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社会舆论浅析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着空前危机，如何革新传统文化成为清末民初思想家探索的主要课题之一。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痛斥愚钝落后的儒家思想，渴望西方的科学与民主。而梁漱溟却冒着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危险，在北大讲坛替释迦讲个明白的同时，又要替孔子讲个明白。1922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即遭到了西化派自由主义者胡适、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杨明斋的批评。

1《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文化观

中国现代思想家李石岑曾说，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出版一年，销售十余万册，有近百篇论文和几十个小册子同他辩论，大打笔墨官司。翻成了十二国文字，把东西两半球的学者闹个无宁日。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此书受到众多学者的重视，引来如此多的笔墨官司？

梁漱溟先从文化的定义人手：你且看文化是什么东西呢？不过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样法罢了。生活又是什么呢？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在他看来意欲的不同是导致东西方文化不同的根本原因，从而产生了人类生活的三种不同文化路向：

（1）本来的路向：就是奋力取得所要的东西，设法满足他的要求，也就是奋斗的态度。

（2）遇到问题不去解决，而是自觉地改造自己意欲，不改变局面。这就是一种回避的、随遇而安的态度。

（3）这种方法就是从根本处着手，彻底将所遇到的问题取消。换句话说，这种方法就是要求人们从根本上取消自己的欲望，使自己无欲无求，也就是禁欲。

通过对三种不同途径的分析，梁漱溟区分了西洋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的不同。西方文化处处体现了奋力改造局面这一人生态度；中国文化的突出特点是随遇而安、一味安于现实；而印度文化的典型特点是要求向内，强调自身无欲无求。

在对西、中、印三方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之后，梁漱溟引出了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理论。即西方文化为第一期，解决人与物的关系问题；中国文化为第二期，解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印度文化为第三期，解决人自身的身心平衡问题。三期文化相续繁盛，各领一段历史风骚，世界未来的文化最终是孔家的文化。

2《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社会舆论

梁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出版，立即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遭到了西化派自由主义者胡适、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杨明斋的批评。

2.1来自胡适的批评

梁漱溟从文化渊源和人生哲学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了全面的清算，引起了胡适的不满。胡适认为梁氏文化观犯了笼统的毛病，文化的分子繁多，文化的原因也很复杂，把每一大系的文化各包括在一个简单的公式里，便是笼统之至。因为文化虽有其同一的一面，却也有各自不同的一面。

西方化与印度化，表面上诚然很像一个向前要求，一个向后要求，然而我们平心观察印度的宗教，何尝不是极端的向前要求。就是被梁漱溟视之为中国文化之根本精神的调和持中随遇而安的态度，乃是世界各种民族的常识里的一种理想境界，绝不限于一民族或一国。

在批评了梁漱溟的文化路向说之后，胡适提出了有限的可能说。认为，民族生活的样法并不像梁漱溟所说的那样走的是不同路向，而是根本大同小异的。因为生活只是生物对环境的适应，而人类的生理的构造根本上大致相同，故在大同小异的问题之下，解决的方法也不出那大同小异的几种。

针对胡适对他的激烈批评，梁漱溟深为不满。他抗议胡适没有认真地读懂他的书。虽然不能否认梁漱溟的反驳多少有些偏执，但公平地说，他对胡适的指责也是有道理的。胡适只看到了文化的时代性，而忽视了文化的民族性，以至于梁漱溟发出感慨：先生根本不承认有所谓一种风气、一种色采，一种精神、一种趋向，而有为此言者皆属糊涂，亦谁能与先生争？

2.2来自杨明斋的批评

杨明斋所著的《评中西文化观》是当时为数不多专门探讨中西文化问题的著作之一。他以马克思唯物主义的观点，批判了梁漱溟关于意欲决定文化观和直觉的运用观点，宣扬了历史唯物论的文化观。

首先，杨明斋批判了意欲说文化观，认为拿没尽的意欲和不断的满足来解释生活，是很不妥当的。因为人类的意欲是生理之要求借神经系的一种表现，有时神经受了病，而意欲也随之失了平常的作用，可是仍然生活。认为梁君以意欲的方向不同来解释民族文化的不同是主观观念太深的主张。意欲是受生理之要求的支配且倾向物质之美。文化之产生及其不同的原因甚复杂，其中之最要者以地理经济为主，教育次之，民族的遇合又次之。针对其意欲说导出的三路向，杨明斋认为人类的意欲只有前进求荣，脱痛苦的一个方向，并无向后走的路向。所谓不同，并不是方向不同，是求生荣与脱痛苦的步骤不等。

其次，针对梁漱溟对西方及中国所列出的宗教、哲学问题，杨明斋从反直觉主义的角度人手，批判了其西洋、中国的理智直觉感觉之运用的公式。

在西洋方面，梁漱溟认为：

（甲）宗教初于思想甚有势力，后遭批评失势自身逐渐变化。

（乙）形而上学初盛，后遭批评，几至绝路，今犹觅路复活。

（丙）知识之部当其盛时掩盖一切为哲学之中心问题。

（丁）人生之部不及前二部之盛又粗浅。

杨明斋对此逐一作了批判。他认为西洋人的人生思想仍旧未脱宗教的观念。所谓遭批评失势及宗教革改者，是批评教会所立的仪式如拜偶像，改革其舞弊如赎罪券，人生来就有罪恶，并未革改其所有之教义。因而认为形而上学在欧洲又要复活的样式这样的话实在笼统。

在中国方面，梁漱溟认为：

（甲）宗教素淡于此，后模仿他方关系亦泛。

（乙）形而上学自成一种与西洋印度者不同，势力甚普，且一成不变。

（丙）知识之部绝少注意，几可以说没有。

（丁）人生之部最盛且微妙与其形而上学相连，占中国哲学之全部。

杨明斋认为中国人素淡于宗教的信仰而模仿他方、国人没有统一形式的宗教是实事，而说没有系统的宗教信心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类生活离不开信仰，所以没有统一的形式宗教，也必有一种迷信和系统的伦理代替宗教。同时，认为中国人的知识及求知识的方法几乎没有一说，也非常的笼统。虽然中国人缺乏西洋那种物理之客观知识及其求知识的法子，但情感人情之主观的知识及其方法比较西洋也不少一大些。中国人有一种与西洋不同的文化即伦理及其组织。

通观全书，杨明斋的文化观主要有两大特征：其一，从唯物而不是唯心的立场来讨论问题的。其二，从大多数人而不是单纯从精英文化的角度来研究文化问题。这些特征与梁漱溟的文化观是截然不同的。

3结语：批评者与被批评者

从上述两个批评者的个案分析，可以窥见当时东西文化争论的激烈。胡适与梁漱溟的分歧在于中西文化的差异是时代的不同，还是类型的区别？中国文化的出路是西方化还是东方化？胡适的有限的可能说在批判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基本观点方面有它积极的历史意义。然而，从学理上来说，胡适的有限的可能说却也有其不足之处。它过于注重人类文化的同一性和时代性，而忽略了文化的特殊性和民族性。

而杨明斋和梁漱溟文化观的分歧主要在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论争。针对梁漱溟认为文化是一民族生活的样法的观点，杨明斋相应强调：文化是补助人类生活的方法。尽管杨明斋关于文化的定义未必全面，但他从文化源于物质、源于生活的角度说明了文化的固有本质，因而具有鲜明的唯物主义色彩。而梁漱溟不赞成唯物观的看法，是因为他认为唯物史观忽略了人的精神作用，从而使人处于被动境地。这或许是当时大部分知识分子对初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