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索沃危机看美国世界战略

[内容提要]“科索沃危机”绝不是一个局部地区的孤立事件，它和其他一些正在发生的国际事件一起，急剧改变整个国际政治的重心与大局所在。北约在冷战之后不但继续存在而且不断扩张，一方面是西欧强国对俄罗斯的安全焦虑并未缓解，另一方面则是美国节制欧洲并试图摆脱越来越不听话的联合国的一种战略构想。北约在巴尔干的军事行动既是挤压和围堵俄罗斯的整体步骤之一，也有打开通道扩张欧元的经济企图。从美国的全球战略看，它正在西线和东线同时行动，中国必须对自己的未来安全引起高度重视。

[关键词]科索沃北约世界战略中国安全

数年以前，正是倡导“民主和平论”（其基本假定是“民主国家”不互相打仗）的美国国际政治学者卡尔·多伊奇曾经有这样的惊人之语：“假设人类文明在今后30年内毁灭，其原因将不是饥馑或瘟疫，而是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由于掌握了前所未有的意识形态工具及其战争武器，民族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成为国际冲突媒介体的危险，孕育着使这种冲突升级从而导致相互摧毁和共同灭绝的潜在可能。”[1]的确，战争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对自身安全的忧虑，这种忧虑由于资源稀缺这一无法克服的矛盾而永久存在。

但直到不久以前，尽管也有局部的动荡和不安，许多人因为如下的原因已开始沉浸在真正世界合作与和平的梦想之中：对人类共同利益的进一步认识和认同；经济全球化加深了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生态环境问题的不断扩大；以及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如互联网）强化了“地球村”的责任意识和村民观念等。

如今，随着南联盟战事的不断升级，在随时可能爆发地面战争的阴影之中，在北约新战略的宣言之中，人们才更加痛切地想起“天下并不太平”这个其实一直如此的世界现实。成立50周年的北约第一次动武选择了南联盟，其理由 阻止“种族清洗”的“人道主义灾难” 简单得让人无法相信，它只能使人们确信北约横竖都要进入科索沃。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所谓“科索沃危机”，绝不是一个局部地区的孤立事件，它和其他一些正在发生的国际事件一起，已经急剧改变了整个国际政治的重心与大局所在。

要把握未来走向，我们必须跳出战局，层层追问：①冷战已经结束，北约为什么还要存在？并且要扩张？②美国和北约究竟想在南联盟得到什么？③美国战略对中国安全的影响？④下一步，世界会走向何方？

1、北约继续生存的理由

北约作为一个军事集团存在的理由，在冷战时期十分充分。由于苏联解体、华约解散，北约在战略上失去了对手，面临着“生存危机”。1990年7月，北约伦敦首脑会议曾提出改造北约，使其从军事政治组织变为政治军事组织，从而突出北约的政治职能。但此举遭到了美国的强烈反对。随后相继爆发的一些地区冲突尤其是海湾战争和巴尔干地区的民族冲突，为美国要求北约继续生存打了一支“强心针”。此后，北约逐步着手制定冷战后的“战略新概念”。

对于欧洲国家而言，北约继续存在仍是出于对强大俄罗斯的担忧。苏联解体后，并未象西方原先预料的那样迅速向自由市场和民主社会过渡，相反，国内的民族情绪即使在经济十分低迷的时候也依然浓厚，其仅次于美国的强大军事力量也基本保存了下来，俄罗斯仍然以大国的姿态说话。由于长时间的对立造成的政治紧张感，这些因素使得欧洲国家无法很快减轻在安全方面的焦虑。

对美国而言，正面的意图是在维护集体安全的旗号下，可以继续保持全球最大的军事力量，并通过北约东扩和建立和平伙伴关系把中东欧全部纳入西方势力范围，防止俄罗斯东山再起。反过来看则是担心一旦北约解散，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就丧失了大部分的“合法性基础”，而这将给美国行使“世界霸权”造成巨大打击。因为仅从军事角度说，北约设在欧洲的基地站网就对美国利害攸关。美国想要真正控制波斯湾的石油命脉，其海空军基地只能依赖欧洲基地。离开了欧洲，美国的兵力投放速度和战略威慑程度均将大打折扣。而这显然是美国绝对无法忍受的。

亨廷顿基于对文明冲突的深深忧虑，曾经恳切地指出，“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美国既不能统治也无法逃避世界。只有避免这些极端的做法，采取与其欧洲伙伴紧密合作的大西洋主义政策，保护和促进它们共同拥有的、独一无二的文明的利益和价值观，才能够最有力地促进美国的利益。”[2]欧洲对此给予了热烈的响应。我们已经看到，在北约50周年高峰会议上正式通过的九点“华盛顿宣言”中，北约各国首脑要求一个“更强大也更广泛”的横跨大西洋的联盟。这一联盟“对所有欧洲民主国家开放，与地理位置无关。”北约领导人希望“一个更强大、更广阔的欧洲 大西洋民主社会，一个高举人权和自由原则的社会，一个对所有人民、思想和贸易开放边界的社会；一个没有战争的社会。”因此，维持北约并使其扩大，实际上是美国防止欧洲另立门户、欧洲借助美国缓解安全焦虑，并企图共同分享世界福利的共同结果。

由巴尔干危机的处理方式已经可以看出21世纪国际政治发展的部分走向，那就是“欧洲干涉主义”的重新抬头。这个世界对美国霸权的“绥靖”态度给多极格局的发展蒙上了阴影，美国将把北约变为它建立“单极世界”、推行全球霸权的工具。

2、北约肢解南联盟的战略图谋

科索沃—马其顿—波黑地区，是欧洲最贫困荒凉的地区之一。高山险峻，地域封闭，交通不便，物产资源极为贫乏，缺乏商业价值；更重要的是，这里宗教对立，民族混杂，居民强悍好斗，素有“欧洲火药桶”之称。北约为何在6年的时间里，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此用兵，直至往火上加油，而且不肯罢休？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科索沃位于巴尔干半岛的中部，而巴尔干半岛位于欧、亚、非三大洲之间，战略位置举足轻重。对北约而言，控制巴尔干，向西可向地中海、北大西洋推进；向南可巩固“北约南翼”，与它的中东战略相衔接；向东可在黑海、里海地区，即外高加索和中亚地区渗透、扩张，削弱和排挤俄罗斯的势力和影响。而对于俄罗斯来说，巴尔干地区被视为“一向是与俄罗斯特殊战略利益相关的地区”，是俄罗斯进入地中海的出口，从阻止北约东扩和保卫南大门的战略利益出发，俄罗斯也不会坐视不管。在冷战时期，这里就曾是东西方两大军事集团对峙的前沿阵地 美国深知巴尔干的重要性，已把该地区列为“新的优先考虑的重点”。这几年来，美国采取了多管齐下的措施，力图建立起巴尔干新秩序。现在巴尔干10国中，有的已是北约成员国；有的已进驻了北约和军队；有的已加入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惟独只有米洛舍维奇领导的南联盟现政权桀骜不逊，坚持亲俄罗斯政策，拒绝与北约合作。科索沃的民族冲突正好给美国和北约的介入提供了“消灭异己”、控制巴尔干的绝好机会。肢解南联盟或迫使米洛舍维奇投降，就扫清了俄罗斯的外围阵地，从而对俄罗斯构成了更贴身的挤压。这是最终消灭俄罗斯的关键一步。要不然，美国眼里的“无赖国家”（rogue state）不少，象古巴、利比亚、伊朗、伊拉克、苏丹等。为何迫不及待地拿南联盟开刀呢？

从经济利益的角度看，北约中的欧洲强国，对此问题如此热心，除了军事、政治上可以分享挤压俄罗斯的好处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不可言传的原因是企图通过打通巴尔干走廊在南翼继而向中亚甚至更广大的地区扩张其经济势力范围。

欧洲强国虽然在若干重大问题上依然保持了与美国的一致，但是建设一个统

一、强大的并最终自立的欧洲与美国抗衡，仍然是各国的长远战略目标。在波兰、捷克、匈牙利三国加入北约后，欧元在北翼和中路都有了进一步推进的空间，由于西南跨海的动荡和积弱的非洲暂时缺乏商业上的市场潜力，只有越过科索沃和南联盟走廊，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站稳脚跟，从而把黑海西岸和多瑙河三角洲变成货真价实的欧元区，然后跨过黑海和高加索，利用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的宗教政治势力前出到里海和中亚，与美国及俄罗斯争霸。一旦欧元前出到里海海岸，则既可进入俄罗斯内陆腹心地带；又可联通中亚五国，其政治、经济、文化意义极其深远。这才是欧洲政治、经济、金融的大战略。单是“这种海 河 陆的水陆联运，其距离就比法国地中海经埃及控制的苏伊士运河到中国广州的14870千米航线缩短8000千米”。[4]借美国之力耗美元之费为欧洲打开巴尔干通道，他们何乐而不为呢？

同样必须看到的是，控制了巴尔干并西进中亚，还有可能支配一个从北非的马格里布到波斯湾到里海，再到俄国西伯利亚和其远东地区巨大的油气地理带。由于这个巨大的地理带蕴藏着65%的世界石油储量和73%的天然气储量，被人称为“石油心脏地带”。[5]毫无疑问，对于这个对油气供应高度敏感的世界政治经济来说，这个地带无疑是一个生命攸关的地带。

有战略学家担心，美国此举要是彻底激怒了俄罗斯，会有引发世界大战的危险。但从当前的情况看，俄罗斯是口硬手软，经济的沼泽地和财政的窘境极大地制约了俄罗斯的情绪。当然，“从全球来说，美国及其盟国承认科索沃(独立)可能鼓励从马来西亚到西班牙的巴斯克地区再到库尔德等地的其它民族独立运动。库尔德人一直梦想在伊拉克和土耳其接壤的山区建立自己的国家。”[6]但有了如此巨大的潜在战略利益，美国和北约宁肯冒很大的风险，也不愿轻言放弃，就容易理解了。

3、美国战略与中国未来安全

有美国学者承认：“美国从来就不是孤立主义者，从它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最初年月起，美国就有着一种积极的对外政策。”[7]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理念植根于摩根索点醒的权力政治学。随着本世纪美国越来越明显地成为全球最有实力的国家，它对世界的支配意识和“责任心”就与日俱增。尤其是二战以后，美国在世界呼风唤雨的神奇力量让美国人很快建立起一种信念：“民主、稳定而富裕的西方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去改善全球状况，以减少发生政治倒退的可能性。”[8]而美国对“世界领导者”地位的眷恋，当然是与领导者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分享红利和索取资源分不开的。

大多数美国人对国家的“霸权行径”高度认同。美国学者罗赛蒂曾经在一本影响很大的国际政治学教科书中告诉学生，美国人的国际政治文化中有三个关键命题：①美国清白无罪：美国作为一个民族和国家在世界事务中是“清白无罪”的，也就是说，美国人不认为自己喜欢操纵别人和具有侵略性，美国的举动都是被迫的。②美国乐善好施：当美国真正开始涉足国外时，美国的行为举止被认为是“乐善好施”的，他们参与战争是为了使这个世界摆脱罪恶并促进所有人的自由和和平。③美国例外论：美国人还有一种命定感 相信美国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优越性以及使世界基督教化和美国化的必要性。换言之，美国“例外论”意味着上帝是站在美国一边，美国代表着进步和未来世界最好的社会模式。[9]

美国一九九八战略评估报告指出，世界发展“最坏的情况则是，美国的友邦各行其是而不担负责任，中共改革受挫，国家运转障碍的情况增加，同时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蛮横国家和非国家组织也威胁到民主核心国家的能源供应和基础设施安全，从而使美国虽有优越的国力，但却四面楚歌。拥有足够军备的敌国将因此威胁美国的利益，并利用美方惟恐蒙受高度伤亡以及本土可能遭到攻击的心理，来削弱美方投射国力并伸张国家意志的能力。”[13]据此，美国应该推动几项足以影响其军力设计和运用的重大工作：

调整核心结盟，建构核心的国际伙伴关系，并与这些国家共同强化军力；

削弱或争取蛮横的国家；

减少国家运转障碍的影响及其成因。

鼓励变迁中的国家改革，使其纳入核心。

可以认为，美国对科索沃采取的军事行动基本上体现了这个战略思路。

沿着美国的战略思路，我们可以设想，一旦美国在中欧的战略企图得逞，俄国控制下的独联体进一步被削弱，完成了围堵俄罗斯的目标之后，北约便将“脱壳而出”，不但中东、而且西亚都将被置于其潜在或明显的威胁中。

国对南联盟采取军事行动的同一时期，3月23日，美国众议院以429票对1票通过一项措施，重申美国承诺加强台湾的国防。次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赫尔姆斯和新泽西州民主党议员托里切利提出联合建议，主张立法加强美国和台湾的军事合作，以支持台湾的防御工事，准许美国向台湾进一步出售大量先进武器，包括导弹防御系统和尖端空对空导弹。而把台湾纳入其中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也在积极运作之中。甚至连美国人突然热情地重开“入关谈判”，用总统和国会演戏的方式谋求中国的更大让步，都可能隐藏着巨大的陷阱。可见，美国正在加紧实施其全球战略，在西线围堵俄罗斯的同时，也在加紧对中国的合围。

美国武力干涉南联盟的一个主要动机，就是试图开创先例，以“保护”人权、当地族裔或少数民族的自决权为借口，赋予北约以武力干涉其他主权国家内政、分裂其他主权国家领土的“合法”权力。“科索沃模式”扩大化或普适化，其实是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对未来的最深切担忧。

我们隐约看到了美国所设想的二十一世纪的蓝图。在这个蓝图中，美国统领着欧洲盟友，通过强大的军备对于非西方的大国大力打压，行光大人权、自由和民主等价值口号之虚，干资源掠夺和市场重组之实，构建美国中心的世界霸权。实际上，这幅蓝图早已由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和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草绘出来了。很显然，美国战略家们早就认识到了，新的世纪世界贫富冲突将更加剧烈，资源供求的矛盾会更加突出，美国统治地位将遭到来自欧洲和亚洲挑战。与其到时被动，不如趁对手立足未稳，先行围剿。因此，美国将以打击非基督教文明的名义镇压穷国的反抗，用分而治之的古老统治术使欧亚大陆各国、各地区相互敌视。

可以预料，美国争取一极化和世界争取多极化的斗争将是二十一世纪的最大较量，较量的方式可能会有很多种，露骨的或隐晦的，大棒的或蜜糖的。人类要带着战争的真实记忆走向新世纪，不知这是对理性和道义的辛辣嘲笑？还是非得用暴力来实现对理性和道义的另一种张扬？但如果美国不放弃称霸世界战略的话，和平与发展的梦想极有可能被战争与衰退的现实所取代。

对于正在谋求发展与民族自强的中国而言，面对新的国际形势，如何在经济成长与国家安全之间、在跟随与挑战之间、在历史与未来之间，找到自己最适合的国际政治理念和谋略，将是对领导人和学者的严峻考验。

注释：

[2]塞·亨廷顿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361页。 [4]参见宋宜昌：“巴尔干撕杀为哪般？”载《舰船知识》1999年4月20日。

[5]徐小杰著《新世纪的油气地缘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4页。

[6]“西方权衡科索沃独立的危险”，美国《芝加哥论坛报》1999年3月31日。

[7] J·A·罗赛蒂著《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11页。 [9]参见J·A·罗赛蒂著《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373~374页。

[10]塞·亨廷顿：“美国国家利益的消蚀”，载《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6期，第94页。 [12]时殷弘：“西方对非西方：当今美国对华态度的根本原因”，载《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3期。

[13]参见http://www.chinabulletin.com《中国与世界》1999年第3期。

[14]参见王力雄：“西藏：二十一世纪中国的软肋”，载《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1期。