上的最新成果，直接根植于中华文化的沃土，蕴含了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它不仅是对中国政治道德和个人品德的当代诠释，更是对传统文化精髓思想的现代表达。正确认识三严三实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联有利于共产党人从源头上理解三严三实思想的精神实质。

一、三严三实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的现代表达

严和实向来是中国传统文化倡导的社会价值观，是中国历代政治家秉持的执政理念。在严方面，传统文化倡导克己、慎独、正心等等，在实方面，传统文化倡导讷于言而敏于行、知行合一、明体达用等等。三严三实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与儒家思想有紧密的联系，习近平指出：儒家思想同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其他思想一道，记载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在建设家园的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本文撷取部分有代表性的经典思想，探求它们与三严三实的理论渊源，以期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中寻找三严三实的思想根基，进一步理解三严三实的理论内涵。

1.三严三实与修身治国观

修身治国思想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和精髓，在儒家思想中修身是对为官者的最初和最根本要求，对照三严三实思想，不难看出两者在内涵、范畴上一脉相承、高度一致。三严三实中的严以修身是对领导干部提出的首要要求，这与儒家以修身为前提的修身治国观一致。孔子是最早提出修身治国观并深刻论述其方法论的人，孔子认为良好的道德修养是为官者治国的基本要求，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理仁篇》），意思是说只有仁德的人能分辨是否好恶，坚持原则。孔子分析了提高道德修养的具体方法，他认为修身要做到三个方面：修己、克己和正身，其中修己侧重道德的养成和提高，可从学习入手，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篇》），意思是说出仕做官者要不断地学习，学习的好坏同时也是能否做官的前提条件，学习不仅是对科学知识的学习，更是对道德规范的学习，通过学习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升华心灵境界；克己即为人由己，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篇》）意思是说个人的道德修养提高要靠个人独立的意志来完成，通过个人独立的意志来加强学习，这就是三严三实的严的要求，特别是严以律己的要求，即要求领导干部在各方面严格要求自身，避免受外界不良因素的干扰。孔子强调为政者要正身，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能不正？（《论语颜渊篇》）意思是说为政者自身起好模范带头作用，带头正直了，谁还敢不正直呢？正身是树立为政者威信的必须条件，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论语子路篇》），正身是三严三实理论提出的直接目的，三严三实的提出是党中央对党员干部作风建设的最新要求，中国共产党作为有8000多万名党员的执政党，不正身，党的形象和威望就很难树立，很难得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习近平同志十分重视干部的道德建设，他强调修身是为官的前提，他在讲话中多次引用中国古典典籍中的经典思想，他阐述了修身立德的方法：吾日三省吾身、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焉等等，习近平指出严以律己就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慎独慎微、勤于自省，遵守党纪国法，做到为政清廉。三严三实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慎独精神，要求党员要在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礼记中庸》）慎独精神是中国文化倡导的君子精神，在共产党执政的历史上，一贯强调共产党员要具备慎独精神，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将慎独精神作为党性修养的最有效形式，他提出：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时候，他能够慎独，不做任何坏事。传承慎独精神既发展了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又契合了时代发展的要求，新的历史时期，共产党人面临新的挑战，要谨慎利用手中的权利，要主动接受组织、制度和人民的监督。

2.三严三实与内圣外王之道

三严是对领导干部自身修养的要求，三实则体现出对领导干部外在事功的要求，三严与三实鲜明地反映出了传统文化中将道德修养与外在事功相统一的内圣外王之道：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体现的提高自身道德修养的内圣之道，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体现的是将内圣的功夫发挥到治国的具体事功上的外王之道。内圣外王最早提出是在《庄子天下篇》中，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内圣指的是人格理想，强调君子要修身养德，做一个有德性的人；外王则是指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内圣外王之道是中国哲学中儒、道、法三家思想融合的产物，是中国仁人志士最高的人格理想和政治理想追求，内圣外王思想将个人的道德修养与国家社会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了一起，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德与政治的统一，即：道德给予政治正确的方向，道德要落实到政治中才会有普遍的影响。在三严三实中三严侧重的是领导干部的个人道德修养，三实则侧重领导干部的政治活动，三严为三实提供了正确的方向，三实让三严的影响落到实处，使个人修养通过政治作为落实到国家、社会的方方面面。

内圣外王之道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信仰观，三严三实蕴含的内圣外王思想要求领导干部塑造崇高的道德理想和政治理想，并最终实现道德理想与政治理想的统一。内圣是外王的基础和前提，外王是内圣的延伸和必然结果，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章句上》），意思是在不得志的时候要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得志了就要致力于安邦治国，可见人格理想是政治理想的基础，兼济天下以独善其身为基础，三严三实的严和实反映的也是这个道理。

3.三严三实与民本思想

作为传统的农业国家，中国自古以来就重视以民为本，早在殷商时期就出现了民本论的代表，《尚书》中记载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此后在中国历史上重民思想一直没有中断过，中国古代众多哲学家都丰富和发展了民本思想，比如孔子的仁学充分体现了他的民本思想，他提出：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这句话体现了孔子对仁的要求：博爱大众，亲近有道德的人；孟子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这是孟子仁政学说的核心，他认为从国家的立场来看民是根本，民比君重要；荀子根据古书的记载来说明君民关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黄宗羲将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发展到最高峰，他超越了儒家重民、爱民、为民请命的思想局限，进一步提出涉及民主、民治、民主监督的新层面，他反对皇帝一家之法，主张用天下之法取代，从而达到限制军权，保证人民权利的目的。

三严三实汲取了传统文化的民主思想精髓，延伸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重民思想，三严三实要求领导干部用严格的态度修身、律己、用权，把谋事、创业落到实处，诚实做人，其目的是要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这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重要保证。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就是要使广大党员铭记、恪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三严三实提出后，三严三实的专题教育活动在领导干部中广泛开展，这是对党的群众教育实践活动的深化，是对落实群众路线的更深层次要求。

4.三严三实与致良知思想

致良知是王阳明全部心学思想的宗旨，所谓致良知就是把人的道德良知从本性之中向外推至开来，贯彻于人的一思一念、一举一动之中，王阳明认为我们的良知和本心容易受到私欲的影响，良知会被遮蔽，引起不善的行为，这就要求我们要时时刻刻做致良知的功夫。王阳明从致良知思想出发，重新诠释了《大学》中致知格物、正心诚意的思想，他认为致知与格物是同一件事，致良知就是要向外推行良知，将良知落实在事事物物上，这与三严三实的思想有相通性，三严三实强调了将自我道德推行到个人的一举一动中，推行到谋事、创业的具体事功当中，形成严与实的统一，实现个人本性与行为的统一。

三严三实的严与致良知的致有相通性，相通在于三严的严是对自己的道德修养严格下功夫，严格要求自身，在修身、用权和律己方面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境界，致良知的致是对恢复自身良知本性下功夫，去除欲望，不为私欲所蔽，两者都强调了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从另一个层面来看，三严三实超越了致良知的思想，王阳明的致良知指的是主体通过致知的功夫恢复善的本性，而良知本身并无增加，三严三实所涉及的道德修养则是可以不断提升的，三严三实要求共产党员充分发挥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挖掘道德精神转化为道德实践的可能性，在修身做人方面不断提高主体的自觉性，在用权谋事方面不断发挥主体的能动性，实现人格品质的提升。

5.三严三实与知行合一思想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知行问题一直是哲学家讨论的重要内容，程颐和朱熹对知行问题都做了专门论述，程颐强调知先于行，朱熹进一步完善此理论，认为知先行后，由于重知轻行的思想的误导，到了明朝中期，崇信朱学的知识分子忽视了道德实践的重要性，社会出现了知而不行的现象。针对这样的情况，为纠正知行分离的情况，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的观点，将知与行统一起来，将人的道德意识与道德实践统一起来，王阳明认为知与行是一回事，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不表现为行的知不算是真知，道德意识不能离开道德行为，同样道德行为也离不开道德意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深化了道德意识的实践性和自觉性。三严三实的思想同样要求道德意识与道德行为的统一，三严强调的是领导干部在修身、律己、用权方面要有严格要求自身的道德意识，三实强调领导干部在谋事、创业、做人方面要将道德意识自觉地外化为道德实践，代表知的三严和代表行的三实二者是统一的，互为条件，缺一不可，三严通过三实的具体实践表现出来，三实中蕴含了三严的标准。

三严三实是习近平总书记就党内出现的作风问题而提出的健全作风、严整党风的办法。王阳明认为知与行不可分开来讲，他认为人们正是割裂了两者，才会导致实践上的错误，知行合一的思想不仅指要将道德与实践结合，也包括要将不善的念头清除、克倒，不能让其潜伏于心，故有一年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三严三实的要求蕴含了要求领导干部重视道德实践的观点，领导干部要将知与行两方面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从认识和实践上达到三严三实的要求。领导干部在落实三严三实的要求时，不仅要从理论上深刻理解三严三实的内涵，更要从自己的身心上体会践履，将三严三实的精神落实到具体工作中，切实地为人民谋利。

6.三严三实与义利统一思想

在中国传统文化对义利关系的探讨中，从孔子、孟子、董仲舒到二程、朱熹等，儒家学者都主张以义为上，相反的是，法家提出以利为上的观点，为调和儒法两家的不同观点，中国传统文化中出现了义利统一的思想。墨家提出义利相合论，他主张国与国、人与人之间都应该兼相爱、交相利，爱与利都是相互的，是相辅相成的、互为条件、互相依存的，这一思想与三严三实蕴含的义利观一致。墨子认为人只有实行兼爱才是仁人，仁人之事者，必务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兼爱下》），仁人要将兼爱作为处事标准，自觉地融入到交利中，自己的利益中就包含了他人之利，为他人谋利就是为自己谋利，三严三实的严要求领导干部把义利统一的思想内化于心，不可为了追逐个人的私利而忘记人民群众的利益，要自觉远离低级趣味和歪风邪气，追求高尚情操，坚持用权为民、心存敬畏，任何时候都不能以权谋私。三严三实的实要求领导干部要将谋事的利落到实处，而这个实就是为人民谋利，为人民谋利之利就是义的表现。

三严三实要求领导干部要明确利是为民谋利，义是执政为民，利和义统一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中。没有利，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得不到保障，没有义社会的公平正义无法实现，两者互相依存、缺一不可。秉承三严三实蕴含的义利统一观，领导干部要通过严的要求，提高个人道德修养，再将之融入到实的具体谋利中，培养起道德自觉性，让谋事、创业和做人之实包含为民之义。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繁荣和生产力的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与此同时人们精神生活的相对滞后性显现出来，精神的滞后性反映到领导干部的思想意识中就形成了贪污腐败思想。三严三实的提出是将市场经济之利与为民服务之义统一，它不仅是建立健全党的作风建设的利器，更是防治贪污腐败毒瘤的良药。

7.三严三实与实事求是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为政贵在行，儒家文化要求从政者讷于言而敏于行，要求从政者不尚空谈，勤于实干，班固称赞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针对党内出现的主观主义等现象，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重新解释了实事求是思想，将其作为整顿党内作风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倡导从实际出发研究问题，将实事求是，力戒空谈写入《七大纪念册》，实事求是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思想路线。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党内出现的新问题，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实事求是思想，提出了三严三实的要求，他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并在全党上下兴起少说空话、多干实事的新作风，为进一步推进从严治党提出了新的标准。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古往今来必成于实，实事求是的思想要求共产党员一切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三严三实要求党员干部在为政谋事方面要有实干精神，不浮于表面，要以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的具体需要为要，在干事创业上要符合客观规律，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要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要求。实体现的是严谨的道德实践：谋事要实指的是谋划事业要从实际出发，使政策、方针符合客观规律和科学精神，不脱离实践；创业要实指的是在创业时要真抓实干、脚踏实地，要勇于直面矛盾、担当责任、解决问题，创造出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实绩；做人要实指的是对党、组织、人民要忠诚，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三严三实的要求与实事求是的思想一脉相承，是对实事求是思想的延伸发展，两者都要求党员干部要根据客观情况按规律办事，把工作落到实处，出真招、见实效，把崇高的共产主义道德思想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三严三实是在党的思想路线指导下对党员的具体要求，更具有时代性和针对性，它要求党员干部从实处着手健全作风问题。三严三实与实事求是一脉相承的关系精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的理论逻辑，揭示了在党的历史方位的深刻变化中，党的建设理论的一致性和自觉性，党的建设遵循的客观规律的不变性。

二、三严三实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延伸和创新

1.理解三严三实理论内涵，延伸中国传统文化精髓

三严三实的理论内涵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刻渊源，它在根源上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紧密契合。三严三实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性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来：首先，三严三实以传统文化为文化根基和思想源泉，三严三实强调领导干部应该以修身为本、不以权谋私、慎独、慎微、谋事创业要实、诚实做人，这符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契合致良知、知行合一、利义统一、民本思想等等；第二，三严三实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的道德要求与传统文化对为政者的道德要求一致，儒家思想对于个人品格定位于仁和义，尤其是仁，这是儒家强调的绝对的道德律，三严三实无疑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人的道德律，它强调的心正、言正、身正的道德要求是对儒家仁的思想的现实阐述和创新发展；第三，三严三实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领导集体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中国共产党成立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历代领导人始终重视对传统文化精髓的继承和发展，三严三实作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的新标准是党的领导人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自信力的重要体现。

2.厘清三严三实理论逻辑，认识传统与现代的关联

三严三实是一个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三严是做人之道，强调的是主观世界的改造，三实是为政之道，是对领导干部将内在价值观和信念外化于行动的具体要求，三严三实的逻辑内涵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王的逻辑内涵休戚相关，在三严中严以修身是前提和基础，这与中国传统文化讲修身作为为人处世之本、内圣是外王的基础，修己是安人的前提的逻辑一致；严以律己是保证，律己是在修身的基础上对领导干部提出的进一步要求，它不仅要求领导干部通过修身达到高尚的道德修养，还要求领导干部时时警醒自身，慎独、慎微；严以用权是在修身、律己的道德意识要求上，对领导干部提出的道德实践标准，要求领导干部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用人民赋予的权利来为民服务。在三实中，做人要实是前提条件，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宁，领导干部只有以做人实为前提，才能保证谋事实，创业实；创业要实、谋事要实是党的作风建设的落脚点，内圣外王思想强调外王是内圣的目的，同样，将创业和谋事的工作落到实处是修身、律己的目的，实体现了内圣和外王在当代语境下的统一性，在现代阐述中它们统一于共产党人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指导的实际工作中。

3.把握三严三实理论品格，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三严三实的内涵十分丰富，它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紧密联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蕴含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三严三实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党的作风建设领域的展开。从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寻找思想动力和理论根源，将其转化为符合当代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最后凝练为三严三实的具体要求，从中华传统美德到核心价值观，再到三严三实的逻辑演绎是中国共产党新一代领导人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对自身文化的认同。习近平指出：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值得挖掘的思想宝藏，探讨并理解党的作风建设的新论断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渊源，有利于进一步加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将传统思想的精髓融投于现实理论，提高自身文化软实力，使中国文化屹立于世界之林。

三、以中华文明精神为指导，践行三严三实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寻找三严三实的思想根源的最终目的在于将思想落实于行动，造福于百姓。三严三实是关系中国共产党各项事业的紧迫要求，如何将三严三实的要求落到实处是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工作，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将理论与实践衔接：以儒家修己安人思想为指导，践行严以修身的要求，领导干部要将提高党性修养作为立身之本；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践行严以用权的要求，领导干部要谋权为公，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大利益；以传统文化中的慎独精神为指导，践行严以律己的要求，领导干部要严格约束自己，强化底线思维；以知行合一、实事求是思想为指导，践行谋事要实的要求，领导干部要切记空谈误国、实干兴安，避免弄虚作假的不正之风；以义利统一思想为指导，践行创业要实的要求，领导干部不能图一己私利，要将党和人民的事业作为自己的最大价值追求；以传统文化的致良知、内圣外王等思想为指导，践行做人要实的要求，领导干部要努力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并将良心道德贯穿到自身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之中，做到思想与行为的统一。

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会面临重重的挑战，在挑战面前中国共产党需要进一步推进作风建设，共产党员需要从崇高的精神中积聚力量，三严三实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的新举措，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精神力量来源，我们只有深刻认识三严三实蕴含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以中华文明精神为指导践行三严三实的要求，才能从源头上进一步推进党的作风建设，推进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