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也要会打“气候”牌

全球瞩目的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把近年来国际气候政治的激烈博弈推向了新的高潮。尽管从科学的角度看，作为全球最复杂的环境问题，人类对气候变化和其后果的认识还很不够，应对气候变化在科学上还具有不确定性。

但在国际政治领域，气候变化问题已越来越受到各国领导人的重视。可以预料的是，全球气候政治的激烈博弈不会随着哥本哈根大会的结束而停止，而是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作为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重要议题，被探讨、谈判乃至争执。

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的现代化还远未完成，但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却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关注，甚至承受了发达国家为转移焦点而转嫁的不应有的国际压力。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该怎样进一步完善并广泛传播我们的观点和立场，从理论上说服别人，进而在道义上赢得支持。

笔者认为，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利益博弈和众说纷纭的话语权争夺面前，我国不能停留在“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战术防卫层面，而是必须从理论和道义上夺取战略制高点，在国际气候政治领域重申符合人类道义的政治伦理和哲学基础，厘清责任和事实，从而形成具有强大的、具有说服力的“中国声音”,来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争取必需的发展空间，并在可持续发展中塑造我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气候变化问题的实质是人类发展方式的可持续性当前人类面临的气候变化问题，主要是指工业革命以来，由于大规模使用化石燃料、森林植被被破坏等原因，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超过了自然的吸纳能力，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增加导致气温升高，进而引发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水资源失衡、生态系统严重损害等一系列影响人类生活的环境问题。

工业革命之前，在漫长的农业社会里，人类保持以农牧业为主的生产方式，化石燃料使用量很小，人类与自然环境形成大体平衡的能量和物质循环，对自然环境的整体性影响很小。而工业革命在赋予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巨大能量的同时，也使人类活动真正具有了影响全球环境的能力。

200多年来，人类的物质文明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资源环境问题也日益凸显。由于工业化过程中化石燃料的大量使用，在仅仅占全球人口20%的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情况下，已经使石油、天然气等能源资源面临耗竭压力，生态环境遭到巨大破坏，而气候变化问题的出现，更凸显了全球环境容量的有限性，表明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走过的发展方式具有不可持续性。

如果全球另外80%的人口也按照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那么不仅地球资源难以支撑，人类也将面临由此引发的巨大环境灾难。现代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很早就引起了有识之士的高度关注，自1972年罗马俱乐部提出著名的增长极限论以来，可持续发展问题受到了各国越来越多的关注，也取得了一些进展。

但从根本上说，解决诸如气候变化等全球性环境问题，面临两大难题。首先，现代市场经济本身就具有外部不经济的问题。

从微观经济运行机制看，现代市场经济是一个以生产为中心、利润为主导的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企业生产的直接目的不是为了满足人的正常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是为了利润最大化。

因此，企业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足，必须不断降低生产成本、扩大生产规模，并通过广告等手段，不断反复轰炸、激发、制造人们的消费欲望，鼓励人们尽可能多地购买和消费。正如西方著名的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指出的，现代社会的特征是，“它所要满足的不是需要，而是欲求，欲求超过了生理本能，进入心理层次，因而是无限的要求”.现代市场经济的这种竞争机制保证了微观领域资源配置的高效性，但由于它没有考虑到全球资源和环境容量的有限性，每个企业追求经济增长和利润最大化目标，造成了整个社会的资源过度消耗和生态环境破坏，既不利于当代人的发展，实际上也损害了后代人的发展权益，因而在宏观层面是浪费的、低效的、不完善的。

人类如何在保持微观资源配置高效的同时，建立宏观整体高效运行的经济体系，现在还没有现成的答案。目前能够采取的对策是在体系内，通过政府干预和调控，把资源环境要素内部化，使其反映到企业生产成本中，从而提高资源环境的使用效率。

但这不能改变现代市场经济是根据市场购买力、而不是人的真实需求进行生产的属性，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资源环境问题，特别是像温室气体排放，短期对本国无害，长期影响在全球范围，在国际碳排放制度建立之前，难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